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苏联春秋》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联破获了“贝利亚叛国案”，官方报道，贝利亚于12月经审判被枪决。此案震惊世界，也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然而多年之后，此案的种种疑团逐渐显露，种种迹象表明，这实际上是由赫鲁晓夫策动的一场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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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的仕途中有过三次政变。第一次是剪除贝利亚；第二次是1957年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发动的企图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但弄巧成拙，赫鲁晓夫反政变成功，反而把马林科夫等打成反党集团；第三次是1964年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谢列平等发动的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在苏联历史上，一个领导人亲历三次政变，实属罕见，而最惊心动魄的一场政变当数剪除贝利亚，这是一场流血的政变。
贝利亚1938年下半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时被调到莫斯科工作，以后的职务为：1938年8月22日至12月8日，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委员；1938年12月8日至1945年12月29日，任内务人民委员；1945年8月20日至1953年6月26日，任苏联部长会议国防委员会第一专门委员会主席；1950年4月7日至1953年3月5日，任部长会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他是唯一的“苏联荣誉公民”。
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部长，位置仅在马林科夫一人之下，处第二位。那时赫鲁晓夫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位居第五，没有政府职务。在他之上的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都是中央一级的领导人，贝利亚可以说是当时苏共中央里最能干的领导人，并且有安全系统的支持，而赫鲁晓夫是从莫斯科市委书记的位置上上来的，此前担任过乌克兰共产党的第一书记，两个职务都还算不上是全国性的，只能算是地方性的领导人，凭他的位置和实力是无法同贝利亚对抗的，只有非正常手段才能排除其上升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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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官方的说法，贝利亚案的经过大体如下：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在他弥留之际，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组成了新的苏联党政领导班子。会上贝利亚提名马林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提议贝利亚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斯大林逝世后，开始了贝利亚的“百日新政”，他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变现行的国内外政策。6月26日，克里姆林宫召开会议，会上逮捕了贝利亚。7月2—7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揭发批判贝利亚。7月10日，《真理报》公开报道了贝利亚事件。12月23日，对贝利亚及其同案6人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这个说法存在许多疑点。我们从此案的结局开始倒过来逐一考察。
希日尼亚克·古尔维奇少校曾参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攻克柏林战役，1953年在克里姆林宫从事保卫工作，曾受命看管被捕的贝利亚，并亲自参加了对贝利亚死刑的执行。他回忆道：
6月26日，他和另外50名卫兵被召集在一起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们等候在克里姆林宫正门外面。夜里，希日尼亚克·古尔维奇和同事押送贝利亚前往秘密关押地点——莫斯科中心奥斯班考大街的一所地下室。关押贝利亚的房间只有20平方米，四周没有窗户。在以后等待审判的六个月中，古尔维奇一直住在贝利亚隔壁的房间，全权料理贝利亚的生活。在关押期间，贝利亚说得最多的就是：“我是无辜的，很快就会被放出去，等我出去以后，要好好地报答你。”1953年11月以后，贝利亚的审判正式开始，古尔维奇每天陪他上法庭。贝利亚的死刑判决下来后，古尔维奇给贝利亚买了一套黑色西服，供他在行刑时穿。行刑当天，古尔维奇给贝利亚戴好手铐，送他到地下室中的另外一个房间。那里有5名军官等着他。古尔维奇回忆：贝利亚知道自己将被处死，他叮嘱古尔维奇把他死去的消息通知他的儿子。几分钟后，苏联空军参谋长巴茨斯基中将在近距离内向贝利亚开了第一枪，然后命令其他行刑队员开枪。古尔维奇也掏出了手枪，在距离贝利亚2米远的地方开枪射击。行刑完毕，其他军官迅速离开了，留下古尔维奇一个人处理后事。他用帆布裹起贝利亚的尸体，送到火葬场。在那里，古尔维奇把贝利亚的尸体推进了焚化炉，最后又用巨大的鼓风机把他的骨灰吹得一干二净。
