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写作上的努力，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词语已经准备好了，要“形成一本书”（用玛丽亚·格埃拉的说法），然而它们还没有成形，就打破了界限，消失在风中。
从小我觉得事情就是这样。我小时候一直觉得，自己的表达过于丰富，会经常越界。不仅仅在写作时是这样，口头表达中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得限制在女性的话题里；或者在同男性对话时，只能说一些被认为可以说的话，要用女性应有的语调；有时候我们也会说一些男人说的下流话，会笑着说，但同时也表现得很厌恶。剩下的是沉默，我们从来都没能充分表达自己。我们学会了用广播和电视节目里的虚假口语进行表达，这也于事无补。方言也帮不了我们，因为方言里总是有某些东西行不通，让人不自在。
我在使用方言上遇到过很多问题，我不能确信方言比意大利书面语更能说明真相。在《泽诺的意识》中，伊塔洛·斯韦沃通过泽诺之口，认为用源于托斯卡纳方言的意大利语书写的忏悔都是谎言，他认为自己如果用的里雅斯特方言，效果会更好。很长一段时间，我也相信这一点，并做了很多尝试。我爱我的城市那不勒斯，如果不用方言，我觉得没法讲述故事。《烦人的爱》，甚至是“那不勒斯四部曲”，有很多重要的段落都是用那不勒斯方言写的，但后来这些段落要么删掉了，要么改成了那不勒斯方言调子的意大利语。这是因为一旦方言词汇和句法成为书面文字，我觉得比意大利语还要虚假。把方言写下来，原本可以让语句有口语的表现力，在我听来却像是一种背叛。而且那不勒斯方言一旦写下来，就像被消了毒一样，会丧失激情和情感，也丧失了方言通常带给我的威胁感。在我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印象中，那不勒斯方言是很粗俗的男性语言，是我在街上遭受训斥的暴力语言，或者有时反过来，也是用来诓骗女人的甜言蜜语。自然，这都是我的个人情感，是我个人糟糕经历的一部分。渐渐地，我发觉方言很有效，在文学创作中，不是像通常的现实主义小说那样使用它，而是把它当作一条地下暗流，语言的调子、解说词，或者突然用粗俗的只言片语打破原本的讲述。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认为学会自如运用我们所处的牢笼，这是关键所在。这是一种痛苦的矛盾：怎么能自如利用一个牢笼呢？无论它是一种固定的文学类别，还是固定的表达习惯，甚至可能就是语言本身，例如方言。我认为，斯坦因的答案是可行的：在适应的同时改变它。要保持距离？没错，但只是为了之后尽可能靠近。要避免纯粹的宣泄吗？是的，但之后可以宣泄出来。要倾向于保持连贯？没错，但之后也可以不连贯。要不断修改，让文本趋于完美、文从字顺？没错，但只为了选用初稿。要符合大家对文学类型的期待？没错，不过目的是为了背离这些期待。总而言之，我们要先处于一个形式之中，然后打破它，因为这个形式无论如何也无法容下完整的我们。我觉得这样做是有成效的：那些用文学传统堆积出的华丽谎言很快会暴起，出现裂痕，会针锋相对。我期望这样一来，一种意想不到的真相会冒出来，首先让我自己感到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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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尝试，尤其在最近出版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和《成年人的谎言生活》这两部作品中。我不知道它们有没有达到效果，也不知道其他书有没有成功。我只知道，和我前三部作品《烦人的爱》《被遗弃的日子》《暗处的女儿》相比，它们的核心是讲述自己，讲述女性的故事。在前面三本书中，如果说女主角是在为自己写作：她们都怀着暗伤写下自传、日记和忏悔，那么，现在的讲述者“我”拥有朋友，她们写作不再是为了自己，写出自己和世界的关系，而是会讲述其他女人的故事，并通过别人之口讲述自己，这是一种复杂的游戏，有融合，也有跳脱。
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关于写作的叙述（埃莱娜、莉拉的写作，实际上还有作者的写作），在我的意图中，是一条连接两个女孩相遇和冲突的故事线，将她们身处的虚构世界和时代连接在一起。我向这个方向行进，是因为最近几年我确信每种叙事内部应该都包含着使之成形的写作历程。因此我尝试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它基于一个事实：两个女主人公从小就通过阅读和写作，让周围充满敌意的世界向她们屈服。她们用一个克莫拉分子的黑钱，买了人生的第一本书。她们一起阅读这本书，还计划两人合作写一本，变得富有强大。但莉拉打破了约定，她在童年时期独自写了一本书，她的文字让莱农很震撼，以至于后者终身都想写出那种风格的文字。
