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摄影师叶静的因缘，和现在上海的Stella、旅居法国的喜红一起，在线上聊了一场关于“
去远方
”的天。Stella讲“一个人的旅行”，喜红分享南法的日常生活，而我，借由
郭净
老师十年前出版的《雪山之书》，即将面世的《登山物语》，讲了几个人与一座山的联系。
然后，评议人戴锦华老师分享了她的“远方”。那一席饱含情感和反思的话，久久在心里震荡，彻夜难眠，当晚半夜爬起来整理出这一段，分享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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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静分享了一段她困居上海40多天所观察到的落日的变化：3月9日，通知被密接，太阳落在豫园股份楼上；
3月24日，酒店隔离结束，太阳北移了很多；4月9日，太阳移过交通银行；4月18日，太阳落在久事大厦。
分享会当晚，夜里八点，她身后的黄浦江两岸灯火通明，但十点以后，景观灯就关了。再到十二点、一点、两点，世界一片漆黑。有天晚上，睡不着觉，她起来独坐窗前，也不开灯，看着窗外的江面，忽然特别恍惚，觉得自己在大海上，在一艘船的甲板上，她在心里问：这艘船到底要去向哪里？
听了三位嘉宾的演讲，我最强烈的感觉是：世界是如此丰富，人与人是如此不同，而我们能发现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生存态度、在其中确认属于自己的生命价值，事实上，是一份巨大的幸运。近年来，我们都看到——有时候我们也在其中：旅行（准确地说是“旅游”）变成了一种时尚，一种告知自己同时也呈现给别人的身份形态，似乎成了每个人生命的必须。
其实，我以为，旅行并不必然属于所有人，而属于那部分始终保持着好奇，渴望着远方的人们。而今天的世界，我想，最大的问题可能正是：我们不再拥用多种不同的、差异的，相互包容、相互接受的价值系统，因此，好像我们也很难能够自由去选择我们生命的内容与生活的方式。不必说这三年来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喜红所分享的，常常无法选择我们的生命空间和生活方式与内容。
我们被迫放弃或被剥夺了自由的行走，我们丧失了相聚、分享、共处的可能。当我们渴望相聚，也只能面对着这些屏幕。屏幕让我们彼此看见，事实上又把我们分隔开来。
从各位朋友的发言当中我体认到，就像Stella那样一个人去旅行，像黄菊选择离开北京与梅里雪山结缘，而她给我们讲了很多梅里雪山与人的故事。听她讲的时候，我十分好奇——也许我们俩早有缘分，曾共同坐在演出《在变老之前远去》的小剧场。这个剧的一些主创是和我非常亲密的学生。因为这个剧，我们一起读马骅，讨论马骅，讨论
今天的时代和一代人、也许不只一代人的生命困境和突围。
再回到我们的题目上来，听每一个人的演讲，分享每个人的切入角度，在倾听Stella的时候，我自问，我好像没有过真正的一个人的旅行。我努力去回忆，大约只有两次。一次是我在法国出席国际妇女电影节之后，我自己计划了前往西非为我父亲扫墓。因为种种的不幸和偶然，也许该叫命运吧，在当地一次政变发生的前夜，我只来得及接回母亲，被迫留下了父亲的遗体。他就葬在西非的红土地上，真正赤地千里的国度。在死别的第四年，我才第一次有机会得以经法国前往非洲。两段旅程的衔接之间，大约四五天吧，我独自滞留巴黎，那是一段奇妙的时间。我不懂法语、对巴黎几乎一无所知，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没有翻译软件，没有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所有便利，而我则是个万劫不复的超级路痴。但我仍成功地制订了自己漫游巴黎的方式，那是此后计划周全的旅行所没有的快乐：“发现”一橦为11世纪、15世纪、17世纪和19世纪的不断翻建而叠加起来的小教堂；推开一个寂寂的教堂大门，传出奇妙的室内乐的演奏，于是我成了唯一的听众；在一个小小的美术馆里遭遇一幅名作；在广场上遇到前来搭讪的西亚（也许是北非）的打工者；在午夜巴黎最后一班地铁上几乎遇险……而后，我一个人抵达为浓密的夜色和晚祷声充满的巴马科机场。犹记得在50度的高温下，父亲坟前，神秘地掠过面颊的一缕清风，那应该是我的第一次一个人的旅行。
“唯二”的一次是我在英国杜伦大学访问的时候。那大约真的是我一生当中少有的冲动之举。某一个清晨，我在住宿的古堡建筑中醒来，看到小窗外太阳正从大教堂的尖顶旁升起（那座中央教堂曾是系列电影《哈利·波特》的主景之一），我突然产生了强烈的上路的冲动，未经任何计划和准备，我背一只包，只有盥洗用具和内衣，坐上了火车，去了苏格兰，自己一个人在苏格兰旅行了四天。那四天里属于旅行的细节已经淡忘，仍清晰记得的，是苏格兰人，声音洪亮，热情爽朗，迥异于冷漠傲慢、步履匆匆的英格兰人。对我这个没有方向感的路痴，几乎我的每次问路都会得到回应和帮助。很多次有人自愿给我带路，有时带我走很远，直到确定我走在正确的方向上。还记得一个带路的老人家，我走出很远后，在我背后大声喊：“走！一直走！你会看到的！”
那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两次“一个人的旅行”。
我的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国际旅行，我也是所谓“满天飞”的人。多数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出发，但在目的地机场会被新朋故友接待和引领。我曾经给自己的规划是每年三到五次国际的学术活动，每两年中有一学期不排课，用那段时间出门远行。直到2020年到来。那时我几乎不能想象，我的生命轨迹将限定在国境之内。但也是2020年之后，通过叶静的课程结交了今天这些朋友，我想今天“现场”的很多朋友是因为疫情才得以相遇、相识、结缘的。今天，我们云上重逢。经由叶静的导游，我和这些朋友一起有过一些国内的旅行，有过一些美妙时刻，刚才听讲的时候，我也回忆起这些时刻。
很晚，我30岁，才第一次开启了我的国际旅行经验。
第一次，独自前往印度出席国际会议，甚至不知道如何应对时差。
而后，我的生命为旅行所充满。
但是直到1999年，一个生命的契机方使我意识到，我从来都没有真正的上路，我从来没有经历真正的旅行——此前我去的是欧美的大中型以上的城市或大学城，目的地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大学校园，经常是名校。
1999年之前，我的旅程不外乎是从一所大学到另一所大学，从一个校园到另一个校园，会议、演讲、授课。
我不断遇见自己的同类，遭遇学者小世界的生活和故事。
1999年，我遇见了一些深入国际社会运动的学者，和他们一起，我加入了我们称之为“第三世界考察”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