然而关于贝利亚的死亡情况，官方的资料存在许多疑点：（1）案卷中没有留下贝利亚的手印，而摁手印是必须的手续。（2）案卷中没有贝利亚的最新照片。按规定，囚犯入狱后必须拍摄正面和侧面照片，而贝利亚只有一张较为年轻的不戴夹鼻眼镜的正面照片，照片中人比54岁的贝利亚要年轻10岁左右。这张照片显然不是入狱时拍的。（3）审讯记录中没有贝利亚的签字。（4）贝利亚案卷中没有判决书的原件。无论判决书还是审讯记录都没有法官的签字，只有科涅夫元帅一人的签字。（5）在贝利亚的案卷中没有枪决后确认死亡的医生签名，而同案其他6名被枪决的均有医生的签名。（6）6名被枪决者的遗体均留有火化的相关文件，而贝利亚没有火化的相关文件。
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贝利亚是否真的在12月23日被枪毙了。因为这些手续是常规应有的，经办者决不会疏忽的。
贝利亚于6月26日被捕，7月8日才写出逮捕贝利亚的决定。这种做法在苏联历史上也是前所未见的。
1934年12月基洛夫遇刺后当局曾做出一个决定，审讯完毕立即执行，不得上诉。贝利亚的“审讯记录”所标的日期为7月23日至8月26日。这就是说，贝利亚很有可能在审讯结束后立即被执行枪决，所以在所谓正式审判和执行枪决时已经不存在活着的贝利亚了，也就无法形成所需要的文件。
贝利亚被捕后，7月2—7日苏共中央召开中央全会，揭发批判贝利亚的罪行。这时候贝利亚还没有被开除出苏共中央主席团、苏共中央和苏共，按理他有权出席全会，为自己辩护，但他没有在全会上露面，被剥夺了这一权利。据说会上宣读了贝利亚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人的三封信，这也许能够证明贝利亚还活着。然而，专家认为，这三封信不是贝利亚的笔迹和签名。头两封信是用印刷体书写的，用这种写法通常都是不愿让对方认出自己的笔迹，第三封信写得比较匆忙，但也不像是贝利亚的笔迹。拿这三封信同贝利亚以前在文件上的批语和签名对照，可以清楚看出不是同一个人的笔迹。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这三封信是伪造的，不足以证明贝利亚此时还活着，还呆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的地下室。
全会上某些人的发言用语也表明贝利亚已被消灭。例如，卡冈诺维奇在全会上说：“中央委员会消灭了冒险分子贝利亚……”“现在，当我们了结了阻碍我们前进的奸细贝利亚……”赫鲁晓夫在会上谈到贝利亚的时候用的都是过去式。
这就有必要再往前回溯到1953年6月26日，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官方的说法是，这一天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会议，到底是什么会议说得并不清楚，一种说法是部长会议，另一种说法是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三种说法是先是部长会议的会议，然后改为主席团会议，以便让非政府成员的主席团委员能够合法参加会议。赫鲁晓夫的说法是：公开说的是召开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同时邀请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参加，但马林科夫主持会议时，把它说成是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这就可以讨论党内问题了。
（2）会上发生了什么事？官方的说法是会上逮捕了贝利亚。怎么逮捕的存在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马林科夫或者他的助手发出了暗号，另一种说法是马林科夫紧张得找不到桌子下面的电铃，赫鲁晓夫动手揿了电铃，发出信号，闻讯进来了几个将军。谁逮捕了贝利亚？朱可夫说，是他拧住了贝利亚的双手。莫斯卡连柯说，是他迫使贝利亚举起双手。巴季茨基说是他抱住贝利亚。而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逮捕时贝利亚把手伸向公文包，他怕贝利亚去拿枪，就急忙去摁住他的手。就这么一个逮捕贝利亚的过程，当事人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细节的不同说明有人说的不是实话。人们不由地提出一个问题，有没有在会议上逮捕贝利亚这回事？
（3）如果事情不是发生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上，那么逮捕或者枪杀贝利亚的事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一个说法是那一天领导们观看大剧院的歌剧《十二月党人》，贝利亚在回家的路上被逮捕。另一个说法，是出席波兰使馆的招待会，回家时贝利亚和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乘同一辆车回家，途中被后两人制服逮捕。这两种说法缺乏旁证支持，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了。第三种说法是26日贝利亚在自己家里的办公室被击毙。
一位国家二号人物的逮捕或死亡存在这么多的不同说法，而且是出自当事人之口，并且离事发时间并不远，这就说明里面肯定存在问题，肯定有人要对公众、对历史隐瞒什么。
到现在为止我们用倒叙的写法，一项项地排除官方的说法：贝利亚不是在12月23日被枪毙的，在7月中央全会期间贝利亚已经不在人世了，6月26日在克里姆林宫会议上逮捕贝利亚一事不可信。现在我们来看看比较可信的另一种说法，这就是贝利亚儿子谢尔戈·贝利亚的说法——贝利亚是在住所的办公室里被枪杀的。
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在《我的父亲贝利亚》一书中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
