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浩视点 | 新《公司法》背景下有限公司股东查阅权行使中“不正当目的”的认定与适用研究

利益衡量的实质是一种法院判案的思考方法。[注30]不同于概念法学所希冀的通过三段论的方法进行判断，便可得出机械的、形式的结论。利益衡量要求着重利益在法律适用中的地位，强调司法参与者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注31]具体到股东知情权纠纷中，由于新《公司法》对股东利益保护的倾斜，导致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天平存在失衡风险。因此，有必要通过司法调整以实现二者利益的再平衡，一方面通过统一认定标准，以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同案同判，为公司举证提供必要参考。另一方面，将正当目的审查作为平衡股东与公司利益的程序性限制，并将查阅的范围限于实现查阅目的的必要范围。具体可以通过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及灵活适用《公司法解释（四）》加以实现。

(一) 对“不正当目的”条款认定标准的再解释

关于“不正当目的”的判定不应仅仅停留在理论原则与一般性标准层面，而必须结合具体的公司运营背景与股东行为表现，深入剖析其主观意图。实践中，当公司作为被告，面临证明股东查阅行为具有“不正当目的”及可能对公司利益造成损害的举证责任时，单纯依赖股东提供的笼统目的声明及查阅行为本身作为证据，几乎如同空中楼阁般难以实现。因此，公司不得不寻求其他途径搜集证据，以证实股东的非正当意图。从已有的案例来看，公司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构建其抗辩证据链：一是股东过去的行为记录，尤其是那些可能显示出其滥用权利倾向的行为实例；二是股东及其关联人士（如家庭成员）是否存在从事与公司业务构成实质性竞争关系的经营活动。后者作为《公司法解释（四）》所列明的股东具有不正当目的情形之一，亦是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较常采纳的抗辩理由。然而，关于其认定标准却尚未统一，亟待进一步厘清与阐明。

1.近亲属自营或为他人经营的适用条款界定

《公司法解释（四）》第8条第1款提及实质性竞争关系成立前提应当是“股东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涉及行为类型包括“自营”与“为他人经营”两种行为。“自营”按照文义解释，是公司股东自己经营本公司以外的名义，对于股东作为隐名股东或者以他人名义开展的与公司具有实质竞争性的业务是否应当属于“自营”范围，考虑到不论是隐名股东还是以他人名义经营公司，并不妨碍股东作为实际决策人管理并运营公司，因此应当一并纳入自营范畴，作为直接经营的一种特殊形态。“为他人经营”主要指股东作为董事、监事、高管等（不包括普通员工）深度参与公司运营决策，且该公司与股东持股公司具有直接或间接的竞争关系。[注32]

实践中，股东或许考虑到了查阅权受限这一情形，因此从已有判例来看，股东大多并未直接持有具有竞争关系的公司的股份，而是由近亲属代持，抑或者股东并未直接参与相关公司的经营，而是由近亲属代为参与。[注33]因此也产生了上述情形究竟应当适用《公司法解释（四）》第8条第1款还是第2款的争议。若一味适用“实质性竞争关系”条款，难免导致对法条的过度解读。此外，考虑到股东与近亲属虽然作为独立个体，但通常存在利益关联，若近亲属存在上述“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之情况，股东查阅所得信息很可能传递给近亲属。因此应当优先适用《公司法解释（四）》第8条第2款“向他人通报信息”条款，在此基础上，若被告公司证明上述公司与其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且存在股东近亲属“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之情形，应当初步认定股东存在“不正当目的”。若股东不能举证并无通报目的，公司则面临举证不足的风险，若公司不能够进一步证明股东确有通报意愿且可能损害公司利益，股东查阅权应予支持。

