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中央罕见点赞“状元实业家”, 有何深意? | 文化纵横
张謇 （清末民初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
张謇[jiǎn]（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号啬庵。祖籍江苏常熟土竹山，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生于江苏省海门直隶厅长乐镇（今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同治十二年（1873年）归籍通州。[1-10] 光绪二十年（1894年）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
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謇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奉张之洞之命创办大生纱厂。民国元年（1912年），起草清帝退位诏书，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同年，改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民国4年（1915年），因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部分要求，张謇愤然辞职。民国8年（1919年），建成南通更俗剧场。民国11年（1922年），棉纺织业危机，导致张謇的事业全面崩盘，大生纱厂走向衰落。民国15年（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11]
张謇主张 “实业救国”，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
元末明初，张謇祖先因避兵乱从常熟土竹山迁至通州金沙场（今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定居在今三姓街村；张謇的高祖张元臣（字西园）原住在石港镇，清乾隆年间迁到金沙东五里庙河南瞿家园；祖父张朝彦于嘉庆年间迁至西亭镇；父亲张彭年曾侨居常乐镇并于此纳东台金氏为二房。[8] [10]
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卯时，张謇在侨居地海门厅长乐镇（今海门区常乐镇）敦裕堂内出生，排行第四，其生母即为金氏夫人。[10] 张謇4岁时起，父亲张彭年开始教他学习《千字文》。到5岁，张謇已经可以完整无误地背诵《千字文》，于是父亲命他随三个兄长入私塾，从海门邱大璋先生读书，并为其取名吴起元。[8] 至10岁时，张謇已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等蒙学的基本书籍。[14] 12岁时，父亲张彭年自辟家塾，延请老家西亭镇宋效祁先生教授孩子。14岁时，因宋效祁病故，父亲命他背着书箱前往西亭，从宋效祁的从子宋琳读书。
同治七年（1868年），张謇准备考秀才，但是张家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也就是所谓的“冷籍”。按照当地的科举习俗，冷籍需要多付出报考费。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老师宋琳安排，结识了邻近如皋县的张驹。张驹同意张謇冒充他的孙子， [15] 以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第二年在如皋考中秀才。从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得中。但是从此如皋县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连续索要钱物，最后索性把张謇软禁在学宫居仁斋里，并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说：“张育才忤逆不孝”，要革去他的秀才，还要下狱问罪。这场诉讼延续数年，令张謇十分狼狈，家道也因此困顿。幸而张謇的老师们爱惜他的才华，为他四处斡旋。当时的通州知州孙云锦也出面为他调解，将此事上报给江苏学政，继而上书礼部。直到张謇20岁时，此案终于告终，礼部同意张謇重填履历，撤销控案，恢复通州原籍。
元末明初，张謇祖先因避兵乱从常熟土竹山迁至通州金沙场（今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定居在今三姓街村；张謇的高祖张元臣（字西园）原住在石港镇，清乾隆年间迁到金沙东五里庙河南瞿家园；祖父张朝彦于嘉庆年间迁至西亭镇；父亲张彭年曾侨居常乐镇并于此纳东台金氏为二房。[8] [10]
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卯时，张謇在侨居地海门厅长乐镇（今海门区常乐镇）敦裕堂内出生，排行第四，其生母即为金氏夫人。[10] 张謇4岁时起，父亲张彭年开始教他学习《千字文》。到5岁，张謇已经可以完整无误地背诵《千字文》，于是父亲命他随三个兄长入私塾，从海门邱大璋先生读书，并为其取名吴起元。[8] 至10岁时，张謇已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等蒙学的基本书籍。[14] 12岁时，父亲张彭年自辟家塾，延请老家西亭镇宋效祁先生教授孩子。14岁时，因宋效祁病故，父亲命他背着书箱前往西亭，从宋效祁的从子宋琳读书。
幕僚生涯
同治七年（1868年），张謇准备考秀才，但是张家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也就是所谓的“冷籍”。按照当地的科举习俗，冷籍需要多付出报考费。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老师宋琳安排，结识了邻近如皋县的张驹。张驹同意张謇冒充他的孙子， [15] 以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第二年在如皋考中秀才。从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得中。但是从此如皋县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连续索要钱物，最后索性把张謇软禁在学宫居仁斋里，并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说：“张育才忤逆不孝”，要革去他的秀才，还要下狱问罪。这场诉讼延续数年，令张謇十分狼狈，家道也因此困顿。幸而张謇的老师们爱惜他的才华，为他四处斡旋。当时的通州知州孙云锦也出面为他调解，将此事上报给江苏学政，继而上书礼部。直到张謇20岁时，此案终于告终，礼部同意张謇重填履历，撤销控案，恢复通州原籍。
高中状元