无论是12月，还是11月、10月、9月和7月，我父亲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都不能够给正在奔向权力巅峰的赫鲁晓夫同志写“忏悔”信，也不能提供有关证词，因为他已经于1953年6月26日在莫斯科市被杀害了，既无审判，也没有调查。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上面提到的种种疑问就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我们引谢尔戈·贝利亚的另一较为详细的回忆：
1953年6月26日父亲在官邸。我走得早一些，大约在8点钟，一小时后已到克里姆林宫（父亲的办公室在对面大楼）。下午4点钟我们要向父亲报告实施核爆炸的准备情况……约12点钟，万尼科夫秘书处的一位工作人员来我这里，让我接电话：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我们的飞机试飞员阿梅特·汗来的电话。他对着话筒喊道：“谢尔戈，我告诉你一个可怕的消息，不过你要坚持着！你们的房子被军人包围了，你的父亲非常可能已被打死。我已经要了一辆汽车在克里姆林宫的大门，你坐上去机场。趁为时未晚，我打算把你拉到别什么地方去！”
我开始往父亲的秘书处打电话。电话没有声音。大概他们把它掐断了。官邸和住宅也没有人接电话。所有联系都断了……于是我给万尼科夫（时任装备部部长）去电话。听到我说的，他也去打电话，用的是自己的专线。这一天，根据父亲的建议，决定召开中央主席团扩大会议……万尼科夫查明，会议被取消了，出了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怕我一人被抓走，鲍里斯·利沃维奇同我一起去了市内位于花园环路的官邸。这一地区实际上已经被军人封锁，在万尼科夫再次给赫鲁晓夫打电话之前，久久不让我们进入院子。最后，得到他的准许，让我们进去了，这也证明了他参与了所发生的事情。我父亲房间的那面墙被大口径机枪的子弹打出好多弹坑，窗被打碎，门被打掉。我正绝望地看着这一切，一位警卫跑来对我说：“谢尔戈，刚刚从房子里用担架抬出一个人，上面盖着粗帆布。”
谢尔戈的说法得到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布尔加索夫少将回忆录的证实。布尔加索夫从1950年起在一个秘密小组工作，研制防护细菌、化学和核武器的材料。布尔加索夫写道：
6月26日在工作场所工作，12点30分，我从小卖部回到楼上自己的办公室，突然，苏联装备部部长鲍里斯·利沃维奇·万尼科夫和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像一朵乌云从我身旁飞过，他们几乎把我撞倒。万尼科夫没有停下来，沿着楼梯奔跑，这是罕见的事。并且贝利亚的儿子白天也从来没有在我们这里出现过。我同鲍里斯·利沃维奇的关系非常好，我想知道出了什么事，就去了他的办公室。他坐着，脑袋耷拉在桌子上。然后抬起头来对我说：“我们的头，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没了。今天他在莫斯科自己的住所被枪杀了。我到那里去过……”还说，一位军人给贝利亚儿子去电话说，他父亲的房子被士兵包围了。万尼科夫和谢尔戈立即驱车去了那里。贝利亚房子周围停着军车，院子里有冲锋枪手走动。一位上尉告诉万尼科夫，15分钟前从房子里抬出一副有死人的担架，用篷布盖着。贝利亚办公室的玻璃被自动步枪击碎。这就是万尼科夫对我说的。而你们知道，在1953年6月26日那一天，没有召开任何中央全会，没有似乎逮捕了贝利亚的会议，像后来所写的那样。斯帕斯基大门、克里姆林宫的入口，我们的房子和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的办公室等处的警卫没有更换。站岗的还是原先那些哨兵，我对他们很熟悉……就在那一天，6月26日，我突然被调到总参谋部的另一个分部。这救了我。因为后来开始了告密、安全机关传讯。我也被传讯，但没有事。而我的所有同事都遭到镇压。万尼科夫的遭遇不明……
布尔加索夫将军还有一段类似的回忆，现一并引述如下：
至于所谓逮捕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实际上他于1953年6月已被野蛮杀害于其住所，作为事件的目击者，我要说明如下：一天的下午3点钟，谢尔戈·贝利亚来到分部。他走进万尼科夫办公室，又迅速与鲍里斯·利沃维奇离开办公室。午餐休息（从5点至7点）后我去见鲍里斯·利沃维奇打听不寻常的情况。他显得忧郁，久久看着我，然后慢慢地，几乎像耳语那样告诉我，发生了极大的不幸：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在自己家的办公室里被直接枪杀了。鲍里斯·利沃维奇告诉我，在告知谢尔戈关于发生不幸的消息之后，他同谢一起乘车去了尼基塔路上的官邸。住宅的围墙外停了许多军车，院内有军人走动。其中一人对来人说，半小时前从房子里用担架抬出一个人，身体用篷布盖着。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办公室的玻璃被打碎。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1997年第22期俄《星期》周刊刊载了С.戈利亚伊诺夫（民间应用研究中心主任）记录的科学技术博士А.韦杰宁的见证。韦杰宁1952—1953年在莫斯科郊区内务部特种分队训练班学习。他的说法如下：
我们开始收到关于贝利亚及其亲信的情报资料。这些专案资料是克鲁格洛夫的人送来的，克鲁格洛夫是贝利亚的第一副手，我们知道的他的名字是尼古拉·科罗特科……曾制定几个消灭的方案。
6月26日早上6点左右我们得到通知，将在今天行动。起初打算采取“车祸”的方案，快8点钟的时候来了实施“官邸”方案的命令。快10点钟，我们分乘3辆“胜利牌”卡车到达卡恰洛夫大街28号的贝利亚官邸。小分队由科罗特科领导。克鲁格洛夫通过高频电话与贝利亚通话，说科罗特科要带3名警卫送机密文件。这时我们已经得知，官邸内除贝利亚本人外，还有4个人。科罗特科和我们中的3名“随从”顺利地进了大楼，其他人根据预定行动方案分别抢占了大楼正面和院内规定的位置。两三分钟后传来一阵枪声——我听见5声，也可能是6声。我当时紧挨贝利亚办公室的一扇朝向院子的窗户。从办公室射出的两发子弹打碎了靠楼拐角处第二扇窗户的玻璃。几分钟后，科罗特科从楼内走出来，命令我们都进楼去。3人被击毙：两个警卫和贝利亚本人，我们无一伤亡，显然这是精心准备和突然行动的结果……科罗特科把贝利亚家中的所有文件统统运走，我们则回到莫斯科郊区的基地。贝利亚档案以后的情况如何，我不知道，不过我想克鲁格洛夫以后的遭遇都同这些文件有关。
