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三联学术通讯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学术出版分社

考古学家王炳华先生逝世：走遍新疆所有考古现场，六十载沙海求真

三联学术通讯 · 公众号 · · 2025-02-09 09:00

正文

惊悉王炳华先生遽归道山，不由悲从中来，不胜哀恸。

先生乃中国考古事业之开拓者与深耕者，六十载春秋行脚踏察于茫茫瀚海，走遍新疆所有的考古现场，以赤子之心在西域大地探求文明相通、命运与共。

先生著作等身，成就斐然，仍愿以最平顺朴素之文字引领普通读者具体地认知新疆。敝社有幸与先生结缘数载，相逢恨晚。先生在三联书店先后已出版《瀚海行脚：西域考古60年》和《吐鲁番考古手记》。前者是他60多年在新疆考古、西域研究中行脚和思考的记录，出版之后，即成为当年阅读之焦点，深得读者喜爱；后者则从考古遗存出发介绍古代西域人的生产、生活，严谨生动，引人入胜。先生著作付梓，必亲校三稿，字斟句酌，修订注释，巨细靡遗，学者风范，永存我心。

回望自己在新疆考古舞台上的收获、成果、奉献，先生曾谦逊地表示是多种机缘汇聚带来的幸运，“确非矫情之词，而是真实的心境”。先生曾真诚地写道：“文化，在交流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繁荣；懂得过去，才能更好理解今天，今天的一切，正铸造我们的未来！此为我60多年新疆生活中，最重要的灵魂感悟，愿与大家共享！”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其毕生心血已化作文明基因融入民族血脉，其探索足迹亦已成为学术地图指引后来者前行。苍茫大地长留先生手泽，浩瀚沙海永存行者足音。

深切地怀念王炳华先生！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年2月7日

王炳华小传

王炳华先生1935年生于江苏南通，是著名的考古学家，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即投身新疆考古事业，足迹遍及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罗布淖尔荒原、吐鲁番盆地、天山北麓各绿洲、伊犁河流域、阿勒泰山等等，四十年如一日奔波在考古一线，主持并参与了楼兰、尼雅、克里雅、丹丹乌列克、小河等考古遗址的发掘，形成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取得了大量开创性成果，在新疆沙漠考古、古代民族考古领域，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享誉国内外西域研究学界。为西域考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000年退休后，王炳华先生仍然继续对西域文史领域的思考，追索新疆作为欧亚大陆古代东西方文化桥梁的非凡意义。在天山南北长时间的考察与众多发现，让王先生对古代文明遗存透露出的环境变迁与绿洲农业发展历程格外关注，撰写了一系列论文考察自然环境改变与农耕水利相关的方方面面。同时，他还对墓葬中发现的文物，结合传世史籍的记载进行分析，用考古资料展示了更为广阔的历史画面，阐释了汉文化在西域的影响与发展。

在最初奔赴新疆的时候，王先生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盼望积贫积弱的祖国能够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他给自己的挑战，更是履行与坚守一名新中国考古人的责任。他对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人类文化交往进行的系统论证，使新疆考古再次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王先生始终践行着坚定的学术理想，而他瀚海行脚六十载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他为这份理想交出的完满答卷。

