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台 | 科林 ·麦克劳德：精英教育绝不能忽视弱势群体

原文 ： 《精英教育不能忽视弱势群体》

作者 |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  科林 ·麦克劳德

编译 | 陈小珍

图片 | 网络

如果托克维尔到今日之美国一游，那他一定会震惊且心碎于美国教育界的不公正。然而，如果他看到那些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们一方面承袭着罗尔斯的平等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却视教育公平为空想而加以反对，无疑会更加震惊。像 德伯拉·萨兹和伊丽莎白·安德森 那样的理论家，在他们的位置上促成了政府在教育正义上采用充分或足够模式，即只给儿童提供能有效促进民主公民的教育资源与机会。 安德森和萨兹认为充分模式的定位有很强的大众信用度，它能有效地克服弱势群体所面临的教育不公问题。 他们二人都非常清楚，很多儿童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由于种族、性别、偏狭和经济等方面的原因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些不公正也损害了民主共同体中的社会及政治机构（包括公立及私立）正常功能的发挥。

此外，安德森和萨兹还启发性地补充分析了美国教育体系的不足之处 ，这些不足并不是完全的教育公平理论下的求全责备。相反，他们首选观点的生动理想是一个相互尊重的公民概念，其中教育资源和机会的平等分配不是正义的一个方面。教育机构必须帮助不同社会、种族和经济背景下的公民获得尊严，使他们掌握充满活力的、高效的民主社会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公民美德，而这样的民主社会能满足各式人等及社会团体的需求。如安德森所说，接受适当教育的公民能够“以平等和尊重与他人互动，并且不易受他人的压迫”。

尽管根据安德森与萨兹所信奉的民主公民概念，很多现存的教育设置都是非正义的，但也有许多植根于经济及社会阶层的教育不公被看作是正义的。尤其是有钱和有权的父母被允许给自己的孩子以明显的教育优势，即与那些不幸的孩子相比，他们拥有更美好的生活预期。安德森和萨兹认为，那些父母给他们的孩子提供的优势，可能不仅仅在于私人增强的教育机会（如把孩子送进私立贵族学校或使他们在家里接受特别教育），还在于可以在政治上组建明显优于其他辖区的公共教育机构。

我要反驳这种教育公平上的充分观。 首先，我认为，从教育公平的理想中撤退的动机是不充分的。特别是，反对教育平等主要是出于“水平下降”的担心以及在实践平等标准时可能破坏对卓越人群的培养方式。我同样反对这样的控告，即教育公平过度地限制了父母特权对孩子教育的支持。其次，我认为，教育正义的充分概念假定民主论据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因而要完全忠实于民主公民的健全标准，就必然要谴责安德森与萨兹所接受为公平的各类教育不公。

我首先大概描述一下教育公平的理念和它的基本原理。 要注意，教育平等的理念不仅指学校的设计和经费，还为那些影响教育机会和成就的社会结构提供了更多的基本特征。 即使学校是好的，许多儿童的求学之路可能被贫穷、不健全的医疗保健、营养不良及恶劣的家庭环境所阻断。对于教育公平的合理解释应该有一个开阔的视野，要考虑好学校所必需的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仅把目光局限于课程事宜与学校经费，是非常短视的做法。

安德森与萨兹两人的观点都很复杂有趣，并且，尽管它们并非同一的，但具有相似的原理，都坚信教育在促进与滋养健康的民主公民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从中汲取灵感。 我概述了民主充分模式的一些主要特点。我认为，对民主公民的完全忠诚要求实行教育平等，远离充分模式。可以说，民主充分模式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民主精英培养部分和公民身份准备部分。简言之，教育机构一方面必须能够为民主社会培养出训练有素的实干精英，另一方面必须使儿童成为能够在民主体制下互动的平等政治个体。安德森强调前者，而萨兹强调后者，但二者皆认为民主平等并不要求教育平等。

有效的精英训练。 安德森的观点由此展开：对教育公平的解释应当考虑教育在创造“精英”――他们能够有效地为民主社会里更广大成员的利益服务――上的作用。 教育机构的设置必须以精英制造为标准，“这些精英在其职位上各尽其职，因而在权力、自主权、责任与职位所带来的回报上的不平等，能够给全体成员带来福利，包括最弱势群体。”考虑到这一要求，合格的精英必须能够“积极有效地回应与服务于社会各界的利益和问题。

