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神奇“木匠”开创我军电子对抗先河

在法国梧桐的掩映下，威海路由西向东蜿蜒而行，略成波浪弯曲的路形正如它的名字——整条路就像是一条潜伏在都市里的海岸线。这里车水马龙，兴业太古汇、上海电视台、四季酒店等上海地标性建筑汇集于此。

近百年前，一位21岁的“流浪儿”来到上海滩，很快成长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地下党员，在此后的革命战争年代，他四进四出上海，钻研无线电通信技术，为革命培养技术人员。

威海路380号

涂作潮在上海先后开过三家“公司”，一是在常德路上的“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二是威海路上的“福声无线电公司”，三是新闸路上的“闻远无线电公司”。这三家“公司”都只是招牌，在这些招牌后，涂作潮以自己高超的技能，保障着我党秘密电台的运作。其中，威海路380号，如今的上海素凯泰酒店，当年的福声公司，曾是他和李白烈士并肩筹备党的秘密电台的地方。

和很多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革命者一样，他的故事隐没在凯歌号角的背后，他的姓名没有多少人知晓，但周恩来总理给他起的绰号——“木匠”，却声名远扬。

他，是涂作潮，党内最早的秘密电台制造和修理专家，中央特科通讯科第一代技师。虽然他在上海战斗过的三处地址如今都不复存在，但威海路、常德路、新闸路这些隐匿于市中心的马路见证了当年地下党员的隐秘而伟大。

一位“木匠”开创我军电子对抗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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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进村窄窄的水泥路，《IT时报》记者找到涂作潮小儿子涂胜华历经20余年为父亲建造的“涂作潮陈列室”，陈列室位于河北燕郊西柳河屯村。这是一个和周边农居没什么区别的院落，白墙黑顶，大约200平方米的10间正房，里面摆放的全是与涂作潮相关的资料。

涂作潮陈列室 摄影：IT时报 冯诚杰

涂胜华已年过70，如今远在澳洲。4月29日晚，《IT时报》记者视频连线采访了他。在近2个小时的采访中，涂胜华回忆了父亲的点点滴滴。他告诉记者，陈列室里的出版物、照片、实物等资料超过3000份，有不少是他从俄罗斯、挪威等地搜集来的。

这座隐匿在村子里的个人纪念馆并不出名，却隐藏着涂作潮惊心动魄的一生。

1903年6月7日，涂作潮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农户之家，家境贫寒，13岁当起了木工学徒。1920年，他成为陈独秀指导成立的湖南劳工会首批会员。次年，因为参加长沙泥木工人罢工而遭到解雇。

生活无着，到处流浪。1924年，涂作潮来到中国工人运动中心——上海，在恒丰纱厂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立三。1924年4月，在蔡和森之兄蔡林蒸等人的介绍下，涂作潮加入共产党。

大革命时期的上海，处处燃烧着革命的火焰，各阶层人民群众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推动大革命运动的发展。

年少气盛的涂作潮也参与其中。五卅运动爆发期间，他曾因为一人扛着标语大旗演讲，被抓进监狱遭受酷刑，也曾因为开枪击中一个调戏女工的流氓，暴露了党员身份。此后，他被派往莫斯科学习。

1925年10月的一天，恒丰纱厂附近的黄浦江边上，一只小舢板把涂作潮等20人送上停靠在浦东的轮船。

夜幕中，轮船缓缓起航，站在甲板上的涂作潮热泪盈眶，泪水中有对未来的向往，也有对上海的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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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到莫斯科，先乘船到海参崴再转火车，行程一个多月。

1925年11月，涂作潮来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东大学习了两年多。

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在那次会议上，涂作潮见到了周恩来。 听涂作潮介绍自己的身世后，周恩来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干过木匠，我们以后叫你‘木匠’吧。”

