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接上版。
……………………
企业家
拉丁美洲政治上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之一，就是人们常常把
50%
的居民生活于简陋棚屋艰难度日的贫困归咎于
“
野蛮的资本主义
”
。真正的悲剧却在于，拉美资本有限，而这有限资本之中，很大一部分不是掌握在肯冒风险、勇于创新的真正企业家手里，而是属于那些谨慎怕事的投机分子，他们宁愿投资于房地产，指望他们国家的经济如同植物般的增长将会使他们的房地产升值。他们不是现代的资本家，倒像是封建传统下的地主。
然而更糟的是，这些唯利是图的企业家不是参与市场竞争，而是与政客相勾结，指望靠政治庇护发财。
他们让腐败的政客分享利润，形成恶性循环，利润增长的同时，腐败也日益加深。他们收买海关寻求保护，结果引起物价上扬，消费者得到的商品和服务质量低劣。他们可以借口维护本国利益和实现规模经济，而买通官员取得垄断地位。他们还可以花钱买到减税免税、国家补贴、优惠利率、无需偿还的贷款以及低价套购外汇。
奸商与贪官朋比为奸的关系，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按基本汇率套购外汇，进口生产资料再卖给本国厂矿。在一些国家，美元有三种不同的汇率，只要买通了官员，就可以按基本汇率买进美元，再把其中的一部分秘密地高价倒手卖出去，而进口物资时又是另一种汇率。这样一倒腾，利润就魔术般地翻番。他们越富，腐败也越严重。
这类官商勾结营私的行径，别处也有，可是在拉丁美洲出现得十分频繁和严重，而且干了坏事可以不受惩罚，人们对此听之任之，这种状况真令人心优。
人们似乎没有看到，奸商勾结贪官而获取的那些钱，归根结底是直接或间接从纳税人的腰包里掏出去的，而且这类非法行径增高了总的交易成本，使商品和服务价格上升，而使穷者愈穷。
事实是，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拉丁美洲还不曾经历过与政治民主相结合的现代资本主义，不了解西方富国以及东亚越来越多的地方是以什么方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宗教界人士
在谈到应当为民众的不幸负责的精英时，不得不把宗教界人士也包括进来，这是令人痛心的。
痛心，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宗教界人士都有过错，应当负责的只是那些通过布道反对市场经济而且为反民主行径辩护的人。痛心，还因为后一类宗教界人士这样做并非出自为自己谋利。他们以为自己是主持社会正义，事实上只会让穷人永世受穷。这真是善心办坏事，引导人们走上通向地狱之路。
大致说来，天主教会自从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失去了它原有的大部分财产，只剩下学校、医院和若干大众传媒。它原先曾是西方世界中最大的地主，如今却早已不在经济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影响，尤其是道义上的影响，也缩小了。它仍然可以让某些价值观和态度显得合情合理，也可以让它们变得无立足之地，从而对人们的贫富产生深刻影响。
当拉丁美洲主教会议或者“解放派神学家”或耶稣会教士们谴责“野蛮的新自由主义”时，他们是在宣扬谬误，他们所攻击的“新自由主义
”
其实不过是旨在缓解拉美经济危机的一系列调整措施，如削减政府开支，削减国有单位工薪总额，国有企业私有化，争取预算收支平衡，谨慎控制货币发行量
——
在拉丁美洲的干涉主义经济模式半个多世纪来未能广泛改善人民生活而遭到失败之后，采取这些措施应是纯属常识。受到宗教界强烈批评的这些措施，实际上与欧洲富国为了发行欧元而彼此提出的要求，没有什么不同。这纯粹是为了实行一种明智的经济政策。
更糟的是，那些主教们，尤其是解放派神学家们，还谴责赢利动机、竞争和消费主义。
他们为穷人的贫穷而悲叹，但与此同时却又宣扬拥有财产的念头是有罪过的，靠勤奋、节约和创新而取得经济成就的行为也是有罪过的。他们所宣扬的态度是与成功心理学背道而驰的。
在某些解放派神学家看来，只要存在着富国尤其是美国的帝国主义，贫穷就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出路是武装暴力——解放派神学领导人古斯塔沃
·
古铁雷斯就提出这种主张，而且从来没有公开收回这一主张。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拉丁美洲抛头露面的程度之高，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也许这是来自法国对拉美知识分子的强烈影响。法国也是如此：
一位作家或画家一旦成名，就变成了所有问题上的专家，可以评论任何事情，包括巴尔干半岛上的战争，试管胚胎受精的是与非，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引起的灾难，等等。
我们拉美文化的这一特点本来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只是它会造成破坏性的后果。
我们的知识分子热情得很，对他们缺乏知识的每件事情都毫不谦虚地说三道四，吵吵嚷嚷，其代价是，他们反复说的话会成为形成拉美人世界观的一个关键因素。拉美知识分子当中的许多人是反西方、反美和反市场的，因而后果是严重的。
不管他们的言论是如何地违反我们星球上
20
个最发达、最繁荣国家的实际情况，对拉美人世界观的影响仍然是深刻的。这些言论造成的后果，是削弱民主，妨碍人们对未来建立合情合理的信心。如果这些知识分子鼓吹可怕的革命前景，那么我们就会毫不奇怪地看到资本外逃，人们会感到我们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长久不了。
此外，知识分子在报刊和书本、电台和电视中发表的言论，会在拉美多数高等院校中得到响应。拉美公立大学中的大多数以及私立大学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是老式左翼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古老储存所。他们至今仍在强调跨国投资的危险性，全球化的危险性，以及让市场力量去处理资源配置的经济模式所包含的邪恶。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年轻的大学生在大学里听了课，竟然又去联系一些从事颠覆活动的团体，例如秘鲁的
“
光辉道路
”
分子，乌拉圭的图帕马罗斯分子，委内瑞拉的
“
左派革命运动
”
，哥伦比亚的
M-19
运动，或者墨西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这些青年带进丛林、山区和城市街道的武器所用的弹药，正是来自大学的课堂。
在拉丁美洲，高尚体面的高等学府不多，一般的大学都不是办成独立的教学科研中心，而是无休止地重复一些陈腐、有害的理论。更令人心寒的是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需要严重脱节。
这些学府似乎是存心向它们讨厌的社会模式造反，全然不考虑如何培养合格的专业人才去为真正的进步作贡献。
尤其不像话的是，这些大学的经费由国库提供，花纳税人的钱，可是
80%
或
90%
的大学生却是来自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这就是说，从钱少的人的口袋里掏钱，供钱多的人去花销。
这些钱所维持的却是一些荒谬理论，它们只会让穷人永远穷下去。
左翼人士
这最后的一类精英，包括反对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的工会人士，以及拉丁美洲特有的一些革命派。
诚然，拉丁美洲也有一些负责的工会，致力于工人的合法权益。可惜它们通常不占主导地位。在拉美社会处处可见的工会，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尽管这些企业几十年来一直亏本，提供劣质低效的商品和服务。有些教师工会闹罢工，只因为它们反对教师执行标准的能力测试办法。有些腐败的工会贵族把持职工退体基金和健康保险金，损公肥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