光绪十一年（1885年），因孙云锦出任江宁府尹，子弟依例回避，张謇转赴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录取为“第二名”，时称“南元”。但是从1885年到1894年，整整十年中间，张謇一次又一次参加“会试”，结果都是名落孙山。[17]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謇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职，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又应聘先后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18]
光绪二十年（1894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这次在礼部会试，张謇被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了一等第十名。四月殿试时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光绪帝争取若干实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以主战著称，曾单独上书参劾李鸿章。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16]
兴办实业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但由于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3月，张之洞向朝廷请示，委派张謇在通州兴办纱厂，张謇慨然应允；同年夏，张謇为张之洞起草了《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针对《马关条约》的后果，提出速讲商务、广开学堂、修建铁路等九条建议；[19] 10月，列名上海强学会。[20]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张謇选定水陆交通方便的唐家闸为厂址筹建纱厂，起初张謇决定纱厂是纯粹的商办，他计划筹款60万两，沪股40万两，通股20万两，相应设立沪通董事各三人，由通州董事先付款购买土地施工建厂。然而沪董的股款一直未到，工程只好停滞。为了筹款，张謇奔走于南京、湖北、上海、通海各地，心力憔悴。无奈之下，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做主，将之前张之洞用官款购买、搁置在上海码头三年的美国纱机作价50万两入股，这样大生纱厂便改为官商合办。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盛宣怀和张謇均分官机，作价25万两，官股只是“按年取息，不问盈亏”，是为“绅领商办”。此外，盛宣怀答应代筹25万两营运资金。于是，这年底，纱厂动工建造厂基。此时，纱厂最缺的是流动资金，盛宣怀代筹款不过是一句空言，而各项用款开支很大。从1898年农历十一月十二至二十五，14天之内，张謇给刘坤一连发五封信，给张之洞、盛宣怀发三件函电，乞求以地方公款解救燃眉之急。[19]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闰三月，张謇因丁忧期满，按照惯例回京到翰林院销假。此时正是帝后两党激战方酣，维新派则爆发出强烈的政治热情。张謇协助老师翁同龢，上了不少奏议，敦促朝廷调整政策，促进工商业发展。不久翁同龢却被慈禧罢官。张謇闻讯作《奉送松禅老人归虞山》诗赠翁同龢，并前往火车站泣泪送别。翁同龢的遭遇，使张謇目睹了官场的险恶；7月21日，张謇也借故请假南归，继续他的“实业救国”。
光绪二十五年（1899）4月，拥有2.04万纱锭的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开车试生产时，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甚至没有资金购买棉花当原料。张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向股东告急，无人响应；而打算将厂房出租却又遭到恶意杀价。在走投无路之际，张謇接受商董沈敬夫的建议，破釜沉舟，全面投产，用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幸而随后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不但使工厂得以正常生产，而且还略有结余。大生纱厂终于生存了下来。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21]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刘坤一、张之洞倡导“东南互保”，张謇是暗中牵线人之一。[22]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张謇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家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他还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又在天生港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张謇除在通海、盐阜等地区围垦大片土地、开办盐垦公司外，在东台县境曾和他的哥哥张詧共同办过大赉（民国6年设于角斜）、大丰（民国7年设于西团）、通遂（民国8年设于沈灶）、中孚（又称通济，民国8年设于潘家 ）等4所公司。这些公司投资多的超过百万元，少的数十万元，垦地数十万亩。废灶兴垦，发展棉植，解决了办纱厂所需要的原料。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5月，张謇应邀参观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详尽考察了实业、教育，他对明治维新的效果赞叹有加。[23]
光绪三十年（1904年）3月1日，清廷发布上谕，加赏张謇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19] 同年，大生纱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同年，张謇创办了南通大达轮步（步即局），先开辟了外江航线。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张謇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家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他还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又在天生港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张謇除在通海、盐阜等地区围垦大片土地、开办盐垦公司外，在东台县境曾和他的哥哥张詧共同办过大赉（民国6年设于角斜）、大丰（民国7年设于西团）、通遂（民国8年设于沈灶）、中孚（又称通济，民国8年设于潘家 ）等4所公司。这些公司投资多的超过百万元，少的数十万元，垦地数十万亩。废灶兴垦，发展棉植，解决了办纱厂所需要的原料。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5月，张謇应邀参观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详尽考察了实业、教育，他对明治维新的效果赞叹有加。[23]