难忘新疆考古

文 | 王炳华

*文章系《瀚海行脚：西域考古60年手记》前言

在将《瀚海行脚》奉呈在读者面前时，简单说一点推出它的背景，以及与其关联的初衷。

诸多因素交集，使我与新疆文物考古工作结缘达60多年。前 40年，工作的基本特点，是行脚在新疆的戈壁、荒漠，到过许多人想到而难能及的高山、深谷和沙漠中废弃的绿洲，直接体察、感悟到新疆大地的沧桑变化；后20年，因退休离开了虽仍情有所系，但却不能不离开的需要更好体力支撑的野外舞台，我将主要精力转向了深一步思考田野工作资料的研究、教学，也是与同行的切磋、交流。虽然工作方式有所改变，但认识、思考新疆历史文化精神内核的灵魂依旧。感谢时代的惠赐，在这20年的“退休”中，又得机会步入了国内外多所大学西域历史文化研究的讲坛，迫我将行脚体验升华、熔铸。不少国内外友人，既有感于新疆历史文化独具的个性——我又有幸在此中沉淀过 40年，也愿提供条件，邀约展开相关交流，让我又跨入了一个更大的空间，到了许多与古代新疆多有关联，或虽不多直接关联，但内心关注古代新疆、关注亚欧文明发展的国家、地区，行踪及于亚、欧、美洲不少大学、研究机构。一次次的访学、交流中，面对各方面有价值的问题，我自己也日有新知，对新疆古代历史文化的认识不断拓展、深化。不只站在新疆看新疆，还能从更广阔的世界认识新疆的历史存在，这无疑是十分重要又难能可贵的一环。

《沙尘掩覆下的西域烟云》这一篇，曾以“西域考古写春秋”为题初刊于《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 2000年）中，是应甘肃文史资料编辑组之约完成的，他们组织编辑的相关一辑多涉考古。当年新见“悬泉置”，发现汉简万件以上，惊动海内外，而简文与新疆还有不少具体联系，因而编辑组嘱我介绍当年刚刚进行了的楼兰、尼雅等处考察收获，既满足关心西北文史的读者们的愿望，也望由此可期的认识深化。文稿虽因收入选辑而保存不失，但发行面窄，读者获见比较困难，所以收在了这本小书之中。

1995年，王炳华在尼雅遗址

有了行脚罗布淖尔、古墓沟、尼雅的文字，索性又将在交河、伊犁河谷、哈密、阿尔泰、帕米尔、小河、丹丹乌里克等处考察过程中的几篇散记，放了进来。虽然部分遗址斯文·赫定、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等曾有涉及，但多处古址都是我们在考古工作中新发掘的。这些文字，可以多少助益读者进一步认识新疆考古文化，关注近半个世纪觅求新疆考古文化工作的新疆考古人的真实足迹，并稍多了解20世纪 30年代后，中国考古学者在西域大地上曾经有过的努力——它们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学者在这片地区考察、掘取文物而形成的诸多相当不准确的概念。比如，哈密五堡青铜时代遗存、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古冢、天山峡谷可以交通东西的路线等，开拓了新的历史研究空间，具有恒久的价值，是值得关注的新疆古代民族历史、亚欧文明交流历史的新篇页。我相信这也会是新疆内外不少读者所期待的。如是背景，如是初衷，为三联出版人的慧眼关注，并倾力相助，终得有这么一册小书问世，作为作者，内心之欣慰，真是难以形之于今天之笔端的。

1996年发掘交河沟墓地，左起：长泽和俊、王炳华、王宗磊

我曾在不少时间、地点说过大概同样的话：今天我在新疆考古舞台上的收获、成果、奉献，确是多种机缘汇聚带给我的幸运，这确非矫情之词，而是真实的心境。

我能在 1960年进入新疆大地，并在这广阔、浑厚，且处于亚欧文明交流之核心地段的考古舞台上，行脚、思考60多年，实在是难得的幸事。在当年，知道我要去新疆，不少师友曾为我步入生存、工作环境远较内地寒苦，且交通艰难、信息不畅、学习研究资料贫乏，甚至遇上问题会讨教无门、切磋无人的境地，而同情我，甚至为我抱屈。实事求是地说，去新疆确实是我自愿报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且并未为此感到受屈的。毕竟，我学习的专业就是考古，而在20世纪 50年代前，中国考古学人对祖国西部大地，尤其是新疆，确还是知之甚少，这自然是更值得考古人进入的天地。另外，当时我也十分厌倦了无止无休、少有实质内容的“批判”。如是氛围，内心自然十分渴望离开。因此，分配通知一到手，未稍停息，我就立即登上了西行的列车，奔向了还没有什么具体概念的“西部世界”。这一走，若弹指一挥，竟就用去了生命历程中最宝贵的40年！