这就是说，击毙贝利亚的是其副手谢尔盖·克鲁格洛夫，并且地点就在贝利亚官邸的办公室。这个说法同贝利亚儿子谢尔戈及布尔加索夫的说法是一致的。
斯大林去世后，克鲁格洛夫被任命为改组后的内务部副部长。他组建并领导了特种分队（第11分队），枪杀贝利亚的就是这支部队。克鲁格洛夫负责特别警卫对象的安排，不仅能够接触所有严格保密的对象，并且负责组建其警卫队，每一个对象至少有一个直接听命于他的“密派小厮”。
除去贝利亚之后，克鲁格洛夫立即担任了内务部长。也许因为在贝利亚事件中有功，他是贝利亚同事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清洗的高官，1952—1956年担任了中央委员。但是这样一个人掌握安全部门对赫鲁晓夫来说是不安全的。1956年1月31日，克鲁格洛夫被调任电站建设部副部长。1958年7月退休。然而他过得并不安宁，1959年被取消将军级养老金，搬出权贵的住宅，次年因“参与政治镇压”被开除出党。1977年被火车轧死。他的这段经历似乎也能说明一些什么。
那些被召到克里姆林宫开会的莫斯卡连柯、朱可夫、巴格里茨基等将军们去了枪杀贝利亚的现场没有？没有任何材料提到。不过可以设想，将军们参加会议之前去了贝利亚官邸的现场，像枪杀贝利亚这样的大事，仅仅让一个内务部副部长去执行，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国防部和莫斯科军区的将领们去坐镇，这就显得合理一些了。贝利亚事件的研究者穆欣（《钢铁的人民委员》一书的作者）、彼得堡的著名女记者普鲁德尼科娃（《贝利亚，他没有罪》一书的作者）认为：26日巴格里茨基将军和莫斯科军区司令莫斯卡连柯在贝利亚的住所在逮捕他时将其击毙。完成任务后他们去克里姆林宫出席主席团会议，一方面汇报解决贝利亚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可以对会上持不同意见的主席团委员施加压力。
穆欣还提出一个间接证明：“我给最后一位活着的当时的中央委员Н.К.巴依巴科夫去电话。在谈论技术问题的过程中，我问他，是否记得1953年的7月中央全会。当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在回想的时候（他已90岁），我突然问他：‘您在全会上是否知道贝利亚已经被打死？’他迅速回答说：‘不，我那时什么也不知道’，不过，停顿一下之后，他接着说：‘不过事实是，他已经被打死了。’”
如果说贝利亚在6月26日已经被枪杀，那么在此之后出现的到底是什么人呢？
有一个说法，被关押和枪毙的不是贝利亚本人，而是他的替身。根据是：（1）审判庭成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什维尔尼克曾对贝利亚的儿子说：他一次也没有见到过活的贝利亚。另一审判庭成员、苏共中央书记米哈伊尔也对他说，坐着的完全是另一个人。这两人同贝利亚是很熟的，不会辨认不清。其他主席团委员都没有亲临审判现场，而是在办公室听现场转播的。（2）贝利亚被关进莫斯科军区的地下室后，经常戴一顶一直压到耳朵的帽子，他进出的两旁楼上的窗户都被涂上红颜色，为的是不让楼上的人看到。（3）贝利亚案的其他案犯都关押在内务部的监狱里，唯独贝利亚关押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的地下室，这种做法违背常理。据说把贝利亚关押在普通监狱不安全，他的党徒会帮他逃脱，但为什么其他被捕的内务部高官没有这种危险呢？令人不解。（4）27日上午，贝利亚的两位副手克鲁格洛夫和谢罗夫曾来到禁闭室要求见自己的领导，但莫斯卡连柯不放他们进去。问题很简单，如果被关押的是替身的话，那马上会被揭穿。（5）负责看管囚禁中贝利亚的希日尼亚克·古尔维奇少校曾写有回忆文章，记叙关押中的贝利亚的表现以及被枪决的过程。但此警卫原先并不认识贝利亚，他的见证并不能证实关押的就是贝利亚本人。（6）逮捕贝利亚后的第一个措施是更换总检察长，把萨弗诺夫换成听话的鲁坚科。这显然是为了便于此后的各种安排。
因此，较为合理的解释是，被关押在司令部地下室的不是贝利亚本人，而是其替身。因为是替身，所以不能让内务部以及其他部门那些熟悉贝利亚的人员看到。替身的出现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某一个装扮成贝利亚的替身在26日13点左右被送达克里姆林宫，16点30分被送出。把假贝利亚运出去之前，其车上的警卫被更换，这是为了防止警卫反抗，也为了消除使用替身的见证。
第二种说法：替身很可能是在从莫斯科军区禁闭室转移到军区地下室过程中被换上的。贝利亚根本没有被押到专门的审判厅大楼，而审判厅就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那里。贝利亚的6个战友就是在那里接受审判的。
使用替身对苏联政坛不是新鲜事，斯大林就曾有几个替身，真假难辨。如果说贝利亚被枪杀后使用了替身，那么后来出现的一系列难以理解的现象，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枪杀贝利亚不是一个突发的偶然事件，而是蓄谋已久的政变。对准备过程，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有详细的记录。1953年3月初，斯大林因脑溢血病倒，中央主席团委员轮流值班看护不省人事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写道：
一天傍晚，布尔加宁和我值夜。我对他说，斯大林的病是治不好了。你可知道，斯大林死时我们将会处于什么地位？你可知道贝利亚将会为自己攫取什么地位？布问：哪一个职位？我答：他想当国家安全部长。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他当这个。如果他当了国家安全部长，那就是我们末日的开始。他是为了要毁灭我们才想谋取这个职位的……布同意我的看法，于是就开始商量具体防范措施，决定由我去做马林科夫的工作。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会议之前，我找马林科夫谈“该怎么办”，但被马林科夫顶回去，说：“现在谈什么？等大家一起来了，咱们再谈吧。所以我们要开一个会。”就是在这次会上，贝利亚提议马林科夫担任苏共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提贝利亚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任改组后的内务部长。互相提名的事实说明贝利亚同马林科夫有着良好的关系。要扳倒贝利亚必须首先离间这两人的关系。
