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共和》｜新的知识分子类型：为钱说话的“观念领袖”

20世纪30年代，安东尼奥·葛兰西写下了他的知识分子理论。今天，这场关于“思想领袖”，“有机知识分子”，“观念产业”，“公共知识分子”的大讨论仍然激烈地进行着，其中德雷兹纳的《观念产业》案例研究、克里斯坦森的“颠覆式创新”理论等研究又为知识分子理论拓宽了重点。

本期法意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卫·赛辛斯（David Sessions）于2017年6月28日在《新共和》发表的一篇关于“思想领袖的崛起”的文章。作者在文中强调，当知识分子开始与资本主义财富相结合，当超级富翁的势力深入大学和智库，一个新兴的知识分子阶级诞生，其不同于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超级富翁为他们提供着源源不断的财富支持。本文针对“观念领袖”的形成及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醒人们去明白谁是“敌人”。

（译者注：大卫·赛辛斯（David Sessions）是波士顿大学现代欧洲史专业的博士生，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交换生。他同时也是《每日野兽》的前编辑，其文章作品曾刊登在《雅各宾派》和《新闻周刊》上。）

20世纪30年代，在墨索里尼的一个监狱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写下了他的知识分子理论。他提出，新阶级，比如工业革命后产生的欧洲资产阶级，带来了他们自己的一套思想家，这些人被安东尼奥称为“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理论家，能工巧匠和行政官员，他们成为了一个新社会的“公务员”。并不像那些在旧的等级结构中坚守位置的“传统的知识分子”一般，有机知识分子帮助资产阶级确立自己的理念，它们成为一种无形的、毋庸置疑的既定智慧，在社会制度中传播。

今天，在正在进行中的有关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所谓衰落的辩论中，葛兰西的理论已经基本上被忽略了。我们被告知 ，伟大的思想不再像过去那样吸引公众，因为大学太保守，学术思维太狭隘。这样的悲叹常常引用罗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的《最后的知识分子》（1987年），它抱怨20世纪60年代后学术界的专业化，并制造了一种怀旧情绪，怀念20世纪更早时候的波希米亚式的“独立”知识分子的辉煌时代。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这样的作家把这种可悲的情况归咎于哲学博士项目，克里斯托夫欢呼“晦涩难懂的不可理解性，同时贬低影响力和读者”。这些熟悉的批评隐含的意思是，如果学者不能将观点传播给更广泛的读者群体，那是因为学界思维模式本身所致。

政治科学家和外交政策博主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W.Drezner）在他的著作《观念产业》（Daniel W.Drezner, The Ideas Indust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中将关注焦点进一步扩宽，将观念形成、资助和表达的条件纳入在内。通过市场的语言来描述公共领域，他认为三个主要因素改变了当今知识分子的命运：公众对制度的信任烟消云散，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及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他正确地指出最后一项是最重要的，那就是美国超级富豪的非凡崛起，这是一个对支持某种特定类型的“观念”感兴趣的阶级。

德雷兹纳写道，有钱人让一种新的思想者，也即“观念领袖”变得更有影响力，却让忧心忡忡的“公共知识分子”付出代价。如果说像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玛莎·努斯鲍姆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是擅长怀疑和分析的，那么像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和谢里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这样的观念领袖，则是“形成他们自己独特的视角来解释世界，然后让听力所及的范围内所有人的世界观产生转变”。当公共知识分子在复杂性和批判中折冲协调时，观念领袖们却突然迸发出巡回布道者般渴望“改变世界”的愿望。德雷兹纳认为，许多读者更喜欢后一种“大观念”而非前者的复杂性。在一个充斥着财阀的观念市场，思想领袖们把他们的产品推销给亿万富翁和更广泛的受众”，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他们变成了“带有自我品牌的超级明星，他们分享着以前为大亨，名人和运动员所保留的特殊空间”。

德雷兹纳尽其所能，以客观的眼光看待这些观念领袖，认为他们是一种新的知识分子，其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功能不同 ，但同样合法合理。“这的确值得注意”，他乐观地写道，“对于新想法和充满活力的思维方式的强烈需求已经出现”，但他似乎将这种对于新想法的渴望描绘成了一种积极的发展趋势，虽然他承认当今迫切渴望的观点从最好处说是浅薄和平庸的，从最坏处说是极度反民主的，有时候就是公然的欺骗。

