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西北大角楼。图片均选自《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
哈达门（崇文门）城楼
西直门城门南面全貌
1826年，法国人涅普斯发明了照相术，1844年，耆英成为首位留下影像的中国人。明末清初，西洋画法传入中国，深受士大夫鄙夷，认为写实有余、格调不高。那时谁会想到，正因西洋画和照相术高度写实，才让后人对历史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一张素描稿，一张照片，有时可能比数卷文献所传递出来的信息量更丰富。
“图像证史”，这是一个如今被反复提起的话题。然而，图像如何证史？怎样的图像才能证史？哪里去找这些图像？如何读出图像背后的那些潜台词？等等问题，仍有待解答。
近年来，国内“图像证史”方面的书籍出版了不少，但质量参差不齐，《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以图像尺幅更大、印刷更精致、背景介绍更专业而成为一个品牌。今年，该系列又推出《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中国衣冠举止图解》两本书，借此机会，特请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老师为读者深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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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文化特约记者
唐山
嘉宾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完整版对话视频可以点击“阅读原文”链接
腾讯文化：
这些年来，老照片特别火，在拍卖市场上，一张甚至被喊到几万元，这是为什么？
马勇：
传统学术不把图像作为很重要的东西，但最近20来年，形象史学已成独立学科，因为文字记录可能失真，照片失真的可能性很小。在研究近代史时，这些老照片的价值特别大。
形象史学刚刚起步，搞起来有难度。其实档案馆里有大量人物图片，很多是“文革”时抄家抄来的，转到这里来，其中有些不是公众人物，我们不认识，此外大量的东西我们辨认不出来，因为一个正常人能认识的人物不会超过5000人，需要慢慢去比对。
所以，大家都在说“图像证史”，但印出来的书还是一些常见的图片，也许将来藏在民间的、藏在国外的老照片都呈现出来，那时我们看到的历史才会变得真正丰富。
腾讯文化：
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上，乃至电影、塑像上，林则徐的形象都是又英俊又瘦，可从史料记载中，却说他很胖，看来，是后代人帮他“减肥”了。通过“图像证史”，是否能避免这种情况？
马勇：
这是当然的了。虽然照相术也有技术处理的手段，比如仰拍，让你显得很高大，但总体来讲，照相很难失真。过去中国古代画像都是写意画，就是个大轮廓。后来传教士进到中国来，他们走的是写实道路。故宫保留很多清代皇帝的画像，基本真实。当然，其中也有夸张，比如西方人画慈禧太后，变化就很大，它表明的是西方画家心中的慈禧太后，随着对中国认识的变化，他们画出来的慈禧太后不一样。不过，慈禧太后爱照相，她留下了许多照片，所以我们能看出画中慈禧太后的变化。
腾讯文化：
《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让人惊讶，摄影师、瑞典人喜仁龙在拍这些照片时，不仅得到当时的北洋政府批准，还得到逊帝宣统的认可，所以其中影像资料特别全，他为什么能把两边都搞定？
马勇：
我们过去把清帝逊位这件事给妖魔化了。1912年清帝逊位后，建构了一个政治架构，我几年前就讲，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没出现过的一个温馨的架构
中国历史上有逊位的情况，但把退位王朝当成上国来对待的，过去没出现过。从1912年到1925年，北京属中华民国政府，但总统府旁，还有一个大清帝国。这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家的智慧，不仅斗争，还有妥协。
1912年时，人们没有妖魔化清王朝，没有说这是封建的残暴的，而是将其作为一个过去的事实，加以保留。清宫里有什么重大事件，民国真会帮着料理。1913年隆裕太后去世时，民国政府予以非常认真的对待，包括孙中山1912年到北京来，也没说我们是仇人，而是很恭敬地去看摄政王载沣。
过去都说清朝的新政失败了，其实我认为，民国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晚清的政治架构，并不意味着国家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只是国体发生了变更。我们没有像俄国革命、法国革命那样，把皇帝砍头了，这时候你就会觉得东方式的温馨还是存在的。
那时中国人互相间有一种妥协精神，大家不能永远斗到底。政治就是一个妥协的艺术，这种妥协构成了很温馨的中国。
喜仁龙来中国时，中国还是一个人情社会。对外人比较客气，他在总统府里可以随便拍，在紫禁城中，宣统皇帝和妃子陪着他到处去转。
1925年后，将溥仪驱逐出宫，这造成了后来历史的断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