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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及其批判”专题回顾

社會學會社  · 公众号  ·  · 2025-03-07 18:00

正文



专题导言


现代社会规范性基础的探寻与重构,始终是现代政治社会理论力图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一努力尤其通过社会契约论传统及其批判表现出来。本专题通过经典文本的脉络梳理,试图揭示社会契约论如何为现代(政治)社会提供理性化论证,其理论预设又怎样暴露出解释限度;更重要的是,在这场重要的思想交锋中,社会学特有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自觉如何萌发生长以至成熟。


从霍布斯到康德的社会契约论传统,本质上是以原子化个体及其理性行动为出发点的人造社会想象。霍布斯在《利维坦》中通过自然状态的恐惧叙事,将国家建构为理性个体让渡权利的人造物,确立了 权力 起源、秩序构成的世俗解释;洛克在《政府论》中将契约论与财产权结合,使政治社会成为保护自然权利的装置,奠定了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原则;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通过公意概念将个体意志升华为集体道德人格,为民主政治提供道德理想型;康德则在先验哲学层面将原始契约改造为判断政治合法性的永恒标尺,完成了契约论的形而上学化。这些理论共享着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内核,将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为理性个体的主观约定,却为理解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原则、权利本位乃至其机械的抽象性特征提供了关键锁钥。另一方面,霍布斯确立的契约论原型在洛克、卢梭、康德处不断遭遇理论修正,这种自我调适恰恰暴露了其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


当大卫·休谟在《论原始契约》中质疑契约的历史真实性时,思想史迎来了重要转折。经验主义批判撕开了契约论的理论预设与社会现实间的裂隙;这一经验主义批判得到了他的密友亚当·斯密的响应;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以伦理实体消解个人性、任意性的契约关系,将自在自为的国家视为精神发展的历史产物;涂尔干的批判最具社会学革命性,他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指出,任何具体契约都预设着非契约的道德基础,社会团结先于个体意志存在,这种倒置彻底瓦解了契约论的个人主义根基。陈涛的后续研究进一步阐明,涂尔干的相关研究解构了社会契约论人造社会的理论想象,揭示了社会的正常状态有其“自然必然性”,并由此回应了经典社会契约论关心的人的自由问题。最后,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契约论批判在他的著作中相对分散,本专题选取了李慧娟的一篇论文来帮我们理解马克思的相关工作如何以“现实的个人”取代了“抽象的个人”作为其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研究的起点。这些批判共同推动着方法论转型:从理性建构转向社会生成,从个体约定转向结构分析,这正是现代社会学得以诞生的思想契机。


当我们将这些文本置于对话关系中,便能看到现代性自我理解逐步深化的轨迹:从政治哲学的权利论证到社会理论的结构分析,从理性设计的乌托邦想象到社会事实的经验研究,这场思想运动不仅重构了我们对现代社会构成原理的认知,更塑造了社会学直面复杂社会现实时特有的理论品格——在个体与结构、理性与历史、契约与伦理的辩证关系中,探寻现代社会的真实逻辑。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与本专题相关的经典文献当然远不仅此,由于形式及主题的限制,本专题未能容纳格劳秀斯、斯宾诺莎等人阐述其社会契约论的文本,也没能包括边沁、尼采等人对其所作的相关批判。敬请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们留意并见谅。


鸣谢


专题策划人:方劳轲




文献列表



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就等于是说,指定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来代表他们的人格,每一个人都承认授权于如此承当本身人格的人在有关公共和平或安全方面所采取的任何行为、或命令他人作出的行为,在这种行为中,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从于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断服从于他的判断。这就不仅是同意或协调,而是全体真正统一于唯一人格之中;这一人格是大家人人相互订立信约而形成的,其方式就好象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与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与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



凡是脱离自然状态而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的人们,必须被认为他们把联合成共同体这一目的所必需的一切权力都交给这个共同体的大多数,除非他们明白地议定交给大于大多数的任何人数。只要一致同意联合成为一个政治社会,这一点就能办到,而这种同意,是完全可以作为加入或建立一个国家的个人之间现存的或应该存在的合约的。因此,开始组织并实际组成任何政治社会的,不过是一些能够服从大多数而进行结合并组成这种社会的自由人的同意。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会或才能创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



社会契约使人类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事物的那种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事物的所有权。



人民根据一项法规,把自己组成一个国家,这项法规叫做原始契约。这么称呼它之所以合适,仅仅是因为它能提出一种观念,通过此观念可以使组织这个国家的程序合法化,可以易为人们所理解。根据这种解释,人民中所有人和每个人都放弃他们的外在自由,为的是立刻又获得作为一个共和国成员的自由。



即便是契约说党徒中最著名的人物反思它时,也不能毫不犹豫地说,绝对君主制与文明社会不相调和,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文明的政府,未经人民的同意或者代表的同意,国家的最高权力不能从任何人那里征收税金或税款。



在一个君主国家里权能原则占主要地位,而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则实利原则占主要地位。英国的政体是君主和民主的混合政体。在英国,在前些时候以民权党和王权党名义组织的政党,也受到这些原则的影响:前者服从政府,因为他们意识到政府的效用以及他们从政府得到的好处,而后者则主张政府是神权组织,认为反抗政府是犯罪的,正如一个小孩反抗他的父亲或母亲是犯罪的一样。



自在自为的国家就是伦理性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化;而自由之成为现实乃是理性的绝对目的。国家是在地上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世界上有意识地使自身成为实在,至于在自然界中,精神只是作为它的别物,作为蛰伏精神而获得实现。只有当它现存于意识中而知道自身是实存的对象时,它才是国家。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契约观念的发展有多么缓慢。血缘盟约和要物契约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契约。庄严的立约或缔约都很接近契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各种意志通过伴有神圣程式的言辞被宣布出来,许诺就是神圣的。甚至在这种情况下,许诺的道德价值也不是通过意志所取得的合意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人们所采用的程式来实现的。缺少了庄严仪式,就不会有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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