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时间的敏感,可视为企业家的特质之一。创业的激情或焦虑,多来自“时间终将抛弃我们”的潜意识。
文 / 汪洋 本刊主笔
香港演员黄子华在一次 “栋笃笑”表演中说：“面对那些无所事事的员工，做老板的还是必须恭敬地将他们的薪水奉上，因为你支付的钱和他人生命的价值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观众听了，自然哄堂大笑，高呼“退票”。
话中的荒谬感戳中了人们的一个“痒点”——由时间计量的生命是可以折现的吗?也就抖响了一个包袱。另外，它暗示，不同的人对时间的价值判断常常大相径庭，至少劳资双方的角度就大不相同。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段，对时间的价值也有不同的考量。
17岁就开始做生意的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在垂老之际，感叹自己错失青春，过早地进入成人世界；很多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也表示过，最想用巨额财富购买的东西是年轻的岁月。这显然不是某种矫情。
对于时间的敏感，可视为企业家的特质之一。
人是受意义驱动的动物，不会甘心去做自己觉得无意义的事，而意义本身即来源 于人们对稀缺度的感知。就个体而言，时间是有尽头的，死亡也必然会发生，只不过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更容易用各种方式回避这个事实，彷佛明天之后，永远还在明天。但人内置的生物钟知道时不我待，人类的焦虑很多就来自“时间终将抛弃我们”的潜意识。
企业家常常被视为机会主义者，而机会本身，就基于时间的单向性和稀缺性。
当他们被问起“为什么要创业”这种问题时，往往都会觉得谈钱太俗，回答常常是“要让人生有意义”，
而人生的意义，无非就是时间稀缺导致的对“生”的饥渴感，
它是一种主观感觉。
（注：截图来自电影《时间规划局》，数字代表个人可以存活的时间，数字归零，本人则要死亡）
马云问道于王林、李一等人，以求超脱于物质世界的限制，似是对无限人生的向往。他的投资人孙正义则是另一番光景。《孙正义：通往未来之路》一书中充斥着强烈的焦灼感，不时跳出“我觉得自己虚度了几十年时光”，“要是那时更努力就好了” 等等这样的语句。
如果人真的相信自己明天就会死去，今天往往会下意识忙碌，他们会去想，自己还有哪些想做的事情没有做。面对父亲呕出的满满一脸盆血的时候，15岁的孙正义立志成为企业家。26岁时，经营刚上轨道，他又因为慢性肝炎而被宣判只剩五年可活，孙正义心想，如果幸存，要如何如何；乔布斯的死，刺激他要做更大的事业......他不是欣慰已实现的，而是深感时间无多。用他的传记作者大西孝弘的话说，“孙正义的人生五十年计划是以死亡为起点倒推的”。
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在接受许知远采访时，关于“焦虑”这个话题也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我创业的时候40岁，40岁生日那天，特别有标志意义，假设人生能活80岁，正好是中点。突然知道，此后的日子是比此前少的。我还记得一个场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父亲在我兜里装了一把枣，我就坐在门槛上吃。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那一把很多，吃得也不干净，就往地上扔。看到还剩一小半了，不行了，甚至还从地上捡没吃完的枣去吃...... 40 岁之后......知道过一天少一天，所以就会导致对时间的感知力完全不同，我现在不能容忍自己浪费时间......分分钟想到自己快死了，你对时间的安排是完全不一样的。”
截图来自电影《时间规划局》
很多创业者都似孙正义、罗振宇般一路狂奔，总要找些事情做，不然就会感觉到死神如影随行。
如今人们热衷于谈论的所谓机会也罢，风口也罢，都体现了时间与人的紧张关系。
在创业者眼里，时间的价格常常是可以计算的，能够以估值、股价来衡量，越高越好。
如罗振宇说：“商业最精彩的地方就在于永远没有终极。在这个时代，在中国创业，一定存在一个计划，即半年之内，在中国成为100亿估值的公司。这个机会肯定存在，只是因为我傻我不知道。”
所以，罗振宇会这样认为，“所有的段子手都是当代诗人......在理想的社会中，谁创造的商业价值越大，作出的贡献就越大；诗歌应当获取商业利益，因为钱是我们扶着向前走的拐杖；诗人如果无法从商业那里获得利益，那是诗人的无能......”
当“创业”成为心理定式对于企业家而言，人在悬崖上行走，感知死亡的威胁，手脚并用，难免姿势不雅。用赵本山的话说，“走得快了会扯到蛋”，实属情有可原。推而论之，如果“创业”成为某个族群或组织的心理定式时，这个族群也会呈现出这样的特质。比如，古代知识分子都不喜欢秦国，粗鄙、功利、文化落后，“吃相”难看，最后却是它统一了中国，然后玩暴政，二世而亡。
功利主义者商鞅在东方诸侯那里得不到赏识，却受到秦孝公的重用，实施变法，推行KPI考核，使秦国一举成为一等强国。为什么秦国最终能够兼并诸侯，统一中国? 不在于什么深谋远虑，而只是“被灭族”成了每一代秦人真实感知的恐惧，因此成为一种族群性格，这让他们能够保持高昂的斗志， 犹如脑子里老是琢磨着公司“离倒闭只剩下多少天”的创业者。“创业”的激情，来自与死神的竞赛。
然而，另一方面，秦王朝之所以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倾塌，一个被古人忽视的因素就是，秦国君臣都没有从“创业”的心理积习中走出来。当天下已经统一，仍要没事也得找点事做，上马各种工程，让人民处于痛苦之中。而天下大乱后，秦王朝那时如果不主动出击，而是关闭函谷关、武关自守，等起义群雄们互相攻击，秦人仍可以得渔翁之利。在我看来，就是某种“创业”激情的惯性，是在数百年来与戎共舞的生死博弈中养成的。这种“创业激情”，在不恰当的时候，说不定还会加快扎入死神怀里的速度。
截图来自电影《时间规划局》
那一年，王石开了一天的车去哀牢山拜访种橙子的褚时健，看到曾经的亚洲烟王裤腿上沾着泥点，正与山民为了80元的劳务费讨价还价。当时的王石称，为75岁的褚时健的生命力所折服，但不相信他能把种橙子这件事做成。近十年后，“褚橙”大获成功， 王石又成了带领中小企业主“寻褚”活动的始作俑者。
褚时健70多岁才开始创业，又从事种橙这样的既要尽人事，又要听天命的高风险“小事业”，功成还得等上若干年，而每一年的 “结果”只能视为相对于上一年的某项改进，却让褚时健乐此不疲。王石与褚时健对同一件事的认知差异，既是对时间的感受不同，也是对事业的看法不同。
纽约城市大学物理学教授加来道雄在BBC拍摄的《时间之旅》的纪录片中说，“时间的存在很可能只是心理的一种主观感受，而人在行驶的列车中和人在外部看这辆列车行驶，在物理上时间也并不相同。”看过许多生死的褚时健说过：“我们是经历过活了今天就没有明天的人，过去如何、将来如何 都不重要，现在、目前，就是一辈子......不要去想太多死亡的事情，它来或不来，谁也控制不了。”褚时健不需要用各种活动、各种形象去填补生命的虚无，某种程度上，他超越了“创业”的生死焦虑，这也是王石难以理解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