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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风格的改良者
安尼巴莱·卡拉奇
图｜
António Palolo
我对曹德旺的好印象，来自很多年前的一个新闻。
那篇新闻提到了曹德旺年轻时的一次婚外情。
曹德旺对妻子非常尊重，妻子虽然不识字，却从他白手起家时一直陪伴他、支持他。刚结婚的时候，他卖掉妻子的嫁妆，凑了几百块钱做本钱，在福清种白木耳，然后把白木耳带到价格较高的江西去卖。
这样跑了一趟，曹德旺不亏不赚。从江西回福建的路上，他明白靠自己种是赚不到钱的，应该在福建收购白木耳，卖到江西去，赚中间的差价。
到1970年冬天，他就赚到了3000块，那时2000块就能盖一幢房子了。他想再赚一笔过年，之后就不再卖了，他进了3000元的货。
这一次，他带的白木耳太多了，出火车站时几乎拎不动包，被值班的民兵没收了，还差点被安上“投机倒把”的罪名。
因为有不少白木耳是跟村民赊账进货的，曹德旺欠下了不少钱，家里来要债的人络绎不绝，房子都差点拿来抵债。妻子也没有抱怨过一句。
七十年代末，曹德旺遇到另一个女人，让他“想把家都扔掉”。
到底要不要离婚？曹德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做调研。
他在自己身边，选了工人、老师、干部、医生、老板等不同职业和身份的100对有代表性的夫妻，去了解他们的生活，问他们幸不幸福。曹德旺发现，这100对夫妻中，没有1对夫妻对自己的家庭是满意的。
当时是1980年。我对我能搜集到的婚姻样本进行统计分析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个家庭是绝对幸福的家庭。
既然如此，自己就没有必要考虑换家庭了。
他解决人生困境的方法，实在令我印象深刻。那时我还没有看《穷查理宝典》，不知道巴菲特，甚至也不知道曹德旺到底是做什么的，但曹德旺的思维方式，毫无疑问，就是我最早接触到的“富人思维”。
曹德旺9岁才上学，因为天性自由淘气，不适应学校生活，上到初一时就辍学，帮父亲卖烟丝、卖水果，做各种街头生意辛苦谋生。
在经商还是高风险行业（还有“投机倒把”罪），大众对商人也充满敌意和误解的计划经济时代，曹德旺靠卖树苗，在1975年（“文革”甚至还没有结束）就为自己累积了6万元财富。他是经历过恶劣的经商环境，和改革开放大时代共同成长起来的企业家。
他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却没有停止过学习。2014年他的自传《心若菩提》出版，在新书发布会上，他对北大学生说：
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非常尊重知识，我每日坚持早起，无论怎么忙，都要抽出来至少两个小时读书看报。自上世纪80年代创业之初，就自学了会计学、全面质量管理以及Mba等课程，并把这些知识用到管理实践中。
他非常喜欢读书，15岁辍学后边放牛边捡柴禾边看书，看不懂的字就查《新华字典》和《辞海》。“那时字典一本8角钱，是割了一年多的马草攒下的；《辞海》3元钱，是割了三年多的马草才攒够了钱买下的”。
他在自传里说，“文革”结束后，什么书都有了，他看《唐诗宋词》，看四大名著，看《鲁迅文集》《巴金文集》，也看《基度山伯爵》《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
《第三帝国的兴亡》
等外国名著。
这些书打开了他的视野，而让他“掌握了经营企业的钥匙”的，则是会计学。
他学会计学的机缘也非常有趣。因为业务关系，他经常要去福州水表厂走动，因此认识了水表厂会计科的陈科长，陈科长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学会计专业的。他们每次见面聊天，就会问问对方最近在看什么书。
曹德旺说：“没什么，就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生存还是毁灭。”
“哦，有时间，您读点会计的书，”陈科长说，“会计学是很重要的一门知识。”
曹德旺用将近两年的时间，跟陈科长学完了会计学的所有相关知识。
会计学，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原始凭证，原始凭证的重要性，如何归类，如何分析财报，进而如何透过各种数字，分析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了解市场的动态和未来的走向。
今天之所以写曹德旺，是因为我在《新京报》
（2018年11月8日 A特08/09 记者侯润芳 企业家曹德旺：政府驰援民企非长久之计）
上看到他的一篇专访，觉得很好。
他提到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对自己感到最自豪的一点就是，“每次小小的事情都会引起我的重视，不能做的事情我必须坚持不去做”。
他坚持留在制造业，“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主业，把做玻璃这件事坚持做下去”，不会往互联网、房地产的方向发展。
因为我知道，我的精力有限、我的资金有限、我的经验有限，要把我所有的精力、资金、经验全部动员到发展主业这一位置上，而不是被其他的东西分散。
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又有钱，就知道“坚持不做其他事”有多难。普通人的思维是，有了钱什么都能做，有了钱什么都可以试试。钱意味着更丰富的可能性啊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