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维舟

我们的教育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如果说前些年人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常把矛头对向“高分低能”的现象，忧虑好学生们的实践、动手、创新能力，现在则终于轮到了学渣们挨批：日前一篇《沉睡中的大学生：你不失业，天理难容》严厉批评当下的大学生们每天浑浑噩噩，只会被动应对考试，“你修了《思想修养》，但你根本就没听。

你敢说，除了课堂上睡眠的抗干扰能力得到提升外，在思想修养和道德品德方面，得到了应有的提升吗？”

▲《沉睡中的大学生：你不失业，天理难容》部分内容截图

但凡经历过国内大学校园生活的，对这些课堂现象的确不陌生，毕竟也不是只有现在的孩子才会在某些课上打瞌睡。许多人是直到上大学才远离父母的管束，校园生活又不像高中时那样紧张拘束，确实有不少人会失去自律，“混”上几年，事后追悔者只怕也不乏其人。不过，如果把课堂上打瞌睡全归结为学生的品性问题，来一番泛泛的道德化批评，这恐怕既不是问题的根本，也无法解决问题。

对某些自己兴趣不足的事物会听睡着，这是人之常情。战国初期精通音乐的魏文侯曾对孔子门徒子夏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礼记·乐记》）毕恭毕敬地听古典雅乐，听得快躺下睡着了；而听那些娱乐性甚强的郑卫靡靡之音，倒是津津有味。后来的梁惠王也对孟子惭愧地坦承：“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真好世俗之乐耳。”（《孟子·梁惠王》）按说身为一国之君，实在不该去听那些低级趣味的“亡国之音”，不过孟子倒是理解这无可厚非，就说，这其实表明您愿意与民同乐啊！

设想一下，如果你去电影院，看到一部沉闷的电影，也会看睡着的。这有可能是因为人们不懂欣赏，又或是口味不同，也可能是片子实在太闷，但区别是影院和制片人赚到钱就够了，不会还骂你是不合格的观众，傲慢地表示“那只是你看不懂我的电影”。毕竟，这说到底是你自己的损失：花钱买了某个服务，但并没好好利用。

当然人们不能靠看电影来找工作，学生也不应仅仅自视为购买教育服务的消费者，但至少在有一点上两者是可比的：课程和电影都是面向受众的，如果受众的反应过于消极，那不应该单方面指责他们。

当然，上课并不是比赛有趣，毕竟很难有什么老师能把课上得比打游戏还好玩的，尤其是那些本身就专业性或政治性较强的课程；有些知识本身就是艰深抽象的，没有捷径，非下苦功不可，往往也只有少数人才能在入门之后领会到它在精神上的愉悦感。

学生当然喜欢上课时老师舌绽莲花、妙趣横生，来点幽默段子，最后轻松愉快地就能在考试中过关——就像我上大学时很多人推荐选修“普通天文学”，因为据说“只要知道太阳比月亮大，就能过”。

这些固然是事实，不过，正如我一位朋友说的，“上课上到全员酣睡，那是所授课程对学生而言已经丧失最基本的吸引力。如果一个老师上课上到这个程度，还认为完全是学生的责任，觉得学生欠其一个认真听讲的躯体外观，是没有基本的自省。”换言之，他们并不是没有注意力，只是不想放在你身上。从老师的角度来看，学生在课堂上酣睡是自身品性的问题；但从学生的角度来说，也许他没逃课就已经算好了，他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释放出消极反抗的信号。

进一步说，这也不应仅仅被视为“现在的学生不行了”就轻轻放过，还应看到这个现象背后所折射出的复杂问题。早在我二三十年前读中小学时起，就经常听到老师们摇头叹息，说我们这一届不如他早先教过的学生——这种“不如”通常体现在道德品性上，特别是不如这些前辈“刻苦”、“勤奋”和“听话”。当时我们都被批评得鸦雀无声，满怀惭愧，但到大学之后，我日渐开始怀疑这种说法。

更顺从老师教诲、更勤奋刻苦的也许是某种意义上的“好学生”，但他一定就更能独立思考、更有学习能力乃至更具创造性吗？甚至，后来被全国上下批判反思的“高分低能”的，不就是这一类被老师拿来和我们做对比的“好学生”吗？

现在，我自己也有了两个孩子，也因此更有了机会理解和反思一些教育问题。对他们这个年纪（8岁和4岁）而言，学习的驱动力显然更多来自“兴趣”和“好奇心”，要求他们刻苦是没有意义的，那只会让他更提不起兴致。

也许是传统的“师道尊严”所致，我发现国内的老师确实不太注意与学生互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参与感，所以我儿子虽然个性内向，但却最喜欢上外教的课，而他最讨厌的则是语文课，因为老师总让他们反复抄写汉字。

