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在北大做旁听生的日子「有故事的人」

北京大学

半工半读北大梦

▢  柳哲

上高三的儿子，趁寒假之机，到一家知名公司从事社会实践，从早到晚，春节也不休息，儿子却毫无怨言，二十天下来，收获颇丰。儿子无意间的一番感慨："农民工，工资低，节假日也没休息，保安在站岗，清洁工还在扫地，一年到头，都不能回家团聚，实在是太辛苦了。如果我是老板，一定要给他们涨工资。"让我欣慰不已，令我感慨万千！

欣慰的是，儿子通过打工，进行了一次精神洗礼，深切感受到了平时生活的来之不易，更学会了待人接物，增长了见识；感慨的是，20年前，我在北大游学，也曾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打工经历。

二十年前，我放弃了浙江浦江图书馆曹聚仁资料馆的工作，怀揣家中仅有的3000元钱积蓄，奔向北大，开始了20年的精神寻梦之旅。

在时任北大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先生的引荐与安排下，我稳稳当当的被安排进北大的宿舍。虽然一个床位120元，在当时，费用也不算低。我在北大旁听的生活，大约维持了四个月光景，所带的盘缠，已所剩无几。

为了开源节流，我也试着兼职打小工。有一次，在北大的公告栏里，有一家公司，需要找人代抄论文目录。于是我报了名，最后也被录用了。记得那几天，我每天坐公交车去中科院，在图书馆里，恭恭敬敬地抄写，一丝也不敢马虎。那时，我一名北大旁听生，也不甘心落后于北大科班生。顺利完成公司的抄写任务，领到了每小时七八元的抄写费，那高兴劲儿甭提啦。这是我在北大，通过打工挣得第一笔钱。虽然抄写的时间不长，所得的数目也不多。但这次经历，却让我难以忘怀。

后来，囊中羞涩，我曾私下寄居过北大二教一处废弃不用的楼道间。这是一处名副其实的斗室，约有三四平米，只够放下一块床板，一张桌子。这里没有暖气，没有窗户，也没有电灯。蜗居在这里，听课之余，博览群书，撰写日记，即使墨水瓶墨汁结成冰，也没有放弃，理想在这里点燃。

随着，费用吃紧，生计成了当务之急。当时，二教附近，大兴土木，不少民工涌进了北大。为了找工作，我试着与农民工接触，一是体验生活，为自己创作积累素材。另外一方面，是为了寻找打工机会。一位南方的农民工大哥，人很和善，我们交流后，他钦佩我，同情我，答应帮我介绍活。

北大二教旁的简易房，需要拆掉，他请示了工头，让我去帮忙，拆砖搬砖。一开始，我也有些迟疑，平时就在二教上课，老师与同学看到了，那多没面子啊。但一想到家里的父母，长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酷暑严寒，辛勤劳作。26岁的自己，还不能自立，真是惭愧。

第二天早上，我爬上了墙头，开始忙活起来。农民出身的我，干点苦力，按说不是问题。但一刻不停地搬动红砖，没有戴手套，时间久了，手指很快起了血泡。想到父母，我又咬咬牙，坚持了下来。当天，我领到一二百元的报酬，心里还是乐滋滋的。

后来，我在北大任教的几位老乡的推荐下，我到北大出版社文史哲编辑部兼职，专门负责《全宋诗》的校对。这一份工作，对我来说是对口的。我从小喜欢乡土文化，酷爱家谱，对于古籍，情有独钟。经过北大的旁听，古文基础也有了较大提高。这份工作，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不影响我旁听喜欢的课程。往往晚上与周末加班加点进行校对，平时挽起了书包走进北大课堂。这样半工半读的生活，又维持了大约一年半。当时校对，工资比较优裕，每月数千元的收入，让我有了积蓄，生活有了改观，逛书店跑书摊，那时我买的书也最多，一大摞一大摞的把新书、旧书抱回了家，堆满了出租屋里，成为名副其实的"书巢"。

那一段时间，我先后旁听了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等院系的课程，虽然缺乏系统，但多少走马观花了解了一番。对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于北大教授们的治学路径与人格操守，有了深切的感受，让我受益终生。

坐在宽敞的书房中，在良好的环境下，从容地著书立说，不能不感激在北大游学时打下的扎实学术根基，更感谢那段打工的日子，磨炼了意志，成熟了心性。二十年的游学，终于熬成了学者，也出版了著作，并在京创办了京城游学堂与中华姓氏大讲堂，从事公益与文化事业。

一名青年农民，成为一名谱牒学者，不无玙北大打工的经历在京成家立业，爱我所爱，追求梦想，为了中国家谱文化的复兴事业，为了让中国家谱与家训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为了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的"中国梦"，而竭尽绵薄之力！

北大是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的心灵归宿。秉承北大精神，敢于社会担当，勇于理性批判，承载使命，直道而行，为北大勇立潮头，而竭尽绵薄之力！