中共六大旧址早期模样 图源：网络

当时，国内红军急需无线电通信技术人才，1929年1月，中共选派6名学员，去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涂作潮是其中之一。在那里，涂作潮专攻机务，学习如何组装、维修电台的技术。做过木匠的涂作潮触类旁通，学起机务如鱼得水。

1930年3月，涂作潮带着一身秘密工作和无线机务本领，再度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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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度回到上海，涂作潮看到的依旧是中国最繁华的都市，而当时党的地下斗争在这里风起云涌。

1928年秋，党中央开始在上海筹建秘密电台。在我党无线电通信创始人之一李强和中共第一个发报员张沈川的组织下，无线电报务员的秘密培训在上海铺开。1930年，我党的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在巨鹿路四成里建立起来，挂出的招牌是“福利电器公司”，涂作潮成为训练班的一名机务老师。

图左为李强，图右为张沈川 图源：网络

1930年12月17日，天下着蒙蒙细雨，张沈川正在指导学员练习收发报，突然，6个特务破门而入，20人被捕。当天午后，并不知情的涂作潮拎着油漆桶来到训练班，本来准备讲授用清漆消除变压器噪音的课程，可敲了半天门就是没人应。“情况不妙。”涂作潮的直觉告诉他，但此时不能跑，也不能慌张。

涂作潮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敲门，好半天，出来一个外国巡捕，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外国话。涂作潮听不懂也不敢走，他急中生智，伸手索要工钱，外国巡捕拿出工作证给他看，意思是这里不是原来的“工厂”了。但涂作潮装作坚持要进去，外国巡捕看涂作潮纠缠不清，狠命踢了他一脚，气冲冲地关上了门。

找到机会脱离险境的涂作潮不敢直接回家，他假装若无其事地在弄堂外看了一会儿卖膏药的耍把戏，确信没人盯梢，才接连换乘了两次电车，来到李强的住处，把“公司”被破坏的消息告诉了他。

这次事件对党刚刚萌芽的通信事业无疑是一次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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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红军无线电工作，党中央陆续向各主要革命根据地派遣无线电台和技术人员。福利电器公司遭到破坏后，1931年4月，涂作潮离开上海来到湘赣中央苏区，在红军总司令部电台当机务员。

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军的战利品是“一部半电台”，随着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缴获了越来越多的收发报机，第三次反“围剿”前，中央红军有5部收报机和4部发报机。之后，军委成立了无线通信材料处，涂作潮被任命为主任。

“当时，父亲最大的技术成果是将收发报机的波长在原来80~130米的基础上，增设了一个40~70米的波长。 ”涂胜华说。

缴获的战利品电台在国民党军队使用时的频率范围是80~130米波长，但涂作潮认为，如果继续使用此波长，容易被国民党监听。 于是，涂作潮将红军缴获的电台改装成“哈特莱”式，增设了40~70米之间的波长，这是红军的秘密通信频段。

红军既可以继续在80~130米的波长范围内侦听国民党军队的通报，也可以用国民党军监听红军的已知频率发出声东击西的假电报，让敌人陷入混乱，实质性的情报则在40~70米波长上发送。

江西中央苏区使用40~70米波长和上海中共中央保持联系，完全没有被敌人发现，当时用40~70米波长首次通报的内容是“弼时已安全抵达”， 这项工作也被认为是开创了我军电子对抗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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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2月，涂作潮从江西苏区只身前往2000公里开外的湘西贺龙红二方面军，九死一生，却未果。经过将近一年的颠沛流离，涂作潮第三次回到上海，在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时候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最终在中央特科的蔡叔厚帮助下，和组织重新取得了联系。

这次，涂作潮在上海待的时间并不长，在蔡叔厚的介绍下，1936年中秋节前，涂作潮化名蒋贵庭来到西安。 在那里，他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西安事变。

到达西安的第二天，刘鼎找到了他。刘鼎是涂作潮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为了跟延安沟通，刘鼎迫切需要一个自己的电台。

