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发展至今，我们似乎走过了漫长黑夜中最幽暗的那一段。
2月25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湖北以外的日新增病例已降到个位数。
就在此时，熟悉的节奏回来了，还是一样的配方，还是一样的味道。
一方面
，中国部分自媒体对他国慌乱的现状极尽嘲笑——哼，你们连作业都抄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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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嘲笑日本
——以“钻石公主号”为例反映日本政府前期麻木后期无能，甚至有人又用上了“青年大院式”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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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嘲讽韩国
——连个新天地教会都搞不定，任由其从教会内部感染发展至全国性的感染，以至大邱变“鬼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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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嘲讽意大利
——不愧是“欧猪四国”之一，疫情都烧到眉毛了，还有1万5千人参加传统的扔橘子节。
另一方面
，“暖新闻”也如期而至。
中国翻译小姐姐听了世卫专家评价后哽咽了；
流量明星们的“戴口罩微笑”活动登上热搜；
华人在凯旋门前求抱抱也得到了大量传播
……
我充分理解这些新闻被传播的情感需求，以及背后怒其不争的内心愤怒：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功，付出了巨大代价，总结了一些经验，然而邻国并没有好好汲取教训，反过来，这些国家的疫情可能会对中国造成“反向输入”——这不，韩国疫情闹大后，飞往青岛的机票已经一票难求了。另一方面，2020年开头过得太灰暗，人们迫切需要“正能量”，需要阳光，就像走出诺亚方舟的人们看见彩虹一样。
但，在当前形势下不宜过分渲染这样的东西。
一方面
，每个国家国情不同，不存在“抄作业”一说。这里面至少有四种变量：法治以及法律对政府的授权内容、政府对私营机构的干涉和动员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关系的划分、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关系问题。基于各自不同的现实，每个国家政府想采取、能采取的措施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翻阅韩国《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当地主流媒体以及日本媒体，你会发现这些国家由于私立医疗比较发达，政府要动员私立医院抗疫是存在难度的，这也是他们媒体正讨论的话题；再如日本，中央和地方关系并不像中国人认知的那样——从上至下一级命令一级。
另一方面
，我们自己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教训是深刻的，那么多人因此去世，且“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昨天还出现了武汉出城措施“朝令一会儿就改”的事，此刻断然没有兴高采烈甚至幸灾乐祸的理由。
就在一些自媒体纷纷拿外国疫情带节奏、挣流量时，疫情发生以来多次推出重磅信息的财新昨日又发布了两则冷峻的报道，文章没啥“爽感”，但足够重要和警醒。
第一条——
两月来，华南海鲜市场附近福利院发生连续死亡。
这则报道关注了距华南市场近百米外的武汉市社会福利院。
在19年12月至20年2月底，该院密集死亡19人，这数字大大超过正常死亡率。其中，除一人确诊新冠后死亡，死因为肺部感染的老人6名，均未排查新冠，另有多人死因登记为感染性休克、急性心肌梗死、猝死、心律失常。而根据财新报道，其中出现发烧症状的不在少数。
财新报道中有一张表格，详细列出了这些离世者的年龄、基础疾病、登记的死亡原因、死亡日期，并隐去了姓名。表格只是表象，因为工作人员只能将登记的死亡原因写为某种症状，而不是某种病，于是，记者又通过走访离世者家属、医院内部人士、医生等知情者，试图还原这张冰冷表格外，导致这些曾经鲜活的生命离世的根本原因。
从新闻选题角度，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报道，因为它在一片空洞无物的加油欢呼声中，关注到我们防疫工作和公众视野中还有一些容易被忽略却易感的角落，比如老人聚集的福利院，而上一个例子则是人群更为密集的监狱。
新任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20日就在会议中专门关注了养老院疫情防控问题：
“要对养老服务场所实行严格封控，凡是无关人员一律不能进入；对于养老院内确诊的病人，不管想什么办法要坚决及时救治，决不能含糊”。
值得注意的是，财新20日清早即发布了关于养老院疑似感染者去世的简要信息，21晚，“武汉发布”曾发布民政局官方辟谣，称“没有网上说的11名老人呼吸衰竭而死”的情况，在一些自媒体描述中，称“武汉发布”随后发布了“造谣判七年”的微博，不过现在去检索历史文章已找不到该条。
