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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骑手，一千万人的“过渡”生活

凤凰网读书 · 公众号 · 读书 · 2024-09-24 08:12

正文

2020年9月，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推文刷屏，四年过去，外卖骑手似乎仍旧困在系统之中，而随着这一群体的迅速扩张，系统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学者孙萍通过研究平台经济下外卖骑手的劳动形态，写作《过渡劳动》一书，在书里展现出这个困住骑手的系统究竟长什么样子，又是如何演变与进化，变得既有“越来越稳定的管理与组织化”，又让外卖员这一工作变得越来越“灵活”，成为难以长久的“过渡劳动”。

书中写到，面对这样的系统，骑手“不得不面临更加随机、灵活的劳动机制，而这些机制往往会导致其劳动权益被日益削减，并因此产生更多不对等的劳动条约。用一位外卖骑手的话来说，就是‘权利没多少，事儿却变多了’。”

本文摘选自《过渡劳动》，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有所删减。

应该说，“跑外卖”是一项相对容易习得的营生，只要你会骑电动车、会用送单App、会看地图，就可以成为一名骑手。低门槛和相对高的收入吸引了大批灵活劳动者。当外卖骑手的人数由几十万变成几百万，再变成上千万时，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组织”和“管理”的问题。

电影《逆行人生》

试想一下，一个公司如果需要同时管理千万级别的劳动人口，而且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城市的大街小巷，它该怎么办？这是一项艰巨而庞杂的任务。

那么，外卖骑手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生态？在外卖大军的形成过程中，平台公司、劳务中介、外卖站点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在过去的十年间，外卖平台正经历着组织化的不断增强，但是这种强组织化并没有给骑手带来职业的稳定性，恰恰相反，它进一步加剧了骑手的灵活性。平台与多层劳务公司的合作，促使外卖劳动的类别和组织规则越来越细化。

与此同时，骑手却不得不面临更加随机、灵活的劳动机制，而这些机制往往会导致其劳动权益被日益削减，并因此产生更多不对等的劳动条约。用一位外卖骑手的话来说，就是“权利没多少，事儿却变多了”。

概括来说，外卖平台正在形塑一种“过渡性”的组织生态。

外卖员的分类形式

“灵活、悬浮、被细分”

外卖员的就业形态多种多样，按照劳动时间和形态的不同，可以分为直营、外包 / 专送、众包、自营等模式。这些称呼主要来自骑手和平台管理中的日常话语，基本概括了目前市场上主要存在的骑手类别。

“直营”指直接受雇于外卖平台的全职劳动者。直营外卖员与用工平台签订劳动合同，享有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权益保障。这一类别多存在于 2018年8月之前。

“外包”又称“专送”，指受雇于劳务派遣公司的全职劳动者。外包骑手原则上需要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但通过过去五年间的田野调查发现，有近六成骑手表示自己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外包骑手由站点管理，需要遵循所在劳务公司的要求，如穿外卖制服、接受排班、开早会等。

“众包”指通过平台抢单、自主进行零散送单的兼职外卖员。众包外卖员以个人兼职的身份参与外卖订单配送，名义上由 App 注册时所在的第三方劳务公司管理，网上签署劳务协议，不享有社会保障。众包骑手名义上受到站点和站长管理，但管理松散，可穿自己的衣服送餐。

电影《恋爱诊疗中》

2019 年，外卖配送平台在“众包”的名类之下发展出了“乐跑”/“优享”骑手。这些骑手的劳动关系特征与众包骑手并无二致，但其劳动过程却与专送骑手相似：“乐跑”/“优享”骑手有固定劳动时间，其单量大、路程短、单价低，不能拒单。

“自营”指餐厅自主雇佣的全职或兼职外卖员。外卖员与所在餐厅达成协议，由餐厅支付配送工资，具体劳动关系视具体情况而定。

需要指出的是，外卖市场的用工类别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多样，而是伴随着外卖市场业务的不断拓展而产生。随着外卖市场的不断扩张，用户需求不断增加，平台企业不得不承担急剧增加的劳动力成本。为了削减用工成本，“外包”和“灵活用工”成为外卖平台获取大量劳动力的重要途径。