《观念产业》告诉我们，反对观念领袖的案例极具破坏性。正如德雷兹纳所指出的，观念领袖中某些声名赫赫的人物是因为其思想浅薄和公然卖身投靠富豪而获得声誉的。德雷兹纳总结道，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著名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中最重大的一个观点是“要想在全球经济中成功，你需要成为特别之人，拥有像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那样的独特品牌”。但“商人们喜欢弗里德曼关于技术和全球化如何改变全球经济的著作”，德雷兹纳解释道，因为他的文章强化了他们的世界观。

像弗里德曼一样 ，观念领袖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和阿伊莎·哈娜（Ayesha Khanna）宣称：世界历史上技术创新的力量，鼓吹大写字母“T”开头的技术，正在取代经济和地缘政治，成为全球变化的引擎。正如叶甫格尼·莫洛佐夫（EvgenyMorozov）所观察到的，帕拉格和哈娜认为“民主可能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不能相容”，认为我们应当欣然接受威权主义和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在他自己为卡纳的书《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本书名为中文译著书名，中信出版社2016年6月份出版）的书评中德雷兹纳将他的想法描述为“全球谬误”（globaloney），并把他的散文风格比喻成一个“在递归循环上的TED演讲”。

德瑞兹纳追踪了在新的观念产业，通过电视节目、待遇丰厚的演讲邀请、空前盛大的图书推销来追逐金钱的行为，怎样鼓动了观念领袖夸耀其专长，并在众多市场中拼命挣钱，他们最终不过是兜售假货的骗子。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CNN的节目主持人和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此人在其多平台著作中抄袭其他作家的文章而被抓了个现行。同样，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一头扎进了品牌建设中：为电视剧制作剧本，发表高利润的演讲，为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出版物撰稿。就像其他过分贪婪而不堪重负的观念领袖一样，弗格森2012年在《新闻周刊》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奥巴马总统的封面故事，结果却充满了错误和误导。在接受《观念产业》的作者采访时，弗格森坦率地谈到他从牛津大学教授转型为观念领袖的经历：“我做这些，全是为了钱。”

尽管德雷兹纳对观念领袖的欺骗感到不耐烦，但他故意回避了由证据暗示的更加令人担忧的隐含意义。当要对观念产业是否奏效作出定论时，他就会联想到一个经济隐喻：“无论是好是坏，现代观念市场都与现代金融市场非常相似。通常，这个体系能够运作，但偶尔也会出现资产泡沫。”

然而，在克里斯坦森在《哈佛商业评论》中首次展示“颠覆式创新”理论近20年后，在2014年，历史学家吉尔·莱波孔（Jill Lepore）在《纽约客》的一篇广为阅读的文章中剖析了这一理论。莱波孔发现，克里斯坦森的案例研究是模棱两可的，而且夸大其词：本应该“因为颠覆性创新而被打倒”的美国希捷科技公司（著名硬盘制造商）（Seagate Technology）事实上繁荣发达，在克里斯坦森的研究终结之后那一年销售额翻了一番。与此同时，他称赞的颠覆性公司却破产倒闭了。莱波雷的文章引发了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评论》更加致命的批评，并在硅谷引发了激烈反应。  

德雷兹纳似乎认为这个案例研究是一个关于观念市场如何自我调节的典型例子：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核查一个观念领袖，并在这一过程中挤兑出“资产泡沫”。在德雷兹纳的观点里，这两种思想家是互相平衡的。但就像在经济学中一样，市场隐喻也带来了一种准神学的信仰，即一切最终都将回归均衡，这种意识形态故意忽视了那些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通过破坏系统为自己牟利的最大玩家。毕竟，“颠覆式创新”在过去的20年里，作为一种理论，安然无恙的幸存下来，直到今天，混乱的局面仍在继续。数十亿美元仍在涌入商学院，以激发类似的哗众取宠，大学理科院系则为筹集资金资助互相争夺，人文学科则在计划好的报废中痛苦地挣扎。