此后经常出现如赫鲁晓夫所说的“以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为一方，以主席团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赫鲁晓夫继续做领导人的工作，争取他们来共同反贝利亚。他首先说服了马林科夫，然后陆续串联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萨布罗夫、别尔乌辛。在同伏罗希洛夫谈话时遇到了一点麻烦，伏罗希洛夫一张嘴就称赞起贝利亚，说他是个“多么杰出的人啊！”这就封住了赫鲁晓夫的嘴，最后只好让马林科夫做他的工作，把他争取过来。最后只剩下米高扬不配合，“米高扬反对解除贝利亚的职务，他说，贝利亚是个很好的工作人员，等等”。但赫鲁晓夫这边已经构成多数。值得注意的是，在赫鲁晓夫同上述领导人的谈话中，说的不是贝利亚到底有什么罪错，而是说这个人对他们的危险性。这就说明，赫鲁晓夫反贝利亚不是政见的不同，而是对贝利亚这个老牌安全官员的害怕和担心，需要除去自己飞黄腾达路上的障碍，因而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就开始拉帮结派，暗算贝利亚了。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还承认：“40年代后期，我已经深信，斯大林死后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阻止贝利亚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否则，就是党的末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不断说贝利亚搞挑拨离间，实际上在斯大林逝世前后从事挑拨离间勾当的正是赫鲁晓夫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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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冈诺维奇曾描绘过最后一次同贝利亚会见的情景（6月25日）：“告别时他握了我的手，只有我听见，我也答以‘热烈的’握手：好吧，坏蛋，最后一次握手，明天2点钟我们等着你。我们不是同你握手，而是逮住你的尾巴。”这就公开承认，在事变的前夜已做好了准备。
关于逮捕或者杀害贝利亚的经过虽然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剪除贝利亚所使用的手段完全是政变的手段，动用了国防军的元帅将领，出动了坦克。
据赫鲁晓夫回忆录中的说法，鉴于保卫克里姆林宫的是内务部的卫队，所以决定取得军队的帮助，“我们把拘留贝利亚的任务交托给防空司令莫斯卡连柯和五位将军。这是我出的主意。到了会议前夕，把朱可夫元帅和其他一些人也包括了进来。”这个说法得到莫斯卡连柯回忆文章的证实。
莫斯卡连柯写道：
上午9点钟赫鲁晓夫通过克里姆林宫的自动电话交换机打电话找我，问候之后他问道：“您周围有没有同您关系密切，并且像您这样忠于党的人？”我想了想，回答说：“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绝对忠于党。”然后赫鲁晓夫要我带这些人到克里姆林宫原先斯大林工作的办公室找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格·马林科夫。他补了一句，要我带上防空计划和雪茄。我回答说：“我带上所说的一切，但我早在战争期间，在1944年就戒烟了。”赫鲁晓夫笑着说：“需要的雪茄不是我所想的。”到这时候我才想起要带上武器。最后他说，他立即给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去电话。赫鲁晓夫关于要带武器的暗示使我想到，要执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按了一下电铃，招来执行特别任务的军官B.尤费列夫少校、参谋长А.巴克索夫少将、政治部主任H.祖布上校，我告诉他们要到克里姆林宫去并带上武器，但他们手头都没有武器，所以我叫来参谋部警卫队长希日尼亚克少校，命令他分发给他们手枪和子弹。由于人数不多，我又打电话给内卫部队参谋长（原防空军区参谋长）巴季茨基，叫他带上武器到我这儿来。
接着国防部长布尔加宁来电话，说赫鲁晓夫同志给他去了电话，建议我先去他即布尔加宁那里。我带着武装好的几个人到了国防部长那里。布尔加宁单独接见了我。他说：“我接到赫鲁晓夫的电话，所以就召你来了。需要逮捕贝利亚，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卫队人多势大，并且忠于他。你有几个人？”我回答说：“5人，他们全都是久经战场的军人，绝对可靠，忠于共产党、苏联政府和人民。”他回答说：“这一切都很好，但人太少了。”随即问我：“你认为还可以找谁来？但不能耽搁。”我说：“您的副手瓦西列夫斯基元帅。”不知为什么，他当即否定了这位人选。我问他：在有影响的军人中谁现在在部里。他说：格·康·朱可夫。于是我建议让他来。他同意了，但要朱可夫不带武器。不过，我们人还是少，所以他问：“你认为还可以请谁参加？”我首先提议总政治部副主任勃列日涅夫，我在战时认识他，那时他在第一和第四乌克兰方面军，是位勇敢的将军，忠于党和人民的政治工作者。在战争中我多次见过他。我提的第二个人是沙季洛夫中将，也是总政治部副主任，前第一乌克兰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第三个是坦克军中将格特曼，原前线坦克军团司令。第四个是炮兵上将涅杰林，是我在战时认识的。第五个布尔加宁建议邀请莫斯科军区军事委员会成员А.М.普罗宁上将。
