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提出中国文化自上古时期就已形成了崇尚道德的价值取向，孔子“祖述尧舜 宪章文武”既继承了上古文化的优秀传统，又把“仁”提升为道德的最高范畴，奠定了儒家学派以“仁者爱人”为核心的道德理念。现在有人认为，靠道德很难约束权力，而道德也无法调节市场经济的利益分配。我们现在提倡道德建设和建设法制社会，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又该如何去看待和把握呢？
答：我认为：崇尚道德这个传统我们还是继承，还是应该肯定的，你作为我们一个普通的人也好，一个普通的官员也好，高级官员也好，如果没有道德之心，可以说这个人，做工人做不了好工人，做农民做不了好农民，他做官他也做不了好官。从小培养一个“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的，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才是做人的基本。
其实孟子也承认，也就是说“目之于色 耳之于声”等等。人也有感觉欲望，你是从其大体，还是从其小体，你是不是尽心思，你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你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有时候你的本性可能要放失，也可能走向一个不好的方面，这可能和受社会不良的影响、受社会不良的教育，甚至他的家庭环境不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我认为现代一个治国的理念就是要依法治国，现在依法治国就是说和法家提出的以刑法治国是不一样的，原来的以刑法治国，主要是针对老百姓的。法家主张完全以刑法来治国，儒家主张还是以德治国，以德治国就是以道德教化为本为主，然后把刑赏作为次要的手段，来避免社会民众的犯罪，提高他的道德境界，然后避免犯罪。依法治国就是说：你要按照宪法所规定的那个精神来治理国家。首先它对执政者，对有权力，掌权的人，他如何来运用自己的权力，它有一套宪法的一个限制。所以，我觉得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还是要结合起来，要把传统的这种治国理念和我们现代的治国理念要结合起来。这样的话才能解决对权力的制约和它正常运行保障的一个问题。
问：李教授，有人说这世界上最长的路就是从嘴到脚，我们现实生活中常常有很多人学了很多的理论，但是他在实践的过程中，包括我们常常提到的创新这样一个过程中，也总是手足无措。王阳明说要知行合一，习近平总书记也说，干部要“知行合一 行胜于言”，那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才能更好的实现知行合一呢？
答：知行合一，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中国文化一个是天人合一，再一个中国文化是真与善合一。真与善的合一就是说，不是我为求真而求真，为知识而知识，其实这个为知识而知识也有它的意义所在，像西方文化它比较强调这一点，这也是科学精神的一个根源。中国文化它的重点还是说，把这个求知和求善结合起来，那么你求善的话，它本身含有一个含义，就是知行合一的意思。中国文化就是你做学问和做人的话，你有知识和你做人是统一在一起的。主张什么，和你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要做一个什么人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认为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解决知行合一的问题。
我想首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知是为什么的问题，说你知是为了单纯的去炫耀自己，你单纯的为了考试，单纯的为了表现我正直正确，那你当然肯定知行是分裂的。所以《论语》里边说，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那么古之学者为己的话，就是说古时候学者肯定的，他学习这个东西他是为自己而学，为自己而学什么，他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为了提高自己做人的境界。说古之学者为己，他学了这些，知道这些东西以后，当然他说你这个人的道德修养的境界提升了，他做人就努力按照这个去做。说今之学者为人，他学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表现自己，为了给别人看的，为了给别人看的呢，就是学的不深不透，他学完以后他就做不到，他做不到什么？是给被人看的，让别人看了，他自己做不到，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有个为己和为人，你学习到底是为什么？首先还是个人，树立一个道德价值观的问题，你追求的是什么，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知和行，我认为从中国文化从原理上来讲，知行合一，它本身就是学知为己的，它是为了提升自己做人的境界的，因为我学到了我要做个好人，应该做个好人，那么的话我在这个行动上也都要表现出来。说我知道应该孝敬父母，说我知道孝敬父母的话，那么我就肯定会想，我怎么能够孝敬父母，我怎么让父母能够安心养老，他必然就会想到怎么去照顾父母，这就是知行合一了。说我应该是慈爱孩子，我应该教育孩子学好，他知道这点的话，当然他在行动上就付诸行动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为己和为人的问题。你学了一些大道理，我都应该政治上怎么正确了，然后应该怎么样的，那你这个知行就分裂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交通规则，说我知道交通规则了，知道交通规则了有一部分人能够知行合一了，因为交通规则大部分还是为我们自己的安全为了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遵守交通规则，他知行合一了。