我已经谈了我采用的两种写作方式：一种是勤奋的写作，另一种是打破边界的写作，而我至今并没有完全掌控。我前面已经讲过自己从卡瓦列罗、艾米莉亚与阿玛利亚、托克拉斯与斯坦因、狄金森还有巴赫曼身上得到的启示。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我没机会说出的）都是莱农的故事的推动力，莱农想把自身勤奋得来的成果归因于莉拉难以控制的天赋；莉拉则在激励莱农，塑造她的存在，对她的要求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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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出版书籍的“我”是莱农。至于莉拉神奇的文字，在整个“那不勒斯四部曲”中，除了莱农概括的那些，我们永远都不会读到，或者只能通过莱农的文字看出一些端倪。后来我告诉自己：需要虚构莉拉写的信，或者笔记的片段。但我又觉得，莱农内心深处很抵触这一点，她渴望独立，在一段充满矛盾的关系中，她想洗劫莉拉的能量、削弱她，同时又强化莉拉的力量，并从她身汲取能量。另一方面（在这部小说写得差不多时，我曾反思过），和莱农一同写作的“我”，作为作者的“我”能否写出莉拉的文字呢？我虚构出莉拉神奇的写作能力，不就是在讲述自己写作能力不足吗？
在写作中有那么一个阶段，在故事进展中我产生过一个想法：莉拉潜入莱农的电脑，对文本进行优化，将自己的写作和莱农的写作融合起来。我写了好几页这样的内容，莱农严谨规矩的文字发生了变化，和莉拉难以掌控的写作融为一体。但我感觉产生的效果有些虚假，看起来不协调，所以最后只留下一些尝试过的痕迹。尤其是，如果我按照那条路走下去，就会进一步让莱农的写作风格发生变化，使其成为她与莉拉合作的结果，那样我就不得不彻底改变这个故事的整体构思。实际上，故事有个重要环节，就是莉拉没有遵守约定，她没有和莱农一起写书。莱农只能写了一本侥幸成功的书，类似于在斯坦因眼里海明威写的书，就像巴赫曼提到的平庸之辈，他们只是开启了一段职业生涯，仅此而已。莱农的写作生涯大致如此：她获得了成功，但没有获得真正的满足。她知道莉拉不会喜欢自己的书；她知道，她写作时是试图把莉拉的文字放在一个界限之内；她知道，她只凭自己不可能摆脱糟糕的语言，还有那些看起来很虚假的陈旧意象，而莉拉可以做到。在这个故事框架中，嵌入这两种写作的混合体，这意味着会得到一个令人欢喜的结局。在这个结局里，两位女主角成年之后实现了孩童时未完成的心愿——一起写本书，一本关于她们人生故事总结性的书。在创作“那不勒斯四部曲”时，这样的结局，对我来说难以想象。
最近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构思《成年人的谎言生活》时，我又重新想起了狄金森的诗，就是我在讲座开头提到的那首诗，我后知后觉，意识到在那些诗句里有个十分重要的时刻。我们再听一下这首诗：
我之前没注意到什么呢？我没注意到“历史和我”如何过渡到“我们”以及“周围”的空间。“那不勒斯四部曲”虽然受到了这些诗句的启发，但也没做到这一点。在拥挤的历史中，在众多女性人物还有她们的遭遇中，故事的主线一直都没有断开，一直在跟随“我和你”。当然，和我前三部作品里封闭的“我”相比，莉拉和莱农的相互“融入”（用但丁的词语来描述就是inleiarsi），可以称作一次创举。
但现在我眼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限制。两个朋友的“原罪”就是认为靠自己就能成功，莉拉是在孩童时期，莱农则是在成年后。她们都受制于一种严格的区分观念：就是有人通过糟糕的语言写出一些渺小的书，而有人会写出传世之作。莱农后来写出了那些平庸、转瞬即逝的作品，就连她的几个女儿都承认这一点；莉拉则没发表任何作品，后来彻底逃离了。
我在《成年人的谎言生活》中做了别的尝试，我构思了一个故事，但不知道写出这个故事的女性人物是谁。她可能是任何一个人，就是小说中出现的女人中的任何一个，她假装以乔瓦娜的语气，用第一人称自然而然从乔瓦娜的故事开始讲。这个故事本应该很长，一直在虚假和真实之间摇摆，会有这样一个主题，可以概括故事中大部分女性的处境：丧偶状态（Lo stato vedovile）。而我自己发挥作家的功能，会出现在故事中，讲述写作时遇到的困难，讲我怎样努力将不同来源的信息、不连贯的片段，还有看起来类似但实际充满矛盾的情感，以及不同性质的写作整合在一起。不过，在打第一版漫长的草稿时，我就泄气了。我觉得这个作品注定无法完成，它无法成为一个故事，而像一团乱麻。这时除了出版的那本“开场”，我不打算继续写下去，无论如何，我都觉得那本书可以独立面对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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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想，如果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想要获得认可，想要写出自己的真相，这需要每一位女性都出一份力。在很长时间内，我们要暂停区分写出平庸作品和写出传世之作的作家。我们要共同对抗糟糕的语言，它在历史上一直没有接纳女性的真相。我们要彼此交融，把我们的天分融合在一起，不让任何一行文字消失在风中，我们一定能做到。出于这个目标，我想再回顾一次狄金森的诗，今天它带领着我们，把我们引向了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