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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本是补药,却被变成毒药——“新无知”的三种表现

奥派经济学  · 公众号  ·  · 2025-01-30 23:52

正文

今天,一个人如果把评书、演义、宫廷剧当作真实历史,把当年从教科书上学来的过时理论当做“观世界”的金科玉律,并以此嘲笑别人“无知”的,属于典型的“新古人”——活在新时代的古人。
不必去嘲讽“新古人”,未来自会有越来越多的现实教育他们。当下,比“新古人”更令人费解和绝望的,是“新无知”群体:

他们学历很高,知识很渊博,“三观”也挺正,但了解多了就会发现,他们的认知很陈旧,且不能自圆其说,他们对现实的预判常常出错,他们在社会最需要发声的时候,不是沉默不语,就是站在“石头”一边。

当下的“新无知”,主要有三种表现。
▌不是堆砌概念,就是生搬硬套
今天,社会越来越复杂,知识的大厦也越来越细分,与之相应,各种新概念、细分学科爆炸式涌现。
这固然方便了我们多视角地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但 现实却是,越来越多的人,从原来的“概念贫瘠”变成了“不求甚解地堆砌概念” ,以至于身边发生任何一件事,只会望文生义、生搬硬套,还以此为荣,比如:

看见地铁上有人捧着手机看短视频,就说是“娱乐至死”,哪怕人家正在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

听说“实用主义”思潮在美国很流行,就批评美国的哲学已经堕落到了“粗鄙市侩”的程度,岂不知作为思潮的实用主义,和中国语境下的“实用主义”压根就不是一回事;

翻了几页西方政治哲学,看了几篇新媒体科普类爽文,发现民主是个好东西,马上以此声讨公司在业务决策时不讲民主。岂不知,“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政治中的民主,适用于公共事务,其背后是一套复杂的现代政治的合法性、正当性理论,而现代企业的决策和管理,是建立在产权私有基础上的个体自治问题,民主最多可以作为决策的参考。

可见,望文生义、囫囵吞枣的后果,不是堆砌概念,就是生搬硬套。为此,乔晓春老师专门写过一本《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通俗又不失严谨地普及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主要思维。遗憾的是, 新媒体时代,语言的腐化、思维的懒惰,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知识”泛滥成灾,道德音讯全无
康德说:“人是目的。”任何知识,都应以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为宗旨。但是,今天有很多反人性的“知识”,依然以“理论正确”的面目不断出现。
比如某些经济学专家说,“地铁拥挤是因为票价低,涨十倍就不挤了”“百姓拿出三分之一存款买房,房市低迷问题就解决了”“对50万以上存款征收利息税,流动性就会增强”,等等。

站在“为解决现实问题开药方”的制高点上,披着知识的外衣,实质上却成了为权贵背书,把民众往火坑里推。这就是有“人”的经济学和没“人”的经济学之差别,也才有网友说:“建议专家不要再建议了!”

诚然,知识是讲数据、讲逻辑的,而良知是抽象的、道德层面的, 不能一味地用道德束缚知识,然而,道德作为万事万物的底线,却是不言自明的 ,而现实中的问题则是,很多所谓的专家讲的话,既没有专业性,更看不到良知和道德的影子。

比较起来,经济类这些言论还算“温和”,其他领域有些话让人不寒而栗:“牺牲1.4亿人,无非是十分之一,纵观大局完全值得”;“舍弃东部200座城市,与漂亮国一决高下,大家都回到石器时代,他们敢玩吗?”

安•兰德说,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选择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其实是一个谎言。然而,上述骇人听闻的言论,在自媒体的评论区点赞最多的,竟然是“这才是大国气派”“听了热血沸腾”......

同样的认知,西方很多顶级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打开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一书,类似下述这种荒唐的故事,比比皆是:1930年代,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饿死。英国记者琼斯深入现场揭露真相,遭到当时西方很多知识分子的口诛笔伐,最终饱受迫害而死。
这些知识分子为什么如此反智?因为他们认为苏维埃“伟大的社会实验”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知识就是知识”,这就“够了”,因此不肯从其他角度去鉴别或试图证伪,忘了苏格拉底那句话: 知识即美德。 当一个人只知道运用“工具理性”,不知道运用“价值理性”,甚至“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时,离罔顾事实乃至为虎作伥也就不远了。

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缺乏系统思维
鲁迅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我们把这叫“见仁见智”。实际上, 所谓的见仁见智,是两千多年来的一种错误认知,实质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另一种表现:眼界狭隘,因此流于单一。

知识更新速度较慢的传统社会,一招鲜可以吃遍天,然而自从启蒙运动尤其是波澜壮阔的20世纪开始,现代世界呈现出复杂、易变、模糊、波动性,任何单一学科思维只能处理局部的、静态的问题,而无法解释、预测复杂世界。

毋庸置疑,专家在某领域内更专业。然而,专业代表深度,不代表广度和高度。很多专家在解释跨学科问题时,往往习惯性用单一视角去解读复杂问题,很难跳出思维定势去探索更多可能性,因而跌入“专家陷阱”,然而, 现实中越来越多的问题,其实都是复杂问题。
遗憾的是,现实中,很多人因为曾在某些领域取得过成功,不是躺在功劳簿上刻舟求剑,就是把自己当成全能型选手,什么都敢讲,闹出不少笑话,甚至造成惨不忍睹的“车祸现场”。

比如,如何造芯片?如何在人工智能领域不被甩在后面?这既是一个非常前沿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超级复杂的系统问题——一个国家基础学科的发展水平、教育与科研水平、人才密度、资本市场的规模与发达程度、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等等。

但偏偏有专家给政府出主意,说只要举国之力、加大投入,以中国人之聪明,一定可以弯道超车、后来居上。

再比如,如何解释近代以来的大国兴衰——从早期的西班牙、葡萄牙,到后来的荷兰、英国,再到20世纪的美国、苏联?稍微了解点复杂学科,都知道这和地理、文化、思想、信仰等多个变量有关,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某个变量占比更大一点,但不少学者却粗糙地归因为单一变量决定论,并据此对中国问题开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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