固然大学的课程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无论你觉得内容对他们多么有用，甚至疾言厉色也罢、天花乱坠也罢，如果他们自己没有卷入进来，那仍然只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别说是大学课程，就算是踏入职场后的培训，难道不也是如此吗？你在台上讲的都是干货，也自认生动，但台下如果没有发言、也没有讨论互动，那这些知识点终究难以化作真正的能力，深入到他们的日常工作实践中去。

在学生课上酣睡的背后，一个很大的问题正在于：当下中国高校课程的设置确已不免老化陈旧，有些专业与现实的脱节已相当严重。像中文系、外文系这样的基础学科或许还好，计算机技术、数字营销、电子商务等外界发展突飞猛进的学科，高校教学已经明显脱节，学生无法在课堂上学到最有兴趣想了解的新知识（而就业时往往是这些新知识决定他们的竞争力）。

不仅如此，这些年由于社会变迁剧烈，高校的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不一致，加上就业时的现实因素，有很大数量的人在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与专业没什么关系，就算是和专业有关，一般用人单位的判断也都是“入职后必须重新上岗培训”；从我们大学同学这些年的人生轨迹来看，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学习好”和“就业好”之间的因果关联早已不是那么理所当然了。

在这种情况下，对很多学生来说，某些课程已经变成了空洞的内容，与日常生活及就业前景已经没有明显关联，他们仅仅是为了拿到文凭，才不得不去修满那些学分。也就是说，他们上学并不是为了获得可应用于实践的知识技能，而是作为自己通过某种智力测试的证明——就像18世纪的英国精英们普遍要学希腊语和拉丁语，这和他们毕业要去印度管理的事务毫无关系，只是证明具备能掌握艰深的专门知识的智商和学习能力。

由于这样的教学活动与实际需求之间关系甚微，某些课程遂逐渐蜕变为某种“不得不参与的仪式”。他们没有逃课，只是表明自己对这一仪式化活动的顺服，但内心又觉得这只是一个仪式而已，提不起兴致，于是课堂上全体酣睡。

与此同时，现在的知识渠道来源大大多元化，知识更新节奏又加快，为此，现在的好学生除了上课、看课外书之外，可以通过网络等许多渠道来获知新知识，在这样的学习上，他们和老师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甚至掌握得更迅速及时。这也是为何我一些在高校任职的朋友这两年有些焦虑，因为老师也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应对学生的挑战和需求。

按理来说，这应当改革现有教材，加强与外界的互联互通，通过新的教学方式赢得学生的参与感，然而，现实却不是如此。国内大学里教师的教学质量不涉及职称评比和收入，他们的本职是科研学术（所以有人讥讽“大学老师的本职工作什么时候变成讲课了？”），因而老师们没有动力去改善讲课质量，就算有，那也是少数有责任心的老师内心不安，却不是整个教育机制所思考的事。

不仅如此，按现在的高校体制，给本科生上课可算是老师在合同内约定的基本劳动，课时费也相当低，大体上是象征性的。像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的名校，用英文给硕士留学生上“中国概论”课，教师的收入是每课时200元，而有些课甚至不给钱（又或是对研究生、留学生授课给钱，但对本科生授课则不给），理由是“教学是老师的义务”。

有些研究型的学院不收本科生，给别的学院本科生开选修课是老师的自由，但没有课时费，于是大部分老师都不愿意开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级别每周须上12课时，超出的课时按每课时200多元给。这还算是好的，有些高校的中文课竟然每课时只有30元！这与外间商务培训、英语机构的课时费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备课要花的精力却甚至还更多，既不是老师评职称的依据又没有特别的约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很喜欢学生的老师才有动力去不断改善教学，也就不奇怪了。

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要替那些“学渣”辩护，只是想说这是一个各方面都被困在其中的“局”，单方面指责学生于事无补。现在新一代的90后也许确实不像以前的学长们那么刻苦了，但就我近年来在工作中的接触来看，他们普遍思路活跃，很有主见，并且其实也相当努力——只要你给的激励确实是他们想要的。

毕竟，人人都知道现在竞争激烈，每个人都必须尽可能地发挥出自己的潜能才能赢得机会，在这一点上，他们可以说比前辈们想得更清楚，心态上也更早进入社会，仿佛提前参与了竞争。只是，他们这么做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我，而不是顺从谁的意愿，有时看起来就显得不安分。这些变化有好有坏，只怕不是一句“你不失业，天理难容”所能讲清楚的吧。

(原标题：《学生听课入睡，谁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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