现在，坐在书案前，思考着应该如何写给读者介绍这本小书的“前言”，我的脑海中又迅捷展开了进入新疆考古后一幕又一幕鲜活、难忘的画面，真可以说是风景万千！这40年中，有过遗憾，但更多的还是种种无法尽说的愉悦与欢乐。撇开无法具体细说、详尽展开的诸多细节，冷静总结，60多年（包括了田野考古 40年和后来20年相关研究）的新疆考古生涯，其实还真十分简单：前 40年比较艰难，踯躅、跋涉在新疆的戈壁、荒漠，以觅求古迹、古址为务，工作虽不易，但更多却是收获新知后的开心；后20年，则主要是反思、消化，力求从不同时空、不同民族，粗看性格殊异，实质却都富含西域历史精神的物质遗存中，萃取其丰富多样的营养。60年，两个阶段，野外、室内，大都可以在这本小书中，觅见其消息。

关于前 40年的野外考古，认真说收获真不是一般的差强人意，而是脚下随处见莲花：步履所及之处，随时都可见到新遗址、新文物，有不少更是远远超出预期的，甚至引发过国内外的轰动。

我这里说到新疆考古行脚有 40年，但其实， 20世纪 80年代以前，要想在连续的火热“革命”中，脱离“运动”去进行一点考古工作，是十分困难的。但我也真以人们少见的真诚，努力争取到首肯。就在如是的节奏中，在不足到难以想象的物质条件下，即使一个人单枪匹马，我也愿意投入到田野考古生涯之中。

就这样，跌跌撞撞，我们在 1979年觅见了楼兰，寻到了被沙尘掩埋的古墓沟，还有引人关注过的阿拉沟、康家石门子、东天山白杨沟畔的五堡，以及人们没有想过，也想不到的小河……收获应该说是相当丰硕的。这就是前面说的，实在应该感谢新疆大地厚积的考古沃土。这里有十分干燥、利于保存古代文物的环境，又是一个本该有，但实际少有考古专业人员，尤其是中国考古人员的舞台；尤其，终于等到了20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强烈的时代召唤，天时、地利、人和——借着这些条件，我有幸“走”到了诸多重要遗存的面前。不少既往难为人知的历史画面，因之得以浮现于考古舞台，被国人所知，为世界所晓，确确实实打开了许多人认识古代新疆的视窗。从事考古，能得这样的机遇，是该满足的。但40年的考古行脚，有时一年得出去 10个月，紧张又忙碌，亏欠亲人的实在太多太多。

1980年新疆考古所考察队徒步进入楼兰城

后 20年的生涯，与不少友人的帮助存在关联。其中，值得多说几句的是冯其庸先生。其庸先生高瞻远瞩，曾多次进入新疆，具体感受过它的博大和多姿多彩，也努力探求过它独具的文明。晚年，老人愈发明确：研究、认识祖国的历史文化，一定不能止于中原大地，而必须看到新疆这片广阔的西部世界，才能更完整更深刻地了解、认识祖国重要而辉煌的历史文明。于是，老人不止于坐而论道，而是全力行动，终于在与季羡林先生的共同努力下，在中国人民大学办起了新的国学院，成立了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满怀激情要将西域研究推进到全新的境界。还记得 2005年岁末，在罗布淖尔楼兰古城郊外的一座大帐篷内，夜深了，北京传来了好消息：冯其庸先生的这一宏伟计划，获得中央批准。老人十分激动，真可以说豪情万丈，立即向大家报告，并畅想从此开始，西部研究伟业可望腾飞。老人的忧国忧民之心，难忘匹夫之责的炽热情怀，还有那个激情燃烧、难以入眠的夜晚，至今想起，仍让人感动。