光绪三十年（1904年）3月1日，清廷发布上谕，加赏张謇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19] 同年，大生纱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同年，张謇创办了南通大达轮步（步即局），先开辟了外江航线。
宣统元年（1909年）10月14日，张謇被公推为江苏谘议局议长，随即开始酝酿奏请朝廷速开国会。两个月后，在张謇的倡导下，一个由十六省代表组成的国会请愿团向北京进发。宣统二年（1910年）1月，请愿团抵京，发起国会请愿活动。清廷先劝慰了一番之后，以筹备尚不充分为由，驳回请求。5月，发起第二次请愿发动，再次被驳回。10月，发起第三次请愿发动。[23] 同年，创办了南通电灯厂，南通市区开始用电灯照明。
宣统三年（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
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张謇起草了退位诏书；随后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 [11] ；同年，改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
民国二年（1913年），建立大聪电话公司，创办南通城乡邮政和电话业务。
民国3年（1914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
民国4年（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第一至四条号要求时，张謇愤然辞职，在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前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以他任两淮盐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门口河南创办了泰属贫民工场一所，建房80余间，占地30亩，雇工进行毛巾、藤器、缝纫等的生产。
民国5年（1916年），张謇建立第一所民办气象台。
民国7年（1918年）10月23日，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25]
民国8年（1919年），张謇将上海人姚祥堂招股筹建的东台荣泰电气公司承购下来，改名为东明电气公司，并增加股金，添置机件，于当年秋开始发电，解决了解决了东台用电的困难。[26] 同年，建成南通更俗剧场。
民国9年（1920年），张謇发起组织“苏社”。[19]
民国10年（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
民国11年（1922年），北京、上海报纸举办民意测验，张謇以最高票当选为民众“最敬仰之人物”。[19] 同年，棉纺织业危机，导致他的事业全面崩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没有为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帮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纪20年代初也发生过一次经济恐慌，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紧急救济措施，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业、商业银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摆脱了困境。有了日本政府的支持，在随后的中日纱厂竞争中迅速拖垮了大生。[28] 无奈之下，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资金始终没有盼来，张謇向美国资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时已债台高筑，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29]
民国15年（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
甲午战争后，张謇弃政从商，他鲜明地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他从筹办南通大生纱厂始，陆续兴办了数十个企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实业家。其“实业救国”包含以下几点重要内容：
第一，张謇认为经济才是根本。
第二，张謇是一位坚决的重工主义者。他很重视采用新工艺、新技术。
第三，张謇鼓吹“棉铁主义”，这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产业政策。“棉铁主义”的产业政策是既可以解决对外贸易逆差问题，又切合时宜的工业化路线。西方第一次工业化是从轻工业（以纺织工业为主）开始的；后来苏联反其道而行之，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张謇高明之处在于没有照抄照搬洋人的办法，而是实行符合国情及19世纪末世界潮流的轻重工业并举的“棉铁政策”。
第四，张謇善于利用多年从政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力争官方支持，发展民间资本。例如，张謇同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的特殊关系，对于他投身实业、创办大生纱厂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张謇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曾被清政府任命为商部头等顾问官，民国元年（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但是，他跟洋务派的官僚截然不同，他一贯主张发展民间资本，并且以他为首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个民族资本集团——大生资本集团。[24]