由于“跑外卖”门槛低、不拖欠工资，很多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选择“用脚投票”，投奔了外卖行业。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现实：一方面平台给予劳动者越来越多“自由”的选择，允许他们自主选择成为兼职或者全职劳动者；另一方面，这些看似自主灵活的劳动类别又被不断地组织化、稳定化，以满足平台日益扩张的业务需求。

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讲道，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是促进个体化社会到来的马达。毫无疑问，中国的平台经济正在参与形塑更加个体化的劳动形态和生活状态。灵活劳动力的不断增长造就了中国过去十年蓬勃发展的数字化经济，而与此同时，它也正在形塑无数劳动者的“悬浮”状态。

农民、制造业工人持续加入平台化的灵活就业，并在其中不断地被归类、被细分、被管理。这些分类与管理来得十分迅速，以至于劳动者还未习惯现有的劳动管理，新的组织和划分形式又接踵而来。可以说，不断变动成为外卖骑手的生存状态。这也使得他们一时难以找到落地的位置和前行的方向，“过渡性”成为他们生活的一种常态。

从直营到外包

“好日子到头了”

2017 年的夏天对于李小川来说十分难忘。在 8 月的一天，他突然被告知他所在的“小度飞侠”骑手团队将被“饿了么”收购。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2017 年 8 月 24 日，在经过多轮协商谈判后，“百度外卖”业务部以五亿美元的价格被出售给“饿了么”，“百度外卖”的配送管理也一并由“饿了么”接管。对于李小川而言，“收购”意味着他将由一名“百度外卖”的正式员工变成第三方外包的临时工。

傍晚的时候，我们在一家小餐馆插空聊天。透过餐馆的玻璃，我看到了他的送餐车——一辆擦得锃亮的铃木125摩托。李小川曾以“小度飞侠”为荣。他微信朋友圈里晒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小度飞侠”气势磅礴的早会。在视频里，他与同事们将外卖餐箱摆成一字，穿着统一的红色服装、戴着红色头盔和手套，双手别在身后，一起高喊“百度外卖，为您服务”。

视频另外配上了激情昂扬的背景音乐，让人感到他们作为骑手的自豪之情正油然而生。但现在闲聊之间，李小川看着窗外崭新的摩托，略显落寞：

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用得上。得卖了。以后没有跨城配送了，骑个电动车就行了。这身行头也用不上了。……怀念以前啊。那时候还是好的，你跑不跑，一个月都有 3000（元底薪）。现在呢，啥也没有。跑多少挣多少。好日子到头了。

电影《逆行人生》

与其他外卖工种相比，李小川觉得“小度飞侠”更特殊。与短距离的外卖配送不同，他们的业务配送范围没有限制。“比如你想吃北京簋街的小龙虾，但是你家住在 20 公里以外。点百度外卖，‘小度飞侠’一小时之内就给你送过去。”李小川自豪地给我解释，说他们是“百度外卖”专门培训的骑手，服务特点是“高效和专业”。但就是这样一批忠心耿耿、归属感强烈的“正规军”，现在面临着被转成临时工的问题。

2017 年 8 月，以“饿了么”收购“百度外卖”为开始，越来越多的配送平台开始了“直营”转“外包”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平台将自己以前直接管理的外卖骑手以“劳务外包”的方式分配给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外卖骑手以前与平台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不再有效，转而由第三方劳务公司负责骑手的劳动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外卖平台不再直接负责骑手的招聘、劳动管理和劳动保障。换句话说，骑手失去了与平台的劳动关系以及与此相匹配的劳动权益。

李小川有些不甘。常年混迹于北京的他找了些门路。他先是托了朋友去律师事务所打听，返回的消息是可以进行劳动仲裁，而且律师事务所可以免费提供服务。

当时说，我们是和企业有（劳动）关系，走了的话，他们（指企业）需要赔偿。我们不同意转（第三方劳务外包），公司也需要赔钱。注册的地址在海淀那边，我们五六个人就去找了。反正以后干不了了，就不干了！