一般而言，官方辟谣后媒体会偃旗息鼓，而财新直接在24晚推出了更详细的报道，没有情绪渲染、没有言语攻击，直接给出了记者调查到的事实。
究竟谁说对了？现在，我期待武汉有更详细的回应。
第二条，是对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的专访——
疫情下降中或出现上升拐点。
好消息大家都爱听，用俏皮的方式说出来还能获得很好的传播。
甚至个别人联想起前不久B站上改编自杨千嬅歌曲的刷屏视频《处处零》，为此津津乐道。
但警世消息就不那么讨喜了，多少人盼着全面复工，盼着疫情结束后撒欢啊。而曾光在访谈中却说——今后影响疫情上升的因素在积累，但是从确诊病例的疫情上看不出来，我们看到的还是下降。
为什么？有三个风险：曾光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风险因素：
第一，陆续返程、复工后，尤其是全面复工的影响。
第二，作为呼吸道传染病主力军的学生党还没返校。曾光在此提了个很重要的因素——青少年症状轻微，不容易及时发现，发现后可能已经传了一代两代，非常难控。
第三，现在医疗机构还没全面开诊，还没出现各地病人汇集的情况。
道理其实不复杂，但需要人说出来，需要被报道，这样才能兼听则明。
挖掘事实，尤其是关注那些公众容易忽略、不太关注，甚至让人有些不舒服的议题，是新闻媒体应尽的职责。否则，在缺乏足够事实供给的基础上，我们只能依靠态度、臆测去感知信息，舆论场就会被情绪和谣言左右。
在目力所及范围内，此次疫情从早期至今，有几个重要节点的报道我是从财新获取的。
在20日钟南山宣布人传人之前，英国帝国理工大学的研究者依据模型做了预测，称当时武汉实际感染者上限和下限分别为4471和427，当时看来这数字还是很夸张的。
这个计算其实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根据当时海外感染者数量，结合武汉机场每日离境人数以及机场辐射人群，推算人群感染数，结果发布在了大学官网上，信息并不复杂。
我从财新第一次看到了这个推算，这也是国内外机构最早的模型推算。
那时虽然宣布了人传人，但武汉尚未封城，而港大教授在这篇专访中说：
“保守估计，此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我经历过这么多，从没有感到害怕过，大部分可控制，但这次我怕了。”
在这篇专访中，管轶为武汉很多人还不戴口罩忧心忡忡，对清洗了华南市场后找不到标本愤愤不平，声称自己身经百战但这次要当逃兵。
还记得吗，这篇报道出来后，多少人骂管轶打击士气、散布恐慌，称其因为无法参与研究因为嫉妒才在媒体上泄愤。
“十倍起跳”，我自己当时也对这个判断将信将疑。但如今回头对比，SARS全球感染了8096人，死亡774人；而截止24日，仅在内地就有新冠确诊病例77658人，疑似2824例，还有87902位密切接触者在医学观察期。
在我看来，这是厘清疫情早期问题的关键信息。
财新比较早对武汉一线ICU医生进行了采访，里面提到了不少重要信息，比如1月初执行的诊断、上报标准中有“华南市场接触史”这一项，而在当时很多一线临床医生看来，这个标准过于苛刻，会漏掉病人——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人传人迹象，也有医护人员出现症状，还有非华南市场的疑似感染者。
财新又在2月下旬的报道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武汉市当地执行的标准，和省里面、国家专家组的标准不一致。
国家专家组的标准是
，具备临床症状——发烧；发病早期白细胞正常或降低；肺炎影像学特征；抗菌治疗无好转，同时具备这四项可确诊为不明肺炎。而如果患者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则不需要满足“抗菌治疗无好转”这一条件。
而武汉执行的标准中
，除了临床标准与“国家专家组标准”基本一致，更重要的是要求同时具备流行病学史——去过接触过华南市场。
财新的报道中提到，一位接近湖北省专家组的人士称，国家专家组成员看到武汉标准后很生气，后来武汉重印了标准，但很多医院还是在执行市里的标准。
看到这里，懂的朋友自然已经懂了。个人认为，如果它全面反映了情况，这就是疫情至今关于地方问题最为实锤的一则信息。
必须要说的是，我在这里无意为财新树碑立传，更无意捧杀，所以也不再举更多案例了。
其实，在疫情中做出优秀报道的媒体还有很多，比如上述标准之争，《中国青年报》的王牌栏目“冰点周刊”也有非常详细的报道；比如福利院的问题，有媒体此前也有报道；比如李文亮医生不幸离世时，《经济观察报》的记者就在ICU外拿到了一手消息；官方的《农民日报》第一时间报道火神山工人们讨薪；财新的竞争对手们也很早关注到了大量“未确诊病人”、医务人员缺乏物资等重要议题。
即使是自媒体也不该一棍子打死，比如一些以知识分子为目标读者的公号，他们不具备到达现场采访的资质，但也通过采访外围的病毒专家，补充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上述报道有的难免存在不全面之处，但随后就会有大量新的报道予以补充、纠正。
也
因此，我个人不认同一些网友说的“媒体完全无作为”这一论断。
没错，在这个流量时代，他们其实是被遗忘甚至被嘲笑的，有些人跟不上互联网思维节奏，写的东西不够爽没啥人转，收入和流量远不及小网红，炒得再热的风口也轮不上他们，辛苦搞来的素材分分钟被各路公号歪曲改造成十万加带节奏文……
但，关键时刻得靠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