其庸先生嘱我应该放下手中的事，将毕生在新疆田野考古所收所获、所想所思，带到学校，带上讲台，为西域历史文化教学与研究加添几块砖瓦。

我将在多所学校开设的新疆考古课程，起名为“新疆考古与西域文明”。“新疆考古”，是认识和总结 100多年来，尤其是与我关系密切的40多年的考古实践；“西域文明”，则是努力将已经收获的考古碎片认真消化，进一步萃取它们背后的历史精神。野外、室内前后两段，互相渗透，密切关联。舞台曾不断转换，但精神却一贯其中，力求将这些考古所得更准确地置放在新疆大地历史发展进程中——这实际已成了我今天退而难休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篇页。凌晨、深夜，活跃的大脑中，不时还会抓取到西域历史文化的点滴闪光，带来难以言说的愉悦。这一熔炼、萃取的考古文化工程，至今仍未见穷期。大概总得到不能思考的那天，才能最后止息吧。这本小书中，就留存着我60多年在新疆考古、西域研究中行脚和思考的记录。这是我自己十分乐意去践行、绝不以其为苦的一件事。

道及前 40年在新疆的考古生涯，我总用“踯躅”“跋涉”这些词语。它不是形容，而是比较贴切的记述。现在回想，因着前面所叙的机缘，我得以行走在富含历史文化遗存的西域沃土上，自己确实是应该感恩的。但新疆考古之路，走得也确实难说平坦。我1960年夏进入的“新疆哲学社会科学学组考古研究所”，当时，还只能说是一个字面上、精神世界里的存在。报纸、文件上确实说过：1958年，成立了新疆考古研究所，是当年新疆成立的8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之一。但1958年，毕竟是“大跃进”的年代，人们充满理想，胸中激荡着变革、追求的热情，但有时竟也把热情、畅想当成了现实。1958年成立的新疆考古研究所，就是一个实例。当年决定成立考古研究所，让可数的几位博物馆筹备组人员作为考古所的研究人员，同时，紧急请求北京大学历史系分配学生从事这一工作。可直到1960年夏，我满怀激情到了乌鲁木齐，找“新疆考古研究所”报到时，它还是一个既没有办公处所，也没有一个实际在职人员的研究机构。这样一个机构，研究人员要进入地广人稀、戈壁沙漠纵横的野外，面对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当年，我还真没有被这些难以尽说的困难浇灭工作的激情：到乌鲁木齐不几天，我就应命到文化厅办的“文物干部培训班”执教，旋又带着各县调来的学员，进入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进行考古实习。我们不仅行脚来去，还要自己动手发掘遗址、墓葬，让大家熟悉考古工作全过程。实习结束，我又开始了单枪匹马的交河故城调查。没有经费，就借住在吐鲁番交河故城脚下一位维吾尔老人的草屋中。早出晚归，天天入古城，我走遍了城中大路、巷道和数不清的院落、居室。这相当辛苦的行脚，让我对交河故城，也是吐鲁番“遗址博物馆”一处典型遗存有了一些初步感受。我的新疆考古生涯第一步，就是这样展开的。考古行脚，交河故城只是小试牛刀。之后的各种实践，还真有不少无法设想的艰难，及与之共生的欢乐。聊举几个实例，可为当年的工作留存几个画面，或许也可能引发考古以外的一些思考。

1960 年在吐鲁番地区调查，左一：王炳华

1972年，利用筹备一个展览的机会，我又请命到了喀什。通过逻辑判断，自喀什到伽师，沿克孜尔河，虽目前已是一片荒漠，现代交通实现前却是人们来去的坦途，自然有可能觅见不少古代遗址、废墟。它还是20世纪 30年代前一批又一批外国考察者基本没有光顾过的考古处女地。于是，我热切向各级领导求援，推销这一计划，期求可以派一台越野车，实现这一美好愿景。只是当时“文化大革命”势头仍殷，难能支持我们去做这件事。最后，我们只租到一驾马车，带上馕、西瓜、甜瓜，用了最原始的考察装备，就毅然决然地进入荒漠之中。一路行进，还真觅得不止一处古烽、废城，也觅得不少文物。其中一件人物饮酒图青石浮雕，曾在不少展览上露过脸，就是在这次调查中采获的，它显露了犍陀罗文明的消息。但毕竟只有马车，不到3天，没有走完全程，给养告尽，只好悄无声息地打道回了喀什。这次考察，没有必需的测绘仪器，行脚笔记上的草图无法准确记录。从考古业务看，自然是很不成功的。有友人虽毫无怨尤地同行3天，后来还是没有得到他们希望的步入考古工作的机会。这段踯躅、跋涉，总有点难以言说的艰难、落寞，但做自己想做的事，还是觉得很充实、快乐，而且有成就感。