李小川和几个同事懵懵懂懂地找到了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文简称“劳动局”），表明态度说自己不想被转为第三方用工。劳动局先开展了劳动仲裁，在双方商榷过程中，平台公司提出赔偿外卖骑手部分购置电动车 / 摩托车的费用，被骑手拒绝。眼见劳动仲裁解决不了问题，李小川和几个同事把公司告上了法庭。他说：“律师鼓励我们告，说这种情况肯定能赢。”

官司从 2017 年 9 月开始，打了大半年。2018 年 5 月，李小川和同事们赢了，每人拿到了 6000 元到 10000 元不等的赔偿费，还退掉了购买平台电动车的费用。但是，这样的对抗也让平台方“十分不爽”，李小川和同事们无法在公司附近的商区找到工作，只能去别的地方另谋出路。

“直营”转“外包”，对于外卖员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保障权益的消退。因为不是“正式工”，所以失去了很多相应的社会保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像李小川一样选择反抗的骑手少之又少。对于大部分外卖员来说，职位或者劳动岗位的流动只要对工资没影响，就“问题不大”。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弄不懂中间是个啥”，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人（帮忙）”。所以，对于平台的“直营”转“外包”，大部分外卖员都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按照平台的要求签订了合约，转成了“外包”或者“众包”。

“直营”转“外包”的背后是平台企业进行资产剥离、实行“轻资产”运营的组织化转型。这样的组织化转型对大型外卖平台的发展十分有利。利用劳务外包，外卖平台实现了IPO合规，可以尽快实现上市“回血”。此外，劳务外包也帮平台省去了应对全国各地劳动市场复杂生态的麻烦，大大缩减了劳动管理成本。

电影《苏州河》

平台劳务外包模式的实施，开启了平台加速扩张的步伐。与此同时，这也是骑手开始“过渡劳动”的第一步。直营外卖员的消失，意味着平台经济下稳定劳动的结束和临时劳动的开始。这样的组织化转型，让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从前的产业工人，都不得不面对更加流动的劳动状态。

加盟商和代理商的迅速扩张

“骑手数量是核心竞争力”

“直营”转“外包”的过程，也是第三方中介公司迅速扩张的过程。伴随着外卖平台“直营”的消失，大量的平台加盟商、代理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外卖平台一般会按照代理城市的运营规模，将所有合作的劳务公司划分为 ABCDE 五个等级，并要求其支付几万到几百万的代理费用。

一二线城市的用户规模大、客流量大，代理商需要缴纳的代理费相对较高；小县城人流量小，订单少，代理费相对较低。一般来说，“加盟商”是平台企业对于一二线城市外包商的称呼，而“代理商”则是对三四线城市或县域外包商的称呼。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组织规模。

加盟商的骑手基数更大，储备更多，运营中的资金流和业务量也更大。在业务的类别上，加盟商只负责配送，即外卖团队的管理；代理商的业务则相对多元，它们会作为平台在小城市的“全权代理人”，负责配送、商户、单量等多线条业务。

为了应对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外卖大军，配送平台往往会同时跟几百家甚至上千家中介公司签订协议，按照地域或业务线需求进行合作。加盟商和代理商成为外卖平台的劳动供应商，他们与平台签订合作协议，按照城市或者地域铺开自己的劳动力运营链，负责配送业务的完成。

出于业务安全的需求，平台一般会同时与多家中介公司合作。例如在北京，“美团”和“饿了么”同时拥有几十个加盟商，分散在各个区域，以此来保证运力的多元化。同时，平台也要求加盟商具备跨城市、跨地域的劳务供给能力。外卖平台一旦拓展了新的市场，就希望加盟商能够快速跟进，随时补充配送劳力。

对于平台加盟商和代理商来说，“运力”是核心竞争力。骑手越多，对你（加盟商）越有利。现在都缺人。公司能招到越多的骑手，说明你的运营和管理能力越强。平台就会依赖你。加盟商都在拼命招人。配送这块业务不断增多，你得使劲“堆人头”，才能达到平台给你定的绩效要求。

陈康是“美团”和“饿了么”的加盟商。他于2018年加入外卖平台的配送业务，组建了一千多人的配送团队，主要承包一二线城市的外卖配送。在访谈时，陈康用“堆人头”来形容自己的主要任务。在他看来，平台强力的扩张是催生加盟商、代理商不断出现的重要原因。