当然，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他并未忽视发展商业。为了振兴民族工商业，他主张政府应建立保护奖励机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张謇将培养人才、开办学堂作为发展工商业的前提条件。他认为，开办学堂，引进西学，培养和使用各类专业人才是强国之本。为振兴实业而培养人才，为培育人才而兴办学校、办师范，为办学校而兴纺厂，张謇顺着这个思路，走上了状元办厂兴学的道路。
张謇“振兴实业”是为了对抗设在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企业。他兴办实业，也是为了“养民”。为了减少帝国主义经济控制，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张謇在大生纱厂赚得丰厚利润之后，踌躇满志，从光绪二十五年到宣统三年（1899年—1911年），以通州为基地，以棉纺业为中心，又兴办了一系列辅助企业，共34个，总投资900多万元。张謇的实业，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经济体系，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中国的面粉、玻璃等产业从此开始起步。为了“养民”，在苏北沿海各县，张謇还先后创办了20个盐垦公司，资本估计达到1600多万元，围地413万多亩，已垦地98万亩，年产棉11.6万余担。工农业加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大生民族资本集团，资产总额大约3300多万元。大生系在全盛的时候，人称“南通是中国著名的实业模范区，张氏也是中国第一个实业大王”。
另外，晚年的张謇由主张依靠本国资金兴办实业，反对外国资本在中国设厂或中外合资设厂，转变为主张对外实行“开放主义”。张謇作为立宪派首领，辛亥革命后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实业总长。但是，他对在这个革命政权下发展实业，毫无兴趣和信心。袁世凯窃权后，他出任袁世凯政权的农商总长，他认为这是自己“振兴实业”的抱负可以顺利实现的时机了，急忙草拟了各种各样的计划，想趁机“大展鸿图”。但袁并不予支持，张謇便转而向帝国主义伸手求援，提出了“合资”“借款”“代办”等形式来“利用外资”的计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又主张实行全面的“开放主义”，呼吁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集团共同出资，对中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投资。但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张謇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还是力图争取比较合理的条件的。
在辛亥革命之前，张謇一直是帝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并为立宪开展了大量活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乘清朝被八国联军战败而欲求改革之机，张謇向朝廷递交了他一生中一份非常重要的奏章——《变法平议》书。在此书中他提出了四十二条改革方略，其第一条就是“置议政院”，又推荐了日本议会的运作。《变法平议》是中国已经在进行地方自治实践的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纲领、详明地公然呼吁参与国家与地方政治的宣言书，不啻是一声春雷，震撼大地。其对国家宪政和保障地方自治的地方议会制度的鼓吹，就南通而言，标志着正在实践地方自治的南通已发展到了寻求法制政体上的保障的新阶段。这是南通和张謇对中国的区域（含城市）近现代化演进的一个历史里程碑式的贡献。[32]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战争，张謇认为，“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此后，张謇积极推进立宪，他发起的预备立宪工会在宣统三年（1911年）之前，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便包括编纂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商法。宣统元年（1909年），预备立宪工会完成了公司法和商法总则两部草案，成为此后张謇担任农商总长期间颁布公司法和商法的基础。[19]
宣统元年（1909年）9月，张謇筹办成立了江苏咨议局，此后，各地咨议局陆续成立。在他的倡导下，各地咨议局力争立法权力，于宣统二年（1910年）连续三次在京发起以设立责任内阁和早开国会为号召的请愿活动。宣统三年（1911年）5月，清廷宣布了“皇族内阁”名单和铁路国有政策，全国舆论哗然，抗议浪潮高涨。张謇赴京直谏摄政王载沣，提出了一系列外交和内政的建议：与美国开展国民外交、治理淮水、保护农工商业、加强咨议局作用等。[11]
转向共和
辛亥革命后，张謇迅速地转向共和，但并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尽早结束动荡，维护市场稳定。他务实的政治选择就是选择支持拥有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宣统三年（1911年）11月6日，他致电奉命进攻武昌的袁世凯，劝他尊重大多数人“趋于共和”的现实，赶紧前往北京，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确立共和政体。
民国元年（1912年）1月6日，张謇与袁世凯的代表张绍曾在南京会晤。1月10日，他打电报给袁世凯，解释设立临时政府是为了稳定南方形势而不得已为之。他还暗示让段祺瑞等向清廷请愿逼宫。这一建议，正合袁的心意，他的确也是这样行动的。[11] 同年，张謇出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但不久袁世凯便下令解散国会，复辟之心初露端倪。张謇曾经劝阻袁世凯，表示解散国会、穿戴衮冕祀天等行为将会诱发新的动乱。[33]
地方自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张謇和汤寿潜等东南精英人物，推动刘坤一和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实现“东南互保”。[19]
民国9年（1920年），张謇发起组织“苏社”，专门谋取江苏各县的自治，号召不要依赖政府和腐败的社会，图谋地方事业的发展。[19]
教育