与这次相当粗疏的克孜尔河流域考古比较，1979年 11月在孔雀河谷台地寻觅远古罗布淖尔人遗存的活动，就显得十分辉煌、十分不一般了。这是20世纪 30年代西方学者再无可能在新疆大地随意来去后，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进入罗布淖尔大地的壮举。只是这一点，就值得被深深铭记。能成功进入罗布淖尔，是因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同意了与日本广播协会（NHK）合作，拍摄沟通过古代亚欧经济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我的任务是帮助选点，率队找到斯文·赫定、斯坦因当年曾工作的楼兰故城；请出当年他们向西方介绍过、给人留有印象、面容姣好的白种人女尸。楼兰所在的LA古城，从 20世纪 30年代后，已长期失落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了。

有了新的装备，觅见楼兰古城废址，并未遇到困难。我们从连越野车也没有，一下子就变到可以调动直升机，鸟枪换了炮。直升机飞1小时，进入罗布泊上空，很快就清楚看到楼兰城仍然安然屹立在罗布荒原上，放下了一个悬念；但要找到一处可以发掘的早期墓地，还要出土能让观众在电视中一见的女尸，就不是随便可以完成的任务了。但君子一诺，绝不能食言。为此，我们硬是在孔雀河北岸台地上，徒步拉网式踏查了整整7天！上天不负辛苦人，第7天近晚，终于看到古墓沟墓地出露在沙碛地表的立木尖端。在当地解放军战士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也找到了日本媒体所称的“楼兰美少女”，如愿实现了计划，完成了任务。所有曾经的疲惫、饥渴，全部抛在了脑后，期望可得完满成功的欢喜，还真难落笔在今天的纸面。

2000年，我 65岁，将要告别新疆田野考古，但仍难忘朝思暮想却一直未能进入的小河墓地。找到小河的朴素愿望中饱含着中国考古学者内心深沉的伤痛，我不愿将找不见它的遗憾带入21世纪。最后，这个愿望是在友人的慷慨解囊下得以实现的。12月 6日，我们同道 10人，在即将告别 20世纪的最后几天，不畏零下20℃的严寒，基本靠步行（因年龄，我可以有一峰骆驼代步），硬是从库鲁克山脚，直插其南方的荒漠、沙漠。凭借着斯文·赫定当年1/200万的地图，我们行走了 4天，遇到过冬天很难出现的沙尘暴，露宿在单层帐篷之中，历经诸多难以尽说的辛苦，终还是找到了当年的瑞典青年考古学者F.贝格曼在 1934年发掘、旋又消失无踪达66年的神秘小河！这直接催生了今天仍在“发烧”的“小河”研究热。我们为孔雀河水系青铜时代文明研究，揭开了全新的、科学的一页！

离开田野后的 20年，虽转换了空间，但思考、认识西域文明的工作未曾稍息。在前半个世纪接触的大大小小考古碎片中，我渐渐审悟到了它们之间不少看似无涉，其实却有关联的线索：我看到了在气候大灾变下高加索人南下，甚至东入罗布淖尔的身影；看到了除《汉书》有录的天山、昆仑山交通东西的路线外，还有重要性一点不次于它们的穿越天山峡谷来去东西的径路；感受到了远古先祖们面对生存的危机行巫术、树神祇，求人口增殖的非凡努力；感受到了原始宗教初生的思维，原始哲学呈现、行进的轨迹；看到了古老亚欧大陆上不同特色的人群，在实际需要驱动下，一步一步展开、完成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交流；还有，在生态环境相对艰难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周缘，人类寻求生存发展的努力与环境的矛盾、冲突……这些西域文明中随处可见的文化现象，无止、无息，对它们的认识总在随个人知识增长而不断发展，随着采掘能力的增进，一个又一个知识的矿藏不断有新的闪光点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为我们探索欧亚古文明的交往进程拓展新的视野。这些无法尽说的收获，也多少留痕在这本小书中了。

