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满溢热情的人该是什么样？直到认识了余国良。
初闻余国良博士的名字，是在我踏入行业后不久，生物学家、连续创业者、投资人等多个跨行业名号累加在同一人身上，让人不由得感叹“这是个多么杰出的人物！”；再了解余博，是拜读过宁静的《遇见创新者2》之后，从她的笔下感受到，每一次创业对他而言都是一次全新的探险，每一个细节都仿佛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这让我对他非凡的热情和投入的源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幸运的是，在第一次与余博的面对面交流中，就听到了期待已久的答案。
“要走现在没人走，但未来必须走的路！”
回想起十年前，在国内市场肿瘤药物“实力碾压”自免药物的当时，裘霁宛和余国良博士毅然决定脱离肿瘤赛道，转身拥抱自身免疫疾病这块价值洼地，
最终成就了估值8年翻40倍、现如今被称为“自免第一股”的荃信生物
。
余博坦言，选择一条尚未有人走过的道路，意味着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他幽默地用华尔街的俚语“new kid on the block”来形容自己的公司——冠科美博在美股市场中的地位，暗示作为新来者，他们需要面对更多的考验和竞争。
“或许是资本寒冬的到来让很多biotech陷入迷茫，不知道如何渡过难关，只能在短期内将产品授权作为生存手段。而我认为除此之外，
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好的科学及技术实现价值最大化
。在这方面，冠科美博的故事也可以算作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也希望通过这个故事能够为biotech们引导如何走接下来的路，如何去面对惨淡的现实提供更加理性的思考”。
“ADC的风确实很大，但我选择做靶向治疗”
想必也有好多人也曾有过疑问，在ADC出海潮火热的当下，余博难道不眼红吗？
但他却认为，每个药物总归有自己的局限性。以大火的ADC为例，最大的矛盾之一就是靶点有限。 仅HER2 和 TROP2两个靶点就占据临床开发中所有 ADC 项目的 20%，在如此拥挤的靶点空间中持续投资，最后为患者带来的疾病改善效果只能是微乎其微。而靶向治疗却在之前无法解决的问题上表现出了更大的潜力。
拿奥希替尼来说，哪怕临床疗效再好，患者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就会逐渐产生耐药性，以至于现如今共开发出三代乃至四代EGFR抑制剂来与肿瘤突变相搏弈。然而，当肿瘤的基因突变以外，它可能会激活另一条激酶信号通路，导致癌细胞继续不受控制地生长和繁殖。
而常见激活这条通道的关键靶点就是C-Met。
冠科美博的核心管线Vebreltinib（APL-101），作为一种具有高度选择性和强效作用的C-Met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专门针对多种肿瘤中异常活跃的C-Met信号通路
，并于近两年不断取得里程碑式的成果。
与默克/Tepotinib、诺华/Capmatinib、和黄医药/AZ/赛沃替尼等已获批上市的同类竞品相比，
APL-101在Met外显子14跳跃突变NSCLC一线患者的ORR为66.2%， DOR为16.5个月，疾病控制率达到94%。二线以上患者ORR为61.1%，DOR为16.7个月，疾病控制率达到83.3%。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
APL-101对没有基因扩增的肿瘤患者（约占90%）显示出显著的疗效，这是Capmatinib未曾实现的
”。余博补充道：“通常，NSCLC患者的基因变异类型多样，包括外显子14跳跃，基因融合和基因扩增等。根据文献报道，大约90%的患者仅存在单一的基因变异，即外显子14跳跃，而仅有10%左右的患者同时伴有基因扩增”
“在临床实践中，有时会将这两种情况混淆。例如，诺华的capmatinib在临床试验设计，选取了同时存在外显子14跳跃和基因扩增的患者群体。确实，当两种变异共存时，药物的疗效会显著提高。然而这种治疗策略只惠及到10%的患者群体，并没有覆盖到大多数（90%）患者。因此相比之下，
APL-101无所谓患者是单一突变还是两种突变共存，都具有十分显著的治疗效果。这一数据在目前的药物研究中尚无先例，同样也是APL-101的独特优势。
”
除此之外，余博还提到APL-101在美国申报中同样也得到了FDA的支持。
“在与FDA的深入沟通中， FDA为我们也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尤其是没有要求我们进行三期双盲试验。一方面考虑到患者群体的多样性，进行这样的比较在现实中并不切实际；另一方面，
FDA已经充分认识到了APL-101的独特之处和差异化优势
。这对我们公司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认可，也是我们研发道路上的一个关键里程碑”。
的确，从多维角度来看APL-101，不仅在疗效以及适应症布局上做到了极致，连临床数据都做到了中国和国际病人数各一半。可以说冠科美博开展的全球性同步临床研究，不仅是中国创新药物走向国际市场的一次意义深远的飞跃，更是在拉进与国际发展路径上迈出的关键一步。可喜的是
冠科美博的中国合作伙伴鞍石生物已经获得中国药监局Vebreltinib的两个适应症：cMET外显子14跳跃非小细胞肺癌和cMET融合脑胶质瘤。
如果说有着“BIC”潜力的APL-101在精品辈出的美股市场仍不能够炸起水花，那在冠科美博管线中进展最快，且有着“FIC”标签的APL-106呢？
“严格来说，APL-106本身并没有抗癌能力
，因为它是一款抗癌促进剂
，并且是我‘淘来的’”说起往事，余博津津有味地回忆：“那是在20多年前，我在北京的一家酒馆里遇到一名老外，机缘巧合之下聊到他是做黏附蛋白研究的。当时的科学认为，基于黏附蛋白在肿瘤细胞黏附和扩散中的作用，如果能够抑制这些蛋白，就有机会限制肿瘤细胞的运动和转移”。
“要知道这可是一个完全崭新的、没有人去探索过的一个新的抗癌机理。而在20多年后我一个朋友跟我说起这件事，我才知道当初在酒吧遇到的这个老外就是John Magnani，也是GlycoMimetics的创始人”。余博激动起来，“