涂作潮仅用两天便改装成一部5瓦电台，让东北军与陕北红军联系上了。 后来，他又做了一部5瓦发射功率的交直流两用小型电台。 这部交直流两用机在西安事变中救了急，那天，刚好西安停电，这部电台由汽车电瓶供电，将捉蒋的消息发到洛川，再由洛川转发到陕北。

几天之后，刘鼎又要求涂作潮装一部能和全国通报、功率大的电台。涂作潮第一次搞大功率电台，没有合适的变压器，他就自己计算线圈匝数，亲手绕制；买不到合适的886型水银真空管，他便用4只80型号的真空管代替。一部100瓦的大功率电台在涂作潮的巧手下做成功了，信号可以发到全国大部分地区。

就这样，涂作潮单枪匹马完成了三部电台的设计和制作。在涂作潮陈列室，摆放着涂胜华四哥涂延华按原比例仿制的100瓦发报机实体模型。

让涂作潮难忘的是，在西安，他在张学良公馆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拉住涂作潮的双手，叫着他的外号“木匠”。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摸着自己的胡子问：“木匠，我的胡子这样长了，你有刮脸刀吗？”涂作潮说：“有，只是不太快。”周恩来说：“不要紧。” 接过刮脸刀，周恩来把蓄了六七年的大胡子刮干净，容光焕发地去和蒋介石谈判。

06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党的隐蔽战线重要领导人潘汉年被派往上海，涂作潮也跟着他到了上海，恢复和筹建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

1937年1月1日，涂作潮第四次回到上海，这次他化名蒋林根。此时的上海，危机四伏，半年后，全面抗战爆发。

到达上海后，涂作潮的第一功就是架设了上海与延安联系的“空中桥梁”。一天，地下党员王少春告诉他，上海地下党有一部电台出了毛病，无法联系上延安。涂作潮用两天时间对电台进行了改装，电台终于“起死回生”。

在进行地下工作的同时，涂作潮还在赫脱路（现常德路）572号租了个门面， 1937年下半年，这家名为“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的店铺开张。

如今的常德路（原赫脱路） 摄影：IT时报 冯诚杰

“当时上海出现一种名为超外差收音机的时髦东西，父亲只会修理老式收音机，很容易穿帮。”涂胜华说，为此，涂作潮恶补超外差收音机修理技术，他花6元买了一台旧收音机，改装成效果较好的中短波超外差收音机，还经常去虬江路上上海最好的一家无线电修理行，隔着玻璃“偷师学艺”，很快成了个中能手，名声也传了出去。

但涂作潮还有一个容易让人起疑的地方：这个“小老板”已经三十多岁了，却还是光棍一条，因为独身而被人怀疑过其身份。为此，涂作潮把婚事提上“议事日程”，通过自己的房客，他结识了妻子张小梅。张小梅的前夫患肺结核去世，带着涂胜华同母异父的大哥艰难度日。

涂胜华说父母是“真夫妻，假同志” ，他们真的结婚，育有5个子女，但母亲对父亲的真实工作、真实身份乃至真实姓名却一无所知，对父亲摆弄的电子零件更是一窍不通，涂作潮的择偶标准中有一条：必须是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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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全面抗战8年，上海也沦陷了8年，日寇铁蹄下的上海充斥着血雨腥风，情报工作更显重要。

1939年冬，一位30岁的年轻人走进恒利公司，他就是涂作潮在中央红军第二批无线电训练班时的12名学员之一——李白。组织上希望涂作潮把李白培训成一个擅长报务和机务的全能无线电人员。

为此，涂作潮卖掉了恒利公司，和李白在威海卫路338号（现威海路380号上海素凯泰酒店）租了两间店面，成立了“福声无线电公司”。在涂作潮陈列室，摆放着一个按20:1的比例制作的福声无线电公司模型，一幢小楼，白墙黑顶红窗，上面写着“福声无线电公司”，制作、维修、隐蔽中共在上海的多处秘密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