回想在新疆考古的 40年风风雨雨，因我而起的小波微澜，也是时不时可遇。但我所追求的毕竟不是个人私利，而是亚欧文明行进中的真实，所以，最后总还是收获了成功。

在这不算短的几十年新疆考古行脚中，我有了真切的、十分具体的感受：新疆，确实是祖国的西部边陲，但又绝不只是祖国的西部边隅；它还是华夏文明走向世界，步入欧、非的西大门，是与广大西部世界文明接触、联系的主要径道；在这一宏伟事业中，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人群，都曾做出过不可轻估的历史奉献！

行文至此，还应该交代一下我为什么以如是文字介绍、书写考古，尤其是人们比较陌生的新疆考古。实事求是地讲，这还真与翦伯赞先生存在关联。在北大历史系学习3年后，面临进一步细分专业方向时，翦老曾不少于两次找我谈话，嘱我进入考古专业。他还很动情地面告，在向社会介绍考古成果时，不能只是八股式铺陈、条列资料，要在真正认识、完全消化了自己经手的考古实物后，用朴实且力争优美的文字，将相关考古资料背后的历史文化知识展示给养育了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使大家爱看、爱读，这才算是最好地尽了一个考古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原话、措辞已经慢慢淡去，但这一精神，以及他说话时眼中流泻的热情，还清晰刻印在我的记忆中。

20世纪 80年代后，楼兰、古墓沟、“丝绸之路”带动起来的新疆旅游热潮，使吐鲁番也成为了一处更易进入，又相当吸引人的旅游热点地区，出版界友人再再要求，抽时间写写吐鲁番的考古、人文，以应社会之需。盛情难却，我也挤时间完成了《吐鲁番的古代文明》。出乎意料的是，小书问世不久即销售罄尽，与少人问津的考古报告之命运截然有别，并且很快再版，又一再重版，甘肃的出版社重印过，甚至台湾也有出版商提出过出版要求，这确是我始料不及的。自然，这不是说书写得怎么好，而是具体表明了人们确实还是希望有这类文字比较平顺、有可读性、朴素介绍新疆历史考古的文化类出版物的。记得那本小书手稿完成，请当年的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谷苞教授审读、赐序时，他很认真地说：“你这本书，特点之一，就是不是常见的从书本中出新书，而是从考古、文物遗存出发完成的新著。”他表示，这是一个值得，也应该坚持的方向，因为文献中记录的古代新疆很少，涉及底层社会人民生产、生活的文字更少，坚持这一方向，确实可以助益于人们更具体地认识和了解新疆。师友们的这些告诫、《吐鲁番的古代文明》的启示，成为了我愿意再做这件事的主要动力。

80年代陪同季羡林、任继愈考察吐鲁番

古代新疆，与中原大地看似相去遥远，实际却是地域毗邻、文明相通、命运与共，同属一家人，关系是相当密切的。由于种族多源、民族复杂，这片广袤的土地粗看似乎颇与中原异趣，但考古资料揭示，这片土地上很早就有“秦人”“羌人”“汉人”“唐人”“蒙古人”“满人”等居住、活动，他们在开发、建设这片土地时，同样奉献过无尽智慧与诸多牺牲。文明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文明，蕴涵着不同特色的创造的智慧。彼此尊重、互相了解，实际也可能成为建设一个新的、有特色的多彩世界的土壤。在古代西域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样的例子其实是并不少见的。

考古学家王炳华先生逝世：走遍新疆所有考古现场，六十载沙海求真

正文

请到「今天看啥」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