为实施政变，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调兵遣将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只在于把他们派到克里姆林宫呢，还是贝利亚官邸的办公室？看样子，官方以及某些军官的回忆录没有说真话。
6月26日下午14点左右，坎特米洛夫师接到出动坦克的命令，这是在主席团会议开始后的20分钟左右的时候，是国防部长布尔加宁下的命令。这时候主席团委员们大概知道了贝利亚被击毙的消息，某些人不同意把事情说成是逮捕贝利亚，赫鲁晓夫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开始了斗争。15点左右莫斯科街头出现坦克，坦克开往红场并把炮口对准克里姆林宫。这是要对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主席团委员施加压力。结果苏共中央领导达成了统一的口径——人民敌人贝利亚被捕，这样就可以继续导演以后的一系列演出！
军队将领们出席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应是在击毙贝利亚之后。据谢尔戈说，贝利亚同朱可夫在战前和战争中关系一直很好。朱可夫的回忆录出来后，谢尔戈有机会同朱可夫谈过话，并且是朱可夫主动提出的。他对谢尔戈说：“所有关于我参加逮捕贝利亚的说法都纯属臆造！”
从1949年至斯大林逝世前，国防部长一直是瓦西列夫斯基。3月5日重新任命布尔加宁任国防部长（他在1947—1949年担任过此职务）。布尔加宁的副手是朱可夫，不过朱可夫在军队中的威望大大高于布尔加宁。正因为如此，需要召朱可夫参加主席团会议，用他的威望迫使委员们倒向赫鲁晓夫。朱可夫、莫斯卡连柯和巴季茨基到主席团会议来，合理的解释是，汇报在贝利亚住所击毙贝利亚的经过，同时也展示军队的支持。
这样，我们大致可以描绘出26日事变的经过：当天出动了两支武装部队，一支由元帅将军率领直接去贝利亚的住所，将贝利亚击毙。一支坦克部队开往红场威慑某些持异议的主席团委员。然而，一位国家的二号人物就这样被杀死，是很难交代的，所以需要继续演戏，把事情说圆，这样就有了以后的逮捕、审判、枪决、火化等演出。
政变者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剪除了贝利亚，却倒过来指控贝利亚企图发动政变、逮捕中央主席团委员们。
1953年6月，贝利亚奉命赴德国处理那里的工人骚乱事件，在德国待了10天。6月25日，刚从德国回来的贝利亚请求马林科夫在26日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前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及其副手柳明的活动，以确定他们在捏造一系列案件中的个人责任——明格列尔案件、列宁格勒案件等。一个准备发动政变的人是不会在政变前夕外出到德国去的，他需要坐镇莫斯科指挥政变。
1953年6月25日深夜，贝利亚同马林科夫曾有一番友好的长谈，谈话毕，贝利亚送马林科夫回格拉诺夫街的住所。据司机说，他们下车后又友好地谈了约10分钟，然后马林科夫进自己的家，贝利亚乘车回自己的住所。在政变（推翻马林科夫的政变或者剪除贝利亚的政变）前夕，是不可能有这样友好的谈话的！
如果真的存在强力部门的政变阴谋，那么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就不会在27日轻松地去剧院观看歌剧《十二月党人》，而会躲在可靠的安全地方。这就说明，那时没有任何危险，对手已被剪除。
1953年7月2—7日的全会是声讨贝利亚的会议，然而会议记录上看到的对贝利亚的指控都是些小事，没有一项涉及政变阴谋。
赫鲁晓夫的政变是客观存在，而所谓贝利亚政变纯属捏造！
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关系本来比较好。据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一度把马林科夫调离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派他去中亚细亚。贝利亚向马林科夫伸出援手，为他调回莫斯科做了安排。从那时起，贝利亚同马林科夫就成了分不开的朋友。”
斯大林逝世后，他俩是真正主持工作的掌权人。马贝组合也许是比较理想的组合：马林科夫长期替斯大林管理党务和政府事务，但有点缺乏魄力。莫洛托夫对马林科夫的评价是：“马林科夫是个非常好的执行者，我们把他叫做‘守电话机的人’。”“马林科夫没有主见，意志薄弱。”“他是个十分墨守成规的人，他可以照章办事，但依我看，他无力更深入地和具有批判性地分析研究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贝利亚精明能干，脑子灵活，从他主持原子弹和火箭的研制并在短期内取得重大成就来看，确实是个干才。莫洛托夫对贝利亚的评价：“他很精明。他只干那些对他有利的事。他甚至不是野心家。”“他是个有才能的人。他不考虑那些微不足道的事，他干事很有把握。”“他讲俄语文理通顺，是个有组织能力的人，是个优秀的行政领导人。看来也是很有天赋的肃反人员，但是个毫无原则的人，给谁效劳都行。”
莫洛托夫同这两人长期共事，他的评语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从后来安全部门人员如安德罗波夫主政来看，由于职业特点，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里这类人比较了解国内外的真实情况，不会被假象和虚假信息蒙蔽，办事干练果断，知道使用什么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贝利亚的这些才能在100多天的执政期间得到充分表现。这段期间他对内外政策所做的修正为以后赫鲁晓夫的改革拟定了一个大致的方向。简单列举如下：
（1）贝利亚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提议在节日停止在建筑物上悬挂和在游行队伍中举领袖像。
（2）斯大林逝世后立即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终止了“医生谋杀案”，发起了1953年的大赦，从集中营、流放地和监狱释放了100多万人。限制内务部特别会议的权限，制止刑讯逼供。