回应要求：（1）意识到各界人民的利益与问题并倾向于为那些利益服务；（2）技术知识及与社会各界友好互动的能力。” 安德森认为，合格的精英毖须从全社会选拔，而这反过来需要一个教育系统，它能够使“社会各界的学生，特别是各种弱势群体，具备充分的技能以争取更高等的教育，从而加入精英行列”。 在展开她的观点时，安德森也说明了来自单一优势的社会阶层的精英易患上“认知缺陷”，这削弱了人们为整个社会服务的能力。例如，在有效而恰当地解决穷人或少数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时，他们缺乏必要的文化理解；在不同群体间解读与传递相关信息时，他们会缺乏“交际能力”。安德森认为，一个公正的教育体系必须能够产生适度多样的合格精英，而这要求“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能有效地获得初级及中级教育，以使他们有能力进入四年制的大学”，且这大学的课程设置“必须使学生们具备进行研究生学习的能力”。然而，即使这些基本要求都达到了，一个公平的教育系统仍然会滋生不平等的教育机会。

公民身份准备。 教育公平的有效精英标准还需要更广泛的公民教育作补充，以使所有儿童具备在民主社会中享有充分且平等的公民身份的能力，如知识、技能、性情和经验。正如安德森对精英训练的分析，萨兹对公民身份的含义及先决条件的处理也是复杂精细而有趣的。在马歇尔的基础上，萨兹主张平等的公民应具有：“（1）平等的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政治参与；（2）在公民社会内有平等的权利，包括财产权利和获得公正的权利；（3）保障基本经济福利及共享社会传统与按社会主流水平生活的权利。”

她强烈主张，这种形式的公民教育的基本条件包含四个关键要素： 首先，公民需要各种基本的知识和技能，这是有效地行使公民权利与义务所必需的。第二，需要在总体人口中分配的技能和知识。第三，在社会集体生活的重要方面（如权力职位与权威），教育必须是兼容性，以促进不同的个人和团体（如不同性别、种族、阶级、文化等）的参与。这反过来又需要培养人们对多样性的相互理解和尊重。第四，教育必须给予学生一个发展潜能的公平（非均等）机会。适当的发展机遇意味着，在追求经济和就业机会时，没有人会因其社会背景（如种族、阶层、性别等）而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教育至少要满足有效的精英培训和公民身份准备――安德森和萨兹都主张，这一最低要求本身是很高的，且远高于美国目前的教育系统总体上的最低标准。 安德森和萨兹所确认的民主目标是合理而重要的。此外，它们非常切合教育平等的要求。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同样优秀的教育，与精英培养和公民准备的，民主目标的实现是相适应的。的确，他们的分析很好地说明了平等主义理念应当囊括的卓越维度。但安德森和萨兹都坚信，这些民主目标的实现与明显的教育不公现象相吻合，尽管这至少有两种质疑理由。

不充分的精英训练。 不妨假设，与占据精英位置及身为精英一员而良好地发挥作用相关的类潜能――由天赋才能、兴趣及性情组成――在社会成员间是平等分布的。而且，我们还可以假定孩子通向教育的路径大小与潜在精英的发展之间有很大关联。更好的教育机会能使孩子们更好地进入精英阶层。所以如果要确定及发展这种潜力，那为了培养能在社会各阶层起作用的精英而定的教育策略就很有必要了。如果只有某些阶层能系统性地享有更多的资源、更好的教育机会，那这个教育系统将会错过那些最能胜任精英职位及民主管理的人。如果说充分派的阈限之上明显的教育不公不会影响到不同群体通往精英职位的途径，那这无疑是荒谬的。 因此，在一个充分模式中，那些只能得到较差教育机会的人在精英阶层中只能占据很小的份额，而这反过来又会导致精英们的“认知缺陷”，因为弱势群体的教育视角将会被忽略。 安德森也确实承认，弱势群体的代表性不足会使其流于形式，但她并没有就其自身的观察得出正确的结论。“精英们对弱势群体的问题极度无知。除非他们能经常性地与弱势同伴相处，否则整合也不能弥补这一不足。”但这已然成为一种平等标准，而非充分标准。与平等模式相比，充分模式只能产生更狭隘且不那么出色的精英，因而应当在民主的基础上加以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