例如，平台公司为了拓展市场，会一下子招募上万个BD（有些平台称其为“地推”，指商业合作的渠道拓展），组建销售大军，开始定目标、扫商户。一个人一条街，开始地推。这样做很快就可以占领一个地方的市场。

可以说，各类中介机构的出现成为大规模生产数字零工的重要组织化力量。大大小小的劳务中介组织交错、勾连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密布的网，不停地“网罗”游走其中的零工人员。而隐藏在这背后的是一条多层次、多线条的利益链。借助多层级的劳务中介，平台公司建立起了一套维持、运营和管理骑手的机制。

需要注意的是，平台与中介公司的合作并不都是皆大欢喜，因为两者各有各的“算计”。为了保证外卖业务的平稳扩张，平台公司会通过考核机制监督加盟商和代理商。如平台会给它们制定配送 KPI，每月进行代理商业绩排名，定期召开培训会议，淘汰成绩不合格的合作商。

电影《逆行人生》

对于这些中介公司而言，成为平台的合作商更像是一场赌局，他们需要精确衡量自己是否能够承接平台业务、承接多少、成本多少，以及后续如何开拓所在地的外卖业务等。陈康抱怨自己的公司在与平台的合作中“话语权几乎为零”。作为甲方，平台的强势要求不但体现在各种考核指标上，还体现在种种不确定的市场风险中。

自己找团队，找（送外卖的）人，找广告商。都是你自己。平台需要你大量补贴的时候，就得补。不补？那你完不成指标，后期也没有市场效益。这东西，就是个赌。赌对了赚钱，赌不对，你就是炮灰！

从骑手个人的角度来说，在保证运力合理的情况下，一个站点的人数自然是越少越好，这样骑手人均获得的单量就会增加，收入便会增多。但平台往往更看重服务品质。为了塑造优质的服务体验，平台非常看重每个配送站点的人数。平台会定期根据后台数据测算一个站点的“人效”，即人均送单数量。一旦站点人均送单量超过一定额度，平台便会要求站点立即招募骑手。有时候命令来得着急，代理商常因无法按期完成招募而受罚。

（平台要求）3 天招 15 个骑手！我上哪里找？就算能找到，一般也会超时。平台给你下任务管不了那么多的。完不成就罚款。开罚款单。最厉害的时候，一个人头 2000 块。

“拉人”是第一要务

“脸面与金钱你自己选”

对于中介公司来说，想要生存，“拉人”是第一要务。过去的十年间，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小县城，其街头巷尾都在上演着外卖产业的“拉人大战”。放眼望去，地铁广告板、电线杆、配电箱甚至街边的垃圾桶，都贴满了外卖广告。除了线下广告，中介公司也会使用“58 同城”这样的线上网站。曾经在劳务中介负责招人业务的小刘说，午夜 12 点，我们的“张贴大军”就出发，扫一遍。私人的地方不行，公共场合都不放过，能贴的地方都贴一下。哪怕很快被人撕掉（也没事）。要的就是曝光率。

除了使用外来的广告商渠道，中介公司也会有效利用已有的骑手。骑手的餐车是天然的“流动广告牌”，在骑手的餐箱上张贴招聘启事成了不少中介公司和站点的常规操作。好一点的，会去打印店制作贴纸，贴在餐箱上；随意一点的，就直接用 A4 纸打印出来，贴上去。下面是我在燕郊调研时看到的招工广告：

你想月薪过万吗？你想吃喝不愁吗？你想骑着美团小黄车逍遥自在吗？你想成为这个城市的主宰吗？你还等什么？赶快加入美团吧！电话：×××-××××-××××微信同步，欢迎骚扰。

中介公司为了“拉人”不遗余力，但这样迅速而急切的招式也会产生许多问题。比如，一些外卖员在聊天的时候说，自己是被“忽悠”来干外卖的。

果冻姐是我田野里为数不多的女性骑手，而且十分健谈。2019 年秋天，她与丈夫离了婚，辞掉了工作，一人来到北京，“想换换心情”。她先在招聘网站上投简历，很快就有人回电话，问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果冻姐说最好是“坐办公室的工作”。对方答应下来。过了几天，果冻姐被通知去面试。面试的地方在望京。从南面兜兜转转，当时还不会坐地铁，打听去了。结果一去，傻眼了。是个跑外卖的站点！人家问我是来报名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后来，站长出来，看我是个女的，长得“白白胖胖”，对我说：“留下吧，正好缺人。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女同志，有伴了！”果冻姐就这样稀里糊涂从想做办公室白领，跑去送了外卖。