财阀的大量涌入，所造就的不仅仅是几个空洞的思考者。让知识分子进行有意义的研究的机构也正在被他们的新赞助商彻底改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来自政府的资金来源和慈善组织的资金枯竭，智库试图通过向企业，外国政府，以及有政治头脑的精英争取捐款来弥补赤字。然而，这些捐赠者根本没有兴趣支持那些在智力上享有声望的，无党派的工作，而更愿意为所青睐的观念制造政治支持。换句话说，他们希望获得投资回报。

因此，智库变得越来越党派化。正如德雷兹纳所描述的那样，当前参议员吉姆·德敏特（Jim DeMint）在2012年被任命为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主席时，他就从研究转向行动，以满足捐赠者的要求。在2012年，科赫兄弟起诉了卡托研究所，以获得对该组织更多的控制权，因为该组织的研究有时与共和党的正统观念发生冲突。与此同时，自由派智库已经屈服于企业的影响力，虽然不那么赤裸裸的充斥着党派偏见，但同样是妥协的：布鲁金斯学会最近聘请一位地产开发商担任高级研究员，同时接受40万美元来为其公司在旧金山的重建计划游说。 

类似的效应在大学里也发挥着作用。随着大学的管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由银行家，对冲基金经理和房地产开发商主导，存在已久的抵御资本控制的学术研究的禁令已经被抛之脑后。甚至连名牌大学现在也为与企业关系纠缠不清的研究敞开了大门。例如，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国石油公司赞助的一项研究得出了一个被广泛报道的结论，即“深水地平线石油泄漏事件并不像大家认为的那么糟糕[1]”。正如历史学家菲利普·米罗斯基（Philip Mirowski）在《科学市场：美国科学的私人化》（Science-Mart:Privatizing American Science）中详细描述的那样，大学已经迫不及待地采纳了企业的研究与发展运营模式，而这些公司不再认为在公司内部进行研究是有成本效益的。而且，由于它们受到竞争压力的影响，企业投资于基础研究的可能性要小很多，而相较应用科学，基础研究更将导致重大的科学突破，这种投资方案会使他们能够加快挣钱的速度。

另一方面，企业赞助商也变得更加大胆，迫使科学家规避那些可能威胁其企业利润的结论，并努力让那些坚持跟踪事实的人产生怀疑，尤其是在气候科学领域。更不用说那些涌入大学甚至是精英大学的，资助那些关于资本主义的美德的课程、福利国家的缺陷的研究的大量企业资金了。迈克尔·马辛（Michael Massing）在去年的《纽约书评》中报道，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接受了数百万美元的拨款以制订有关“国家面临的财政挑战”的高中课程表---“我们为什么需要削减福利”的法典。与此同时，金融服务公司分支银行与信托公司（BB&T）已经资助了几十所大学来宣扬“资本主义的道德基础”和安·兰德（Ayn Rand）的思想。  

德雷兹纳的书中所提供的证据，使人们看到了一个惊人的图景：在这个国家里，超级富豪正积极地寻求破坏那些已经形成了的在20世纪很大一部分公众信任基础的机构。因为他们的财富很大程度上来自金融，而不再依附于国家的物质基础设施——他们不是钢铁巨头或铁路大亨——现代富豪不再利用自己的财富来保护公共需求。相反，他们把财富武器化，目的是创造更多的资本，并根据自己的不具代表性的政治信仰来重塑社会。“只有35%的美国富人支持消费，这是确保好的公立学校所必需的。”德雷兹纳指出，“这与来自公众的87%的支持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富人还支持削减政府支出和社会计划，这比其他公众更强烈——这与他们花费数百万美元购买学界支持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的冲动相吻合。

战后美国的知识机构远非十全十美；大学和智库接受了美国政府的军事资助，而且常常为美国帝国主义提供知识基础。然而，在二战后的30年里，公司的力量受到一个强大的劳工运动的制约，高等教育变得广泛普及，社会服务得到扩展，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时期。大学和智库能够建立一个公众信任的基线，部分因为其知识生产并没有直接控制在大部分怪异的亿万富翁手中，这些家伙要求他们的品位得到满足，其喜爱的政治观点得到认可。