钱理群先生

旁听生眼里的北大教授——

钱理群讲课时黑板擦和衣服一起用

在北大，像我一样旁听的人很多，有不少旁听生通过努力改变了命运，有考上研究生的，也有出国深造的，还有成为自由职业者的，写书、撰稿、画画……这一切，要归功于北大对我们这些旁听生的爱护和滋养。谢冕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燕园其实并不大，未名不过一勺水。水边一塔，并不可登；水中一岛，绕岛仅可百余步；另有楼台百十座，仅此而已。但这小小的校园却让所有在这里住过的人终生梦绕魂牵。"

我在北大旁听，没有固定的导师。但我听钱理群教授和陈平原教授两位先生的课程最久，收获最大，我也将这两位教授引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和"学术导师"。

在来北大求学之前，我与钱理群教授就有了书信交往，这与鼓励我到北大求学的北大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先生有莫大的关系。1995年，我正在浙江省浦江县负责曹聚仁资料馆的筹备工作，当年7月，我将曹聚仁资料馆的征集资料函寄到了北大中文系，张先生主动邀请钱理群教授帮我撰写了《曹聚仁与周作人》的研究文章。

来到北大后，我选修了钱理群的"1948年文学"的专题课，整整听了一学期。后来，他又开了"周氏兄弟研究"的专题课，我也听完了这门课。在北大20年，我俨然成了一名"钱理群迷"，凡是有他的课程或学术讲座，我都尽量去听，有他的新书出版，我也尽量购买或去图书馆借阅。

在北大听课，我很少提问。有一次在钱先生的周氏兄弟讨论课上，我向他提了个问题，请他谈谈曹聚仁。钱先生用非常谦逊的态度，讲了他对曹聚仁的看法。钱理群说，他只读过曹聚仁不多的几种著作，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很有见解的作家，他写的《鲁迅评传》，就没有将鲁迅捧为神，而是将鲁迅视为活鲜鲜有血有肉的人。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值得研究的现代文化名人。后来，我在北大筹备曹聚仁研究中心时，请他做学术顾问，每期《曹聚仁研究》印出来时，我也会在他的信箱里塞一份。

在校园里，我经常见到钱先生，他总是提着一个小布袋，走路兴冲冲的。碰面了我会郑重地问候一声："钱教授，您好！"他总是一脸和气地点点头。

钱理群讲课非常有激情，听课的学生往往受到他的情绪感染。钱理群的导师、已故学者王瑶先生曾说，钱理群的课比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老先生讲得好。王瑶先生也有文字记载钱理群先生讲课的情形："在北大，中文系老师讲课的风格各异，但极少见像老钱那么感情投入者。由于激动，眼镜一会儿摘下，一会儿戴上，一会儿拿在手里挥舞，一副眼镜无意间变成了他的道具。他写板书时，粉笔好像赶不上他的思路，在黑板上显得踉踉跄跄，免不了会一段一段地折断；他擦黑板时，似乎不愿耽搁太多的时间，黑板擦和衣服一起用；讲到兴头上，汗水在脑门上亮晶晶的，就像他急匆匆地赶路或者吃了辣椒后满头大汗。来不及找手帕，就用手抹，白色的粉笔灰沾在脸上，变成了花脸。即使在冬天，他也能讲得一头大汗，脱了外套还热，就再脱毛衣。下了课，一边和意犹未尽的学生聊天，一边一件一件地把毛衣和外套穿回去。"

钱理群对来北大旁听的学生也是鼓励有加，我不止一次在课堂与学术讲座中，听到钱先生对北大旁听生的鼓励与支持。我有一位同在北大旁听的朋友陈君，曾得到钱理群的极大帮助：陈君为了能进北大图书馆借阅图书，请钱理群担保办理借书证，钱理群欣然与陈君一起到图书馆，虽然借书证最后没有办成，但钱理群的热心肠温暖了陈君很久；陈君身无分文时，曾向钱理群求助，钱理群二话没说，送给了他一些钱；陈君的饭卡，也是钱理群借给他用的……那时我听陈君讲述这些往事时，分明看到他的眼里噙着泪水。

北大前校长许智宏

校长也来旁听中文系课程

我曾经"偷听"陈平原教授的课程与学术讲座多年，陈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6年，我选修陈平原教授的"中国文学百年"的研究生专题课。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陈平原"这个名字。陈先生个子不高，戴着眼镜，非常斯文也很精神，有一股"名士风流"。他思维敏捷，记忆惊人。他的课，注重学理分析，喜欢以小见大，广征博引。来北大之前，我虽然已在家乡从事曹聚仁资料馆的筹备和乡土文化研究，但对当代学术了解不多。最初听陈先生的课，一时很难真正领会。后来跟着陈先生在学术里"信马由缰"跑了一圈后，才渐渐有所领悟，这也为我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旁听生涯中，我还与哲学泰斗张岱年、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以及当时的北大校长许智宏有过一面之缘。