（3）改革户籍管理，规定在外地找到工作的农民可以领取临时护照，开始结束苏联农民几十年没有身份证的历史。
（4）从具体情况出发，主张在波罗的海三国、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不搞集体化。
（5）在民族关系上主张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限，多用地方民族干部。为格鲁吉亚的明格列尔案平反。
（6）提出苏联防御性炸弹已够多，主张战后要缩减军费，多发展经济。
（7）主张缓和国际局势。认为两德统一不可避免，不要求东德搞社会主义，认为和平的德国符合苏联的利益。
（8）主张恢复和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
这是苏联历史上罕见的“百日维新”。在短短的100多天时间内能提出并实施如此多的重大改革措施，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充分说明贝利亚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对苏联的国内外形势和问题有深思熟虑的结果，是想改变斯大林的不得人心的政策的。苏联著名外交家特罗扬诺夫斯基是这样评价的：
虽然当时的第一号人物是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实际上起主导作用的却是贝利亚……他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他还是一个拥有非凡智慧和巨大组织才能的人。
这些措施在“贝利亚事件”中统统成了他的罪状，虽然后来赫鲁晓夫继续实施了这些政策。
在这百日里，贝利亚并没有关注自身的安全，而是集中精力搞改革。赫鲁晓夫恰恰就是这时候在幕后积极活动，把矛头对准贝利亚。说贝利亚企图发动政变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就在赫鲁晓夫们策划逮捕贝利亚的时候，贝利亚还在德国处理那边的工人骚动问题，回国不久就落入赫鲁晓夫们所设的圈套。一个要搞政变的人是不会在紧要关头到国外去，而不在国内坐镇的，并且官方至今没有能够拿出贝利亚准备发动政变的具体证据。
贝利亚为什么会成为众矢之的呢？（1）他控制的安全部门是让人闻风丧胆的机关，在斯大林时期，安全部门是斯大林消除竞争对手、潜在敌人、异己分子的强有力的工具。虽然前两任安全部门的头子亚戈达和叶若夫都没有善终，但其余威依然存在。（2）贝利亚手中拥有最令人不安的关于每一位领导人的个人资料。斯大林喜欢用有问题的干部，这是控制他们的辫子。为斯大林收集领导人的资料是安全部门一项重要的机密任务。正因为如此，斯大林一闭眼，新领导人的首要工作就是接收斯大林的档案。莫洛托夫说：“他（贝利亚）掌握所有人的专案文件（досье）。也掌握斯大林的专案文件，当然，也有我的。”（3）他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他领导人没有思想准备，跟不上，却看到这是非常得民心的举措，贝利亚可以因此而更加得势。这样，贝利亚就成为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
好在贝利亚的改革措施确实是苏联无法回避的改革方向，苏联要走出死胡同继续存在下去，就不能不开始纠正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不能不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贝利亚出师未成身先死，但他所开始的改革事业却无人敢中断，只是进程被推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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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安全机关的首脑，贝利亚最受诟病的就是他手上沾满无辜牺牲者的鲜血，他的名字经常同他的血腥前任亚戈达、叶若夫并列在一起。
十月革命胜利后，成立了镇压机关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契卡），后来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再后来把其职能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二战”后改名为内务部）。这些机构是国家机器中执行镇压职能的机构，掌握了生杀大权。如果说在革命之初镇压是必要的（虽然错杀的也不少），那么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就应当及时转向国内和平或者国内和谐。20年代初确实削减过契卡的权力，并进行过改组，但是斯大林执政后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声称社会主义取得成就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这个错误的理论为大规模镇压提供了虚假的理论依据，正是在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的时候，镇压反而达到高潮。那时他对在镇压中出了大力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感到不满，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与日丹诺夫联名从索契给政治局委员们发电报称：亚戈达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这件事情上耽误了四年时间，应当让叶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于是换上了更加残酷的叶若夫。1937—1938年，苏联大地刮起了“叶若夫旋风”，国内的镇压达到疯狂的程度。