考察到这种新的景观，很明显观念领袖的真正作用是成为那1%人群的有机知识分子，并为他们服务——正如葛兰西所说的，这一角色是给新兴阶级在社会中提供了一个“关于他们自己功能的认识”。观念领袖的目的是反映、系统化并且推广超级富豪的这种错觉：他们是靠自己的能力赢得财富，应进一步切除社会保护，以便让每一个人更能灵活把握“未来”，而且地方性依赖和可能的生活方式应当被雄心勃勃的消费主义所取代。观念领袖把这些基本信念聚集到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使命的基本信念之中。他预言每个问题都能依靠技术和富豪的金钱来解决，只要我们将挡住去路的传统、社区和民主规范统统清除掉。

无论是坚持军事干预的外交政策专家还是赞美颠覆性创新美德的商学院预言家，还是将政治简化为工程的硅谷天才或者鼓吹自动化技术不可阻挡地前进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今天的观念领袖都共享着一个核心世界观：极端的财富和渠道，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英雄般的获得。正如德雷兹纳展示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观念产业更倾向于认为是一个观念领袖，而不是更批判性的，更多疑的公共知识分子：学者倾向于否定“英雄造时势”理论。如果思想的市场上充斥着那些宣传下一件大事的小贩，以及亿万富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重要性，那是因为这就是亿万富翁们想要听到的。

无论超级富豪多么大幅拉低美国思想和政治话语的水平，《观念产业》也为不同种类的有机知识分子创造了机会，虽然非常微小。1%的人颠覆媒体和大学的尝试已经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后果，它让左派的一代年轻作家和学者更加激进——那些最近在《高等教育记事》上被贴上“新公共知识分子”标签的人。面临着学术界暗淡的就业前景，可能曾经成为教授的左翼分子越来越把自己定义为作家或政治组织者。历史上，黑暗的时期对于思想有利，我们的时代也不例外。我们可以说是生活在一个小杂志的黄金时代：不仅仅像《n+1》，《雅各宾派》,《洛杉矶书评》和《时事》这样的出版物近年来频频出现，还有像《阻碍者》（The Baffler）和《异议者》（Dissent）这样的老作品也已经复活或复兴了。

葛兰西认为有机知识分子不仅仅是用来描述欧洲资产阶级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先知。有机知识分子首先是左派的一个概念：从工人阶级出来的人，有意愿和能力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的观点并将其组织成行动。他设想的不是来自精英群体的拯救者，而是分享经济私有化体验并将其转变成思想和社会斗争的思想者。

这些左翼的新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成为新的社会媒体生态系统的编辑，作者，组织者和牛虻。他们相较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任何时候，在公共领域内有了更大的平台来展示自我，其愿意去揭露观念领袖的空谈，攻击自由主义中心的修辞和烟雾屏障，以及为工人阶级选民辩护，反对对种族歧视和盲目民粹主义的指责。知识世界是一个更广泛斗争的重要维度；当今观念领袖的自私自利的理论和空洞的流行语必须不仅仅受到谴责，而且应当被帮助各种各样的人理解真实世界的丰富的概念取而代之。这种思想工作并不逊色于其他组织形式，也要求显著的个人勇气——去拒绝学术超然的姿态和文明公约，阻止批评的思想，这些是被用来打击那些批评精英支持的观点的人的积极性的。

但是仅仅依靠智力干预是远远不够的。给予我们观点产业的同样条件也给予中央集权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压倒性的优势。即使我们对1%的人与观念领袖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批判性的讨论，我们也必须在物质和社会的世界里组织起来，在这个世界里，经济精英的思想有其最有害的影响。学院和媒体工会化背后的新活力是一个极好的开始，但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知识分子所需要的与其他所有人所需要的是一样的：全人类的繁荣置于私人利益之上的社会，能够捍卫公共利益，抵御鼓吹原子化的高科技未来的预言的更强大政治网络。但是，不管实现这样的社会有多么困难，现在能做的就是赋予希望。我们最终会更清楚地明白谁是敌人。

翻译：赵怡冰

翻译文章：David Sessions, The Rise of the Thought Leader, New Republic, 2017,No.7.

网络链接：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43004/rise-thought-leader-how-superrich-funded-new-class-intellect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