到境外走一走、看一看，曾经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如今，它不再是官员、企业家、富豪的“奢侈品”，早已飞入了寻常百姓家。据统计部门发布，仅去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国内出境游人数就达600万，再创历史新高。中国游客已成为世界各国竞相追逐、争取的对象。
记得“文革”时，若谁家有亲戚在境外，都担心因“海外关系”而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往往讳莫如深。尽管如此，“外面的风光如何”，仍然是当年许多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问。
当年，我的好几位中学校友都选择嫁给了“国际海员”。每当她们拿出一些来自国外的罐头之类用品时，总会引来不少人好奇和羡慕的眼神。改革开放初期，又有一些女同学找到了境外的对象，一去不复返。
我第一次出境是在1991年的夏天，目的地是香港。
那年，因就读某高校高级企业管理人员培训班，我得以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交流学习一个月时间。那时的香港，还未回归祖国的怀抱。为了这次香港之行，班里不少同学早早地开始了精心准备。有的托人寻找香港本地亲戚熟人，有的悄悄地去自由市场上换港币(当时还没有开放国际货币兑换)，更有甚者，一位中层干部还千辛万苦向单位借了一台摄像机。那个时候，国内也只有电视台才有这又重又笨的大家伙。对我而言，这就算是首次出境了，既兴奋又好奇。
最搞笑的是，怕到香港显得“土气”，我还特意上街买了一件时髦的“国际名牌”T恤——“梦特娇”。同学们一问我价格就笑翻了，说哪有这么便宜的名牌。
当时，我也不知道这是个“假洋鬼子”，只觉得穿着不透气。
我们是从深圳罗湖口岸入境的。当时香港还在英方统治下，海关多是“老外”把持着。我小心翼翼地递上护照，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的表情。毕竟是第一次出境，心里难免有些紧张，生怕出什么岔子。一走进香港的联检大厅，我才体会到冰火两重天的真正含义。深圳那边暑气逼人、声音嘈杂不已;这边的空调送来丝丝凉意，人们轻言细语、秩序井然。一出关，我们随即登上了舒适、安静、快捷的九广铁路列车，车子还未到沙田(香港中文大学所在车站)，我们入关时忙碌的一身汗水早已收干。
中文大学坐落在新界的半山腰，蜿蜒的山路贯穿整个校园，连通各个学院和运动场馆。登高望远，山峦翠绿，风景宜人。
因是暑期，我们便住在休假学生的宿舍里。培训课程一半是由老师授课，另一半则是参观考察香港的市政、商业和工厂。
我们参观的第一个企业是位于新界大埔工业区的嘉士伯啤酒厂。走进工厂，宛若走进了一家五星级宾馆的大堂，有沙发、吧台，还有免费招待的啤酒和花生(如今湖南的青岛、华润啤酒厂也是如此)，这令我们一行人大开眼界、直呼新鲜。我这才知晓，企业除了生产产品，还要有企业文化、企业品牌。
后来，我们又参观了位于沙田的马会俱乐部、中环的股票交易所，以及港岛的太古新城。令我惊讶的是，商场里居然还有用天然冰制成的溜冰场，穿着各式运动服装的年轻人竞相表演，给商场带来了人气和活力。而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我们只能在水磨石的地面上溜旱冰。
对于我们这帮“穷学生”来说，最吸引我们的，莫过于地处九龙旺角的“男人街”“女人街”。霓虹闪烁的夜晚、繁华拥挤的街道、“灵活机动”的商铺，各式新款服装、箱包、电子产品琳琅满目，让旺角散发出独特魅力，迎接着接踵而至的购物旅客。夜晚，因这里而变得漫长。香港由此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不夜城”。这里的货虽不正宗，但相对便宜，仿真度很高。到香港一趟，总得给家人、朋友买些伴手礼，贵的买不起，我们便只能在这里淘些“价廉物美”的小商品。现在想来，北京的秀水街、上海的华亭路服装市场，与当年的旺角还颇有些相似。
深水埗是香港最老且最贫穷的区域之一。在这里，我竟遇见了一位当年在农场的同事。记得当年，我看她十分娇小、弱不禁风，便安排她在连队的食堂干活。八十年代初，她离开农场嫁给了一位香港海员，此后便再无音讯。故人相见，她高兴万分，一定让我去家里做客。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来到了她的住所。
那是香港政府提供的公屋，一幢大楼被“切割”成几百个“鸽子笼”一般的房间，每户大约20至30平方米左右，一个卧室一个小厅，她就生活于此。
一个铁架双人床，占据了半个卧室;一台窗式空调、一台老旧电视、一台锈迹斑驳的冰箱便是家中全部的电器。此时的她，已是两个男孩的母亲，谈及过去在农场的生活，她对现状似乎已感到很满足。知道我来，她在附近的茶楼订了座，邀我和她的儿子们一起去喝早茶。我原本以为就是喝喝茶而已，谁知这一喝便是早餐连着午餐，桌上只有凤爪、叉烧等几个小吃。到了下午，我实在坐不住了，便起身告辞。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思忖，这应该就是香港的底层生活了。当我们漫步于风景优美的太平山顶时，动辄几千万、上亿元的豪宅掩映其中，奔驰、劳斯莱斯等豪车不时擦身而过;放眼望去，鳞次栉比的现代摩天大楼填满了整个港岛，维多利亚海湾碧水蓝天、白帆点点。而农场同事居住的“鸽子笼”，成为了香港繁华背后的另一面。天上人间、两个世界。她因离开农场而庆幸，殊不知，又进入了新的社会底层。想到此，我不禁感到惆怅。
在去香港前，我设法打听到一位朋友。他曾是我母校的团委书记，儒雅而机敏，几年前因继承遗产来到了香港。我俩沿着海边散步时，他落寞地告诉我，到了香港后，遗产已被叔伯们分割完毕，第一个星期还接纳了他，第二个星期为他在某企业找了份差事后便撒手不管了。
他望着对岸的万家灯火感叹：这就是东方明珠，在这群星璀璨的灯火中，不知何时有一盏是属于我的。
他的话让我刻骨铭心。
离开香港的前一夜，我冒着蒙蒙细雨，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走上拥挤的街头，最终来到了九龙火车站旧址。古老的钟楼见证着香港百年的沧桑巨变。望着对岸繁花似锦的幢幢高楼，我在台阶上一坐便是整整两个小时，脑海中不断地盘旋一个问题：
同是中国的领土，同是华人的双手，为何香港如此繁荣，而内地此时还如此落后，难道真的是人们所讲的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吗?一个连淡水也要靠内地供应的小小渔村，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它从“一无所有”到“应有尽有”。
老实说，那个晚上，我没有得出结论。我只坚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如今，离我第一次出境已经25年了，中国在这期间所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事实，早已回答了我那晚的困惑。改革、开放、心无旁骛发展经济，这就是我们成功的法宝、制胜的“关键一招”。
小平同志曾说，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实践充分证明，小平同志的预言是正确的。我无比佩服和崇敬这位开创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世纪伟人。
摄影 | 郑晓光 鲁凯 胡超群
编辑 | 罗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