电影《逆行人生》

我问她为什么不拒绝，她说因为自己刚来北京，身上没有多少钱，想先挣口饭吃。

在这场浩浩荡荡的“拉人运动”中，中介公司的城市经理和站长担任了重要角色。为了招工，城市经理与站长联合，广泛调动社会关系，尽可能地延伸自己的触角。站长作为骑手和中介公司的“中间人”，不得不努力参与其中，完成“拉人”任务。果冻姐告诉我，她所在的望京巨峰站点里，有三分之一的骑手都是站长从老家“拉”来的人。“一个站，都快变成陕西窝了！都是一个地儿的人！”

果冻姐的话也印证了我们的调研结果。在 2021 年 8 月的调查问卷中，我们发现，传统的熟人关系仍旧是外卖站点招工最有效的办法。其中，依托“老乡或熟人关系”实现外卖就业的骑手人数占到总人数的七成之多。

在陕西渭南调研时，我和学生曾经以想做兼职骑手为由走访了当地一处骑手聚集点。大清早没有单子，骑手们把车停成一排，有的吃早点，有的抽烟、聊天。其中一位骑手见我们问题不断，便从自己的餐箱拿出了一份他们站点的招工广告。

这是一份折叠三层的竖版小册子，新年伊始，封面是欢庆新年，里面是关于站点招工有趣而直接的表述。共分为“你的困扰”“你的收入”和“关于我们”三大部分。部分内容如下：

你的困扰：

房贷车贷和外债

你干与不干，账都在，加入我们，收入高还（得）快

上有老下有小

睁眼闭眼都要钱，更是不敢闲

在家赚不到钱

外地本地月亮是一样的圆

送餐在外太危险

保险护你周全

工作不体面

脸面与金钱你自己选

漂泊在外回家不便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

平台乱扣钱

不要相信外界的传言说差评扣除成百上千！没有那么悬，只要你工作突出，违规都能减免，超时也能正常结算。

你的收入：

全职：

早中晚三个班，每周轮换，可以根据你的情况调整上固定班，举个例子，每天你只要在线，按9小时计算，每小时平均 5 单，一天净赚 180 元，一月下来就是大 5000 ！你如果努努力，月收入过万！

兼职：

适合现在上着班的人员，下班后就可以上线。午晚高峰时段在线，按 4 小时算，每小时平均 5单，一天 20 单。（一）月下来也有近 2000。当然了，你时间充裕，也可以多跑，多跑多赚，谁会放弃这诱人的零花钱。

日结：

适合学生和宝妈，你们没有完整的时间，但你们有分担家庭开销的信念。只需一辆电动车和一部手机在线，跑单就是赚，隔日结算，不耽搁学业，也不影响给孩子辅导和做饭。

关于我们：

工资按时发放不拖欠，夏天熬绿豆汤祛暑，冬天煮姜丝可乐御寒。上线跑单还有太平洋保险护你平安！入职不收任何费用，快速上岗，免费培训，持此单页入职可享受团队内单王一对一培训。

刚刚拿到这个招工单时，我读得津津有味。尤其是“你的困扰”这部分，真切地反映出小城镇普通人犹豫和纠结的情形，读起来竟然有些琅琅上口，还带些幽默感。

关于“在家赚不到钱”，招工手册直接给出解决思路：外地本地月亮是一样的圆。言外之意是说，无论在哪里，需要靠个人能动性，而不是看地区。关于“工作不体面”，招工手册给出的解决办法也直击灵魂：脸面与金钱你自己选。看似简单粗暴的回答里面却饱含小城人的直爽与智慧。

组织化和灵活性都在达成

“管理精细，就业灵活”

被掩盖在不断更新的管理规则和庞杂的技术规则之下的，是外卖平台组织生态越来越复杂的现实。平台一方面不断推进管理机制的细化，另一方面也不断尝试“解绑”与外卖员的直接雇佣关系。

