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尼采所说，一个人若是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有人煞有介事的用emoji表情记录了春节长假的心态变化：从兴奋溢于言表的笑容，到拒人千里之外的愁苦，只不过用了区区十天上下，在日历上连两整行都填不满。
在电影史上的神奇之年——1994年——昆汀·塔伦蒂诺带着《低俗小说》参加斯德哥尔摩电影节，他遇到了同样前来参展的香港导演王家卫和他的《重庆森林》，用昆汀自己的话来讲，他“完全被震撼住了”，甚至“如果没有这部电影，世界上不会有人去听Califorunia Dreaming这首歌”。
在被昆汀不吝溢美之词的这部华语电影中，金城武用并不标准的粤语道出了那段著名的罐头独白：凤梨罐头的保质期是一个月，所以我告诉自己，当我买满30罐的时候，她如果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会过期。
如果每一份真挚的感情都会过期，那么萌生于北上广的每一轮思乡之情，也都会在抵达保质期之后，迅速变质。
就像在临近春节的最后半个月，朋友圈里充斥着对于滴滴的控诉，人们不再能够接受“打不到车”的生活，假装忘记这种好日子在三五年前根本就还不存在。
即便如此，一度刷屏的抱怨批评都在声音的主人们在返乡之后多半都会发现，对于滴滴的吹毛求疵显得矫情而多余。
一个从上海回到许昌的姑娘发现，在互联网渗透极其有限的家乡，自从她蹬着Christian Louboutin的漆皮高跟长靴走出火车站伊始，一切经验准则就都不管用了，她眼睁睁的看着出租车司机沿途拉了两拨乘客，她在后座被挤成一只惊恐不安的猫儿，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声量还不及她在会议室里对待乙方的十分之一——发出抗议之后，换来的是吸烟司机的吼声——“不乐意就现在下车，我都不收你钱”——和陌生乘客的嬉笑。
逃离北上广的舒畅才下眉头，逃回北上广的郁结又上心头。
传统的保守主义——如果中国仍然存在这样的图谱——总是对于宗祠结构的断层感到忧心忡忡，无论这种割裂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还是来自经济力量的腾笼换鸟。
野夫就在《乡关何处》里不无悲伤的说道：“城市化和移民，剪短了无数人的记忆，他们是没有且不需要寻觅归途的人。故乡于很多人来说，是必须要扔掉的裹脚布；仿佛不这样遗忘，他们便难以飞得更高走得更远。”
如果文科式的抒情仍然带有些许武断色彩，那么数据化的结论则更加令人结舌：截止于2015年，中国流动家庭在全国的占比已经逼近20%，以北上广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及部分沿海城市）扮演的是人口抽水机的角色，像是山东、黑龙江这样的省份，在未来四十年内将有40%-60%的劳动力人口会被北上广抽掉，成为新世代回忆中的凋零故土。
纵使是严苛而极端的户籍制度，也无法完全阻碍向远而生的流动欲望。
北上广当然并不是无原则的欢迎这种蜂拥而至的仰慕，控制人口属于地方政府的核心政绩之一，而如何不显露骨却又实有收效的驱赶那些负净值来客，则是检验执政能力的一项标准。
毫无疑问的是，上海要比北京幸运，抑或是说，北京要比上海不幸。在2015年，被称作是“魔都”的城市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连宽带山这样的本地社区都意识到硬盘数量开始减少而洋溢出扬眉吐气的气氛，反而是北京顶着遮天蔽日的雾霾气候，穷尽房控、业控、学控几乎所有手段，还是仅仅能够实现拉低增速的目标。
北京悖论甚至入围了尤瓦尔·赫拉利的选题，这个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窜红的年轻的历史学家在新作《未来简史》中提到人类陷入双重竞赛的难解问题，一边是不能停滞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一边是现有资源难以支撑的中产阶级规模扩张，就像北京的国际学校可以斥资数百万美元用圆顶帐篷将整个校园笼罩起来隔绝户外的空气，但是大多数普通居民连空气净化器的选购也要计算能够负担的价格。
我的一个朋友在书评里是这样写的：“环境污染从来难以忽视，冒着风险的抗议也不少见，但是鲜有用脚投票的现象发生，富人留在北京，是因为他们可以使用资本保护自己，穷人留在北京，是因为这里的脱贫机会最多，显然交房租要比保护环境更为重要。”
于是事情总是演化成卡尔·荣格所指的“衔尾蛇”，有始无终，循环交替。
大概也是因为终于厌倦重复表达的缘故，在这一年的春节期间，对于三四线城市的移动互联网观察内容几无踪影，据说快手都已经锁定了纳斯达克的上市进程，再去对边陲小镇里的科技生态产生猎奇，已经没有多少市场可言。
尽管互联网已经在最大程度上熨平了地理上的剪刀差——支付宝的一名员工说他在返乡过年期间甚至被读初中的侄子要求“能不能走后门给他送一张敬业福”——但是更加深邃的鸿沟，体现在从社交礼仪到价值判断的巨大断崖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