创办学校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巡道、盐道阻挠。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作为筹建经费。六月，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专设师范教育机关的开端。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宣统元年（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南通中学），并创办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因地处吴淞，曾一度称“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上海海事大学前身）。民国元年（1912年），张謇在老西门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13年改称“吴淞水产专科学校”，今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同年还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
民国6年（1917年），在张謇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的前身）在吴淞复校。民国9年（1920年），国立东南大学成立，张謇是主要创建人之一。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25]
书法教育
张謇对书法教育特别重视和用心，在其所创办的很多学校中都开设书法课，依据学校的等级、层次、专业不同，对学生习书提出不同的要求。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謇成立通州师范学校后，非常重视师范生的书法教育。在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中，他把国文作为师范生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科目。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颁布的《通州师范学校学课章程》中规定，四学年中每年都开设国文课，第一学年每周6课时，后三学年每周3课时，所占学时比例较大。而“习真、行、草三种书法”作为国文一科中的主要教学内容之一，每学年都开课学习，并在第三、四学年增加学习“教授习字之顺序方法”，不但要求学生学习掌握真、行、草三种书体，而且还要求学生掌握书法教学的技巧方法。张謇逝世前数月还在《为师范甘肃毕业学生演说》中，从执笔、用笔、结体乃至书法与修养的关系等方面为师范生做了详细的讲解，将其对书法的体悟理解教给学生。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张謇为了给社会培养秘书人才创办了国文专修科，附设在通州中学。学生学习两年毕业后分配到省、道局实习。在《通海中学附国文专修科述义并简章》中他将“奏议、笺牍、记叙、真行草书、历史、地理、掌故为必修科”，把真、行、草三体书法作为必修课程进行学习。同年，张謇为了推行女子职业教育，在通州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女子手工传习所。课程设置以刺绣为主，同时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和鉴赏能力，也开设了书法课程，并聘请专业老师进行授课，如陈衡恪等都曾为女工传习所学员授过课。而张謇创办的伶工学社，为了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在通用课程中也设有书法课，张謇还亲自“批阅学生的书法习作，并对书法成绩优异者给以具体指点”。可见其对书法教育的重视。
张謇在初等教育中也非常强调书法教育。在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呈学部文》中对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颁布的学堂章程提出了较多反对意见，如学制年限和课程设置等，其中对中国文字及书法的学习时间偏少表示很大不满。他认为在初等教育中读经时间过长，而对中国文字学习时间过少，建议在初等教育中增加学习中国文字及书法的学习时间。
张謇在对学生的书法教育中，并不仅将书法作为一门技艺来看待，而是注重书法与人品、修养之间的关系，以书法促进人品、修养的提高。其次他强调修养学识对书法的影响。
在张謇对书法教育的推动促进下，如王个簃、丁吉甫、陈曙亭等一批书法篆刻人才脱颖而出。
文化
创办翰墨林印书局
张謇于1903年创办的翰墨林印书局是一家中国近代颇具影响力的印刷出版机构，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印书局对书法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
一方面，翰墨林印书局兼营书画交易与装裱等，促进了当地书画界的交流；同时张謇利用印书局编印了很多习字帖供学生临摹学习，并将他自己写的部分字帖印刷发行，如《狼山观音岩造像记》《千龄观记》《顾生母墓志》等，扩大了书法的传播范围与途径，为南通文人学子学习书法、书法交流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同时也为地方书法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资料。
另一方面，张謇强烈的文化意识及改良社会的使命感，使他始终以极高的要求和规范来促进翰墨林的发展，对高端艺术人才的使用也极为重视。在张謇邀请至翰墨林工作的人才中，如诸宗元、李苦李、金泽荣等人在书法篆刻上都有较高的造诣，这些文人的加入，使翰墨林成为文人雅士书画交流的场所和平台。
由此可见，张謇创办翰墨林印书局的意义与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近代出版业上，在促进近代书法的交流与传承上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34]
创建南通博物苑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謇以个人的力量创建了南通博物苑，开启中国文博事业之先河。张謇建博物苑的目的，一方面是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将博物苑作为学校教育的扩展延伸，使之变成传播科学、普及知识的场所；另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金石书画等的集中保护和交流。为了扩充馆藏量，张謇在社会上广泛征集文物，多次发布启事。1908年发布《通州博物馆敬征通属先辈诗文集书画及所藏金石古器启》。1915年又发布《为博物苑征求本省金石拓本》。可见在馆藏文物的征集中，张謇非常注重对书法真迹、碑帖拓本的收集整理。为了做好典范作用，张謇将自己的收藏悉数捐到博物苑，据1914年编印的《南通博物苑品目》中，书画类登录101件，其中张謇本人捐赠的就有71件。在给其子张孝若的信中曾叮嘱其将三希堂帖等转交博物苑。在博物苑藏品鉴定考订的过程中，张謇邀请了在通的书家学者如陈师曾、诸宗元、宣子野、尤金镛和金泽荣等参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