通过抑制血管内皮细胞上的E-selectin（一种黏附蛋白），有助于阻止肿瘤细胞通过血管内壁细胞进行扩散和躲藏，这是一个前沿且未被开发的领域
，而我也是花费了一番力气才最终与GlycoMimetics达成授权合作”。
对于APL-106的创新性，FDA与CDE都给予了双重认可。
2017年，美国FDA授予Uproleselan(APL-106)治疗成人复发或难治性AML突破性疗法认定；2021年1月，Uproleselan注射液用于治疗成人复发或难治性AML的治疗被CDE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
能得到中美两国的政策支持，也从侧面证明了该药物极为创新的科学原理和巨大的临床需求。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大家都知道是药三分毒。而在临床中最常见的化疗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口腔和肠道的黏膜炎，致使病人十分痛苦。”说到这里余博严肃了起来，“但APL-106不仅没有副作用，反而能够大大的减缓黏膜炎的发生率，提升患者的用药依从性，可想而知这款药物成功后的前景十分明朗。”
而冠科美博也于去年12月份，在中国完成140例Uproleselan在中国的R/R AML的Ⅲ期桥接研究患者入组。在等待国际研究成果期间，余博表示既紧张又期待，毕竟文献记载R/R AML患者的平均生存期仅为4至6个月，而GlycoMimetics自试验开始至今已过去三年，加之需等待80%的受试患者去世后才能进行数据解盲的试验设计，让人不禁对Uproleselan无限遐想。
但创新药“九死一生”的现实往往更加残酷。
就在近日（5月6日），伴随着GlycoMimetics公布Uproleselan治疗复发性/难治性AML的三期解盲，数据显示未达到终点目标，APL-106前行的阻力也应声增大。
回看过往，在PD-1光鲜亮丽的背后有的是20多场失败的临床试验；青蒿素走向世界的背后也遍布伤痕；青霉素的发现更是基于一场偶然的“失误”。也正如曾两获诺奖的夏普利斯公开谈论创新时所讲的：
如果想发现新事物，第一步就是要学会与不确定性共存，并学会接受失败如常
，因为寻找未知事物的风险就像成为一名从不系安全绳的高空杂技演员一样大。而在创新药研发途中，这句话同样适用。
FIC药物作为一把双刃剑，在享受其所带来的梦幻暴利之前必然要先经过高研发风险的洗礼。
“但不管怎样，就E-selectin的机理而言，GlycoMimetics经营了20多年才走到今天的位置。在取得成功之前，没有biotech敢于在这一方向探索”。
而这恰恰印证了余博最初的理念，不愿重复他人的足迹。即便这个过程很累、一路披荆斩棘，但也使得最终的成就更加珍贵和有意义。
正如强者总是孤独的，走在科学前沿的“狂人”注定也会更加不被理解。
纵观冠科美博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不仅在管线的布局上选择了一条与主流趋势相悖的道路，公司对自身发展节奏的把控以及对资本市场时机的独立判断，也使得其选择了一个非顺应时代发展大潮的上市时间。
2023年，地缘政治冲突、美元加息引起的流动性收紧、不断加重的债务负担，全球经济发展前路乌云密布。在行业政策面和资本面双重压力下，对于任何一家biotech来说都不是最佳的美股上市时刻。但余博却在此时选择了借壳SPAC加速于纳斯达克上市。
“逆流而上确实充满挑战，但我更多是出于对长远增长的考虑。相比于A股，纳斯达克的开放性和对价格波动的容忍度会更高。毕竟冠科美博高点接近50美元，低点才0.5美元，我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大家学着去接受。”余博大笑道：“另外，在我曾做过的分析中，
上市公司与未上市公司的差异不仅仅是融资机会的增加，BD机会更是提升了十多倍
，这对于公司来说极为重要。”
在波橘云诡的市场中，余博同样总结出了自己的人生经验。“我个人认为，无论是经营公司还是选择公司上市，市场低谷期并不是一个错误的时机，反而对团队来说是一种极好的锻炼。相反，如果在市场高峰期进行经营活动，那么公司可能就会面临持续的下行压力，资金迅速耗尽后在逆境中会更难生存”。
余博认为，现有的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将持续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剧。
而破局的关键点，则在于“真创新”
。
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地缘政治阻碍的，往往是创新的深度和质量不足的药物。当实际的医疗价值超越政治因素时，在这一层面上，地缘政治是难以阻挡的。
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深入交谈后，余博在我心中的形象已经悄然转变为“斜杠男孩”。之所以用 “男孩”一词来形容，是因为他在描述创新药物的广阔前景时，眼中闪烁的光芒与孩童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如出一辙。
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家公司而去反复创业，他的初心就是为了将创新药出海，将其受惠于全世界的患者群体”。而也正是在如余博这种“热血男孩”的不断带领下，中国创新药物的研发与应用才得以稳步前行，逐渐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
与此同时，
5月15-16日柏思荟bioSeedin
将于
上海浦东文华东方酒店
举办
第四届DJSeedin创新合作峰会
，旨在搭建创新药交易、合作、融资平台，
届时余国良博士也将作为嘉宾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讲，更有
1000+ BD
和投资人
参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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