2.“经营”与“投资”辨析

早在《公司法解释（四）》出台不久，便有学者建议在学理上区分“投资”与“经营”，如股东投资但未参与经营两家以上互有竞争关系的公司，并不当然丧失查账权。[注34]尽管有意见赞同明确区分“经营”与“投资”的正面价值，指出这种区分能够促进市场多元与资本的有效流动，反对声音则强调，当投资方股东持有的股权比例达到显著水平，足以在竞争公司内部施加实际影响时，情况则变得复杂。这类高持股比例的投资股东，即便不直接参与日常经营管理，其决策导向亦能显著导向竞争公司的战略方向，间接助力其获取竞争优势，进而可能损害本公司的市场地位与利益。[注35]基于这一视角，此类投资行为的影响力可媲美直接经营管理的角色，理应被纳入“经营”范畴加以考量，以全面评估其对本企业的潜在影响。然而，考虑到法人公司或部分专业投资者通常专注于某一领域，持股多家同行业公司属常见现象，若因此便认定具有“股东自营”行为，无疑是对其查阅权的不合理限制。此外，通过梳理现有案例发现，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股东同时投资于两家存在潜在竞争关系的企业的情况并不普遍。法庭在审理相关案件时，主要聚焦于股东是否参与竞争对手公司经营管理，以及这两家公司之间是否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而对于仅作为财务投资人的股东及其纯粹的持股行为，往往未将其纳入严格的司法审查范畴。这表明，在处理这类投资行为的法律实践中，重点仍集中于直接的经营管理与实质性的市场竞争分析上。[注36]

综上，在认定股东的“经营行为”时应谨慎扩展至“投资”范畴，并将其纳入抗辩意见，只要当原告股东持股比例足以控制公司时，即使其未参与经营，仍应当将其视作“股东自营”，据此认定查阅具有第1款规定之“不正当目的”。

3.“与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的标准

关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判断标准，是指企业为完成其经营目标而从事的日常活动中的主要活动，形式上可根据企业营业执照上规定的主要业务来判断，实质上则应主要看该项业务实际上对公司稳定利润的贡献，以及在营业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注37]在司法实践中，主营业务通常非争议核心，关于“实质性竞争关系”的认定才是证成股东具有“不正当目的”的难点所在。

现有法律仅规定了“竞争关系”的定义，[注38]但由此可推知，所谓“实质性竞争关系”应当是在已有竞争关系上设立的更为严格的认定标准，通常涉及经营范围、商品种类、经营区域和时间四个方面。对此，另有主张应将客户群体相似度及商业利益关联度一并纳入考察范围，[注39]但考虑到某一行业客户群体存在一定程度重叠在所难免，而商业利益关联度更是由于缺乏客观权威标准而难以实现，因此，本文并未将其纳入讨论范畴。司法实践中，法院认定标准的宽严程度不同，“实质性竞争关系”的判定标准亦有不同。较为宽松的，通常认为经营范围存在重合即能够认定二者具有竞业关系。[注40]较为严格的，则需要综合考虑两公司经核准的经营范围、现状及地点等经营情况，以及具体经营产品或项目，两公司设立时间先后、原告在另一公司的任职或投资情况来综合认定二者是否构成“实质性竞争关系”。

通过前文所述可知，经营范围通常并非股东知情权纠纷中主要的争议焦点，因而判断二者是否具有“实质性竞争关系”的关键在于对商品种类、经营区域和时间三个方面。在商品相似性判断中，应考察其可替代性，即面向相同客户群体、价格差距不大。至于经营区域，若市场进入壁垒较低或未来进入可能性大，即使当前两公司地域不同，仍可能构成竞争关系，此时法院在支持股东查阅权时应审慎考虑。若竞争公司在时间上已不存在或停止经营，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风险，可支持股东查阅。

(二) 对“不正当目的”条款适用标准的完善

1.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

新《公司法》承继了旧有的关于“不正当目的”条款的规定，要求公司应当就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具有的不正当目的承担举证责任。实践中，绝大部分法院亦认可股东仅负有“正当目的”的说明义务，而公司应当对“不正当目的”之抗辩履行举证义务。但实践中，由于股东说明义务履行程度缺乏相应明确，具有高度概括性，无法体现其是否善意且无害于公司，甚至无法证明其与实现股东利益密切相关且必要。[注41]这也导致公司就不正当目的举证时亦缺乏指向性。此外，多数法院认为股东在完成书面说明义务后便应被推定具有“正当目的”，这一“股东利益保护优先”的司法倾向更加不合理地加重了公司的举证负担。