但是有时候，往往我说交通规则，我就为了考个本子，他有时候可能不知道交通规则的利益所在，它的好处所在，你不遵守这一点，可能给你自己也可能给别人造成伤害，所以他可能就知行不合一，他可能就违背这个。所以，这里边首先要解决一个学习的知的目的问题。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要探讨的，就是你之所以不能行，它有一个只是知的浅的问题。他不知道那里边真正的应该怎么做，大家应该那么做，深入的那个道理他没有弄清，他没有领会清楚，这是一点，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做了，还是有一个学习的问题，还是应该找方法。简单的道理说我知道应该孝敬父母，我应该如何在行动当中表现出来，我知道我们这个企业，这个文化，大家不应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紧张，我们应该有一种比较和谐的关系，我们这个企业应该如何来促进我们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职工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如何使我们的企业效益更好，你知道想达到这个目的了，我觉得并不是道德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你也得去设想我们如何通过什么关系，通过组织学习来提高我们的道德意识，如何设计一些品牌，有些创新，在产品上有什么创新，当然还要想一些办法，咱们现在社会发展的这么快，经济也发展的很迅速，道德在调节市场经济的利益分配上面又有什么作用，这个其实可以说儒家它在义利这个问题上，所以我们现在还得要讲这个义利关系问题。
儒家对于读书人，当时读书人其实就是有一批可能要准备做官的人和已经做官的人，对他们有一项道德的要求，就是君子喻于义。那么对于农工商阶层实际上是主张义利结合的，而且要首先解决他们的衣食保障问题，这叫先富后教，就是主张义利结合。
现在，我们进入了市场经济，单纯的讲市场经济它有个原则，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做为你这个企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要强调，这个市场经济作为企业可以这样，但是社会不能完全成为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每一个都去追求利益最大化。你在这个经济活动中，去追求利益最大化，然后你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间也都去追求利益最大化，使我们社会成为一个市场社会了，好比说学校也去追求利益最大化，说一些文化部门都要去追求利益最大化，这就不是市场经济的概念了。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如何处理现代社会当中义和利的关系问题，仍然就是传统的儒家的义利之辨的这个思想，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就是我们在哪些职业哪些部门哪些活动之中，我们还是应该强调“喻于义而不能够喻于利”，但是我们在经济活动之中，在做生意在这方面还是要义利结合，有些东西它是取之有道得之有命，就是你还要不能够妄求，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就是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则，因为市场经济也要讲一个诚信，也要树立你这个企业的品牌，树立一个信誉，这都是对于你这个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如果企业之间这个劳资关系问题，职工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其实还都是有一个义利关系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够简单地把市场经济看成一个单纯谋求、完全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实际上这个我认为是不对的，尤其是违反法律、违反道德的那种追求利益最大化，那就完全和市场经济它本身的宗旨是相反的。所以市场经济本身应该有它一个经济的维度追求利益最大化，像西方的它们也是有一个道德的维度的《道德情操论》，严复当时不也翻译了一个《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就说人都有同情心，这个同情心是一个道德的根源，它有点类似于孟子提出的恻隐之心。作为经济学家他们也认为一个完整的健全的社会还是义和利如何结合的问题，儒家还是强调一个就是义以为上，就是人们首先要追求一个把道义作为追求的首先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们要讲做人的话，要讲一个价值的层次。我们哪些方面是更高的价值，哪些方面是次一级的价值，我们有一个自然的层次，自然就有一个做人的原则。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追求利，哪些方面你违背了道义了，就是说不能够违背道义，不能违背法律去追求这个利益，这方面我们还要多做一些宣传。企业家也好，我们一般的民众也好，对这个市场经济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而且我特别还是认为就是说，现在有一些企业家，因为我前一段到海南去参加他们的会议，儒商学术讨论会，他们有很多企业家，成功的企业家，他们是把儒家的思想和企业的管理结合起来，如何使这个企业在企业内部有一套道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伦理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在社会的，这企业如何承担一个社会的责任，另外树立自己的品牌，然后有一个信誉的承诺等等，我觉得这都是他们做的成功。所以我还是相信这些方面处理好了，对市场经济还是有所促进有所推进，对整个社会发展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