我与张岱年先生的结识，纯属偶然。1996年初，我刚到北大。在三角地博实商场，我看见一位拄拐杖的长者，因所需文具售罄，准备打道回府，我主动上前对他说："如果方便，您请留个地址，我帮您去校外购买。"张先生没有一点戒心，毫不犹豫给我留下家庭住址。这时，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学界泰斗——张岱年先生。

我到校外买到了先生需要的复写纸，按照地址给张老送去时，先生连声道谢。他的家人沏茶倒水，热情招待我。先生与我，边喝茶边攀谈起来。当我提及曹聚仁时，张岱年老先生十分激动，告诉我说，在特殊时期，曹聚仁在著作里，曾不止一次肯定过他。

临走时，张岱年老先生执意要付钱给我，我连连摆手说："一点小钱，不成敬意！我倒想求赠先生大著。"先生欣然应允，从书架上，找出一册厚厚的《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签名后送给了我。依稀记得签名的内容："柳哲同志惠存，张岱年，1996年6月15日于北大寓所"。我如获至宝，珍藏至今。

我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也有过一段不解之缘。2004年，光华管理学院举办讲座，闻讯而来的听众挤满了楼道。讲座组织者以教室满员为由，把不少听课者拒之门外，我也在被拒之列。情急之下，我就去找时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厉先生，看他能否帮助我们。我说："教室过道与门口，仍有一些多余空间。站着听讲，也没关系。恳请厉院长'开恩'。"厉先生听完，就与我一起来到门口。他对组织者挥手示意让我们进去，于是我们鱼贯而入。光华管理学院的开放程度，不亚于北大中文系。一开学，光华管理学院就会在公告栏内，张贴课程表。既方便了本校学生选课，也便利了校外人士旁听。

我与北大前校长许智宏的相识，更具戏剧性。当时，我正在旁听北大中文系孔庆东教授的课，一回头，看见当时的北大校长许智宏就坐在我的背后，一边认真听讲，一边做笔记。我也大胆和他攀谈起来，许智宏说，自从他当北大校长以来，无论再忙，在一年当中，都要抽出一定时间，亲自到教室，旁听有关北大教授的课程，不仅可以了解教学情况，而且也可给自己"充电"。许智宏的这番话，也令我深刻理解了北大的精神。

我还记得，当时北大用餐难，餐卡一卡难求，北大原党委书记王学珍，将这份"福利"让给了我；曾几何时，生活拮据，借钱无门，北大教授周文骏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我一个人在京过年，北大图书馆工作的老乡蒋刚苗博士，邀我除夕夜去他那里吃年夜饭，共叙乡情……这些师长，如缕缕和煦春风沐浴我成长，让我在艰苦的环境下奋发向上。我的点滴进步，都离不开他们的提携与培养。

季羡林先生

大学者与普通人

我与清洁工出身的"藏书状元"魏林海先生与北大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曾演绎过一段大学者与普通人的感人至深的故事。

季先生生活朴素，一生喜穿中山装。有一次，刚来报到的北大新生，把他误以为"校工"，叫唤他帮忙照看行李。课堂上，才知"校工"，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副校长与资深教授，让他尴尬不已。

每年春节，魏先生都要去季先生家拜年。在书香味十足的客厅里，他们谈笑风生，谈学问，说做人，忆往事……每一次临走时，他总是不忘"礼尚往来"，给一些阿胶、西洋参一类的滋补品，以示"回礼"，孝敬魏先生年迈的父亲，并嘱咐一定要代为问候。

季羡林不无幽默地称许魏先生为"畸人"，并题词嘉勉他："林海先生所从事之工作，与其弘扬文化之热忱，颇有距离，然而，林海先生竟能一身而二任之，真可以入畸人传矣。"

有一年，魏先生举办书画展，最初想请一位熟悉的知名画家题词，却遭遇"闭门羹"。他一气之下，跑到季先生家，冒昧索求题词，结果如愿以偿。季先生为展览题签："六郎庄农民书画展"，并将新出的一本散文集，题上"梅花香自苦寒来"，一并赠送给魏先生，留作纪念。

我在北大游学二十年，自费研究曹聚仁，与季先生也有过一段不解之缘。1998年6月底，我冒昧登门，恳求季先生题词纪念曹聚仁。他不以为忤，并热情接待了我。1998年6月28日，他欣然为纪念曹聚仁题词："聚仁先生是鲁迅先生的朋友，著作等身，在中国文坛上功不唐捐，中国学人会永远怀念他。"

魏先生是清洁工，我是北大旁听生，可谓都是普通人。作为大名鼎鼎的大学者，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平易近人，毫无架子，在"只敬罗衫不敬人"的今天，实在难能可贵，让人缅怀不已！

作者：柳哲

本文责编：糖糖、邱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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