根据民事举证证明责任的一般分配原则，[注42]股东查阅会计账簿的要件事实包含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和说明目的。此处的说明目的显然应当解释为正当目的。因此，股东行使会计账簿查阅权，应当对其正当查阅目的负举证证明责任。[注43]也即股东应当阐明他查阅和复制这些文件的目的，并且此种目的阐明应当是合理的、具体的，所查阅的记录同他所欲达到的目的具有直接的关系。[注44]实践中，部分地方已然认识到股东有责任说明其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目的，并告知所查阅的内容与该目的具有何种直接关系。[注45]

在股东说明其查阅目的后，公司认为查阅目的不具有正当性的，属于对对方主张事实的否认。在民事诉讼中，否认者无需承担证明责任，只需提供相应证据进行否认即可。公司否认股东查阅会计账簿的正当性，需提供证据否认，其提供的否认证据只需达到证明査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可能即可达到否认的法律效果，无需证明实际损害公司利益。也即将正当目的作为平衡股东与公司利益的程序性限制，查阅的范围限于实现查阅目的的必要范围。[注46]

然而，实际上，除了公司多年未分红以及公司存在大额资金流出、抽逃资金等损害股东权益行为，其他目的对于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而言并非必要理由。例如，以了解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行使查阅权，则通过行使绝对知情权股东便可以了解其所欲知悉的相关信息，若股东认为公司财务报告信息不实需要查阅上述财务信息的，则股东至少要指出财务报告的不实之处，并在财务报告不实的范围内就相关账簿或者会计凭证进行查阅，而不能无限制地查阅所有账簿和凭证。[注47]再如，股东以评估股票价格为目的行使查阅权，查阅市场一般规则可以确定股价所需要的财务信息即可。如此，以正当目的为基础，引入比例原则保证股东查阅权范围应当与其预期目标相匹配，方能保证诉讼过程中，双方利益的均衡保护。

2.以“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为核心构建兜底条款适用标准

“不正当目的”作为主观性较强的法律概念，其边界难以精确框定，仅将其粗略归纳为三种具体场景显然已无法满足现实需求。为此，立法者引入兜底条款，旨在为法律规范适应社会发展预留弹性，填补可能出现的法律真空，并赋予司法者在处理复杂疑难案件时一定的解释与适用自由，以确保判决的合理性和法律的稳定性。适用兜底条款的情形，应与同条款中已经明确列举的情形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价值，在性质、影响程度等方面具有一致性。[注48]具体而言，第一，列举条款优先适用规则。唯在没有列举条款可供适用时，兜底条款方有适用之可能。第二，遵循同类解释原则。适用兜底条款，必须从列举条款的列举情形中归纳出统一的适用标准，将拟适用的情形与该标准对照，得出兜底条款能否适用的结论。第三，符合立法目的规则。适用兜底条款不得违背立法目的，并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在实践中，由于未能遵循同类解释原则归纳出“不正当目的”的统一适用条款，导致股东查阅权相关的兜底条款往往受到过于保守的运用。为充分发挥兜底条款的科学效用，有必要对其中“其他不正当目的”这一兜底表述进行明确阐释，确立其适用标准。作为一种应对现实生活中无法详尽预见的各种情形的立法手段，兜底条款旨在涵盖未被明确列出的同类情况，对列举条目起到补充和扩展作用。因此，只有在具体案例无法直接对应于已列举的三种不正当目的时，才有必要探讨是否援引“其他不正当目的”兜底条款。根据同类解释原则，尽管列举的各个情况看似不同，但它们共同体现了某种贯穿于各类示例之中的核心准则。在诠释兜底条款时，务必遵循并参照这一隐含的统一标准。

由于“向他人通报信息”以及“三年内曾向他人通报信息”本质都是商业间谍行为的体现，因此，在明确上述条款背后隐含的统一标准时，仅需重点关注“实质性竞争关系”及“向他人通报信息”两种情形即可，细究其本质，可以发现，二者的本质都属于典型的可能损害公司利益行为。具体而言，股东查阅权的行使不应泄露公司秘密、不应影响公司运营效率、不应损害公共利益。[注49]故而，应当以“公司利益是否受损”这一客观标准作为判断是否适用兜底条款的依据，若公司能够举证股东查阅行为可能造成公司利益受损，且该行为不属于上述三种情形的任意一种的，应当认定其属于兜底条款的适用范围。简言之，兜底条款的适用应严格限定于股东行使查阅权可能带来的对公司合法利益的实际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