那么，这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平台的运营通过实施“资产剥离”，以“外包”的形式将地方业务拓展、外卖骑手的招募和管理委托给第三方，这样既可以缩减劳动管理成本，也可以有效帮助自身与外卖劳动者实现直接劳动关系的脱钩。但是，脱钩并不意味着对骑手劳动管理的放任。相反，平台通过与劳务公司的合作，不断丰富、发展用工类别，创造并逐步完善了“中介——城市——片区——商圈——站点”的多层组织传导机制，用以管理日益细分的骑手工种和劳动形态。在这样的机制下，平台有效维持了“组织化”与“灵活性”的微妙平衡。

电影《逆行人生》

不过，这样的微妙平衡有着先天的矛盾性。当平台不再声称自己对于劳动者的拥有和控制，劳动者变得进出自由，外卖也就成了一项“随选服务”和个人化的选择。但是，一旦劳动者进入外卖行业，各种各样的管理规则和细化的劳动要求就扑面而来。算法与劳务中介的联合管控，让外卖劳动看起来灵活，实则十分受限。几乎每个进入外卖市场的人，都挣扎在这种矛盾张力之中。大家来去匆匆，看似自由，却终究无法长期落脚于此。

这种感觉很像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所展现的劳动意义的改变：

劳动已经失去了它在一大批于固态的现代性和沉重的资本主义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价值中的中心地位。劳动不再能够提供可资环绕和可资自我界定、确立自我身份和生活计划的基准。

对于平台来说，劳动力的组织化和灵活性都是它极力想要达成的。因为只有“组织化的灵活性”，才可以最大限度地适应平台迅速变动、急剧扩张的市场战略需求。例如，在 2016——2017 年外卖平台激烈争夺市场、进行“价格战”之际，这种变动的、不断细化的组织形态有力地支援了平台业务链条的扩张。

大量灵活的众包劳动力在短时间聚集，以惊人的效率形成小组和站点并完成送单任务，保证了消费者能够“快好省”地享受外卖服务。而在此过程中，各类中介组织成为大规模生产、管理和维系数字零工的重要组织力量。通过与平台合作，他们构建了一套错综复杂的网格管理机制，试图将个体劳动者稳稳地抓在手里。

需要看到的是，这种层层编织的网格化管理虽然有效，却也凸显了平台经济发展中的矛盾：组织化的形态想要尽可能地“拢住人”，而落实到具体的情境下时，鲜活的劳动者会在层级化的管理中努力跳脱出来，这其中充满了组织与个人关系式、人情式的张力角逐。

过去的五年是外卖业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于进入门槛较低，社会中大量闲置的劳动力流入外卖行业。根据《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19 年及 2020 年疫情期间美团骑手就业报告》，仅在2019 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达到近 400 万，比 2018 年增长了 23.3%。其中，增长数量最多的是众包骑手。

而“众包”转有固定劳动时间的“乐跑”背后，是劳动组织方式的又一次细化。

通过这次细化，骑手的工种类别得以拓展，而平台劳动关系本身也变得更加松散和不可控。乐跑骑手的出现使平台和劳务公司进一步强化了对于“自由散漫”的众包骑手的管理。原有的“灵活劳动”也伴随着多样化工种的出现而逐渐消失，越来越多的众包骑手变成了平台上的“黏性劳动者”，其工作时长和工作强度逐渐增加。

平台用工组织不断变化的过程构造出了更加灵活多变的用工体系，而这样的用工体系为外卖平台提供了更加“稳定”的送餐劳动力。这里的稳定，指的并非职业发展的稳定，而是一种管理的稳定。当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被吸纳到平台劳动中时，劳动分工的发展促使他们越来越服从平台的管理。骑手需要接受平台日益细化的劳动要求。

但与此同时，不管是与平台还是与劳务派遣公司的雇佣关系，丝毫没有因为骑手依附性的增加而得到进一步确认。外卖经济组织化和灵活性的两端都在达成，而这样的状况正是外卖经济塑造“过渡劳动”的开始。

本文摘编自

《过渡劳动》

作者: 孙萍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薄荷实验

副标题：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

出版年: 2024-7

编辑 | 轻浊

主编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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