1938年上半年，结束了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审判，至此斯大林的对手已消灭殆尽，斯大林决定降温。但是靠屠夫叶若夫来降温是不行的，于是从老家格鲁吉亚调来时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贝利亚。
从最近公布的《贝利亚日记》看来，贝利亚本人并不怎么愿意来莫斯科，他在1938年7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从来没有想过写日记。而现在想起写了。收到斯大林同志的亲笔信，他建议我去莫斯科从事契卡工作，担任叶若夫的第一副主席（内务人民委员部）。他（斯大林）是个复杂的人。他干了镇压的蠢事。内务人民委员部充满亚戈达和托洛茨基的人员。柯巴（斯大林）写道，我是整个党的领导中一个了解契卡工作的人，只有我是唯一能够整顿工作的人。用觉悟来逼我，说把契卡整顿好，然后如果愿意你可以回老家。
但柯巴信任我，给我权力，我已把格鲁吉亚搞得无人可比。等一切都搞好了，就把你拉夫连季调开，跑到莫斯科去。逮间谍去……麻烦事很多，而满意的很少。谁知道，这些坏蛋把谁交出去，不把谁交出去。要好好地检查一切。
就是这样，拉夫连季，柯巴不怜惜你，不让你安稳地呆在家里。1938年8月29日日记写道：
进入莫斯科生活。尼古拉（叶若夫）保持距离。我说了，对任命不感到高兴，本人没有提出请求，我最好在格鲁吉亚工作。但命令就是命令。
从日记看，贝利亚对镇压还是比较冷静的。他计算了一下，如果格鲁吉亚镇压多少万人，那就有多少万人会受牵连。1938年8月5日日记写道：
……将是沉重的。这两年国内流了不少的血……要抓最活跃的。如果在格鲁吉亚要把所有的都抓起来，那就要抓大约5万人，如果这样，就会有20万甚至更多的人不满。这里需要掌握分寸……
他的想法同斯大林“降温”的打算不谋而合。
斯大林选中贝利亚不是偶然的。1935年贝利亚出版了一本名为《论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历史中的问题》的小册子，大力吹捧斯大林，第一次提出布尔什维克党是“列宁斯大林的党”，提出两个领袖论——列宁和斯大林，两个革命中心论——列宁的彼得堡和斯大林的外高加索。这自然博得斯大林的欢心，为此授予其“列宁奖金”。他在格鲁吉亚担任过共和国安全部门的头，后又升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这就是说，他既有安全工作的经验，又有党的工作经验，是符合斯大林要求的。
当然，加强镇压或者缓和镇压都不是哪个内务人民委员所能决定的，他们不过是执行斯大林意志的工具而已。贝利亚于1938年下半年来到莫斯科，1938年11月25日至1945年12月29日任内务人民委员，这时候斯大林大镇压的高潮已经过去。因此贝利亚对30年代的大镇压“贡献”并不大（当然在格鲁吉亚的镇压是他领导的）。在30年代的镇压中，那些曾在死刑决定上签过字的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远远超过身处格鲁吉亚的贝利亚。当然他上任后的40年代，在实施镇压中是尽了力，包括卡廷事件。最近公布的卡廷事件档案显示，对波兰军官的屠杀是他以内务人民委员身份给斯大林打的报告，建议对他们处以极刑——枪毙，最后由斯大林等人签署批准实施。
从1946年起，他已不再担任内务部长了。1946年3月18日他担任了政治局委员，次日被任命为部长会议副主席。1946—1953年间，他的主要工作是主持原子弹和火箭的研发，在这个领域他为苏联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战后不久，斯大林开始了新一轮的镇压，这时起主要作用的应是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和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贝利亚在斯大林的镇压中是起过作用的，手上肯定有无辜者的鲜血，但其所应当承担的罪责，不会超过斯大林，更不会超过斯大林的那些亲密战友。也许是这个缘故，他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能够放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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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谜，本文只能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指出较大的可能性。不过无论贝利亚是怎么死的，剪除贝利亚本身是一个确定不移的历史事实。大量事实说明，剪除贝利亚是赫鲁晓夫策划的一场不折不扣的政变。他离间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策动其他主席团委员密谋反贝利亚，动用国防军将领，搞突然袭击，不经法律程序除掉了党政第二号人物，然后又编造种种谎言，掩盖其无法无天的做法。这是斯大林镇压的继续，手段极其残酷，难怪几年后当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被打成“反党集团”后，要打电话给赫鲁晓夫，请求保留他们的性命。
政变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政见之争，为实施自己的政策方针路线而发动政变，另一种是权力之争，以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为目标。赫鲁晓夫反对贝利亚的政变，是一场争权斗争，从赫鲁晓夫后来实行的政策看，他同贝利亚并无原则分歧。这场政变消除了赫鲁晓夫腾飞路上的最大障碍，并为以后摒除马林科夫、独揽大权准备了条件。
莫洛托夫承认这是赫鲁晓夫主谋的一场政变。丘耶夫同莫洛托夫谈话时问道：“简言之，策划了政变。可以这样说吗？”莫洛托夫回答说：“是的，是的……在政治局把他抓起来了。”莫洛托夫指证：赫鲁晓夫是“整个事件的组织者”，“对付贝利亚的措施，是赫鲁晓夫提出来的。”
【摘自：《苏联春秋：改建与易帜》作者/郑异凡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文首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