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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国云长篇小说《第39天》首发式将于7月26日上午9点30分，在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国秀城一楼三环书苑·阅己空间举行。
2020年6月30日，电影《第39天》已经在海口开机，目前正在紧张拍摄中。
开机仪式花絮（点击图片看大图），左上：作者梅国云发言；右上：领导嘉宾开机；左下：男一号牛大志的扮演者任悦鸣与女一号素人演员欧一；右下：电影主创团队合影。
7月26日的首发式上，电影《第39天》的团队也会来到现场，与读者分享拍摄过程中遇到酸甜苦辣。敬请关注！
6月21日，梅国云《第39天》研讨会在海口举行，今日遴选研讨会摘要，以飨读者。
会议主持人李音（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
）
，嘉宾按发言先后顺序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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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第39天》，一言以蔽之曰：一个理想主义者在当代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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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天》初版是梅国云先生十一年前写就的，那时候的军队出了什么样的状况，大家如今都一清二楚了，可要在当时发出这样的声音，不独需要很高的认识能力，还需要很大的勇气。而尤为可贵的是，十一年后再版，梅国云先生的描写和思考也并不过时。
从这个角度讲，梅国云是一个非典型的军旅作家。梅国云独著的《拐卖》和《第39天》无疑更能代表他长篇小说的成就，《拐卖》是社会问题小说、文化小说，和军旅文学毫不相干，《第39天》中的牛大志从一开始就是个转业军人，在占据了小说最大篇幅的第二段落“牛大志回到故乡”（ “牛家村土地流转” ）的一幕中，展开了中国乡村全息画面。和那些热衷于写军事演习、部队生活的典型军旅作家相比，梅国云的路数显得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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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如此？梅国云曾说过：在部队二十多年，前十年，自己兢兢业业，努力进步，有所作为；后十多年，官位升了，反而觉得各方面的制约也日益增多。我想，彼时的他已经像牛大志一样，对部队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了比较深入的思考。
还有一点可能更为重要，那就是梅国云精神深处对文化的倚重。在《若水》中，我们发现若水从儒释道传统文化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能量，《第39天》中的牛大志同样也是如此。牛大志随身带有家乡的一块古砖，“这块古砖是自己离开家乡到军队上学前在家乡田野里的一座无名古墓上取的，据传古墓里埋着一位为抵御外族侵略而牺牲的将军”，这成为了牛大志精神成长的最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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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际上，梅国云之所以在军旅作家中“非典型”，就是因为他不像大部分军旅作家那么“务实”，梅国云是个理想主义者，对部队当时的很多状况，他是不满的。《第39天》就是一次集中的“宣泄”，他通过牛大志这样一个落难英雄的形象，对理想主义者在部队与社会的遭际，做了一次集中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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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入凡间的牛大志必然带有悲剧英雄色彩，“大义灭亲”让牛大志乃至牛家村又重新得到赵董事长的青睐（其实还是商人逐利）），牛大志再度成为政府、媒体追捧的对象，牛大志自己却难以释怀，不仅作为宗族社会的一员不见容于牛姓宗族，同时也充满了自责心理。这一心理的最后缓释，也许只有到小说的最后一个段落，牛大志几乎以一己之力粉碎了恐怖主义分子袭击而英勇献身的那一刻。彼时的他，“像进入了梦境，一秒钟时间里做了一个长长的梦，脑子里就出现了岳飞、文天祥、黄继光，还有大将军等英雄形象……”牛大志从而也完成了从“英雄落难”到“英雄回归”的最终逆转。
最后一个段落显然具有高度英雄主义色彩，但从我个人角度，更喜欢的还是小说的前两个段落，因为它具有更坚实的社会现实基础，更让人感同身受。但第三段落“牛大志壮烈牺牲”自有它的意义。我们发现牛大志的几个高光时刻，无论是“处突”时解救女人质，还是“土地流转”事件中“大义灭亲”枪杀亲叔叔，还是最后与恐怖主义份子同归于尽，都处在“一对一”的状态。这样的时刻，牛大志超强的能力及英雄的气概分外彰显；而处在“一对多”之时，桀骜不驯的他就会显得格格不入，要么像被人摆布的提线木偶一般困窘难堪。这其实就是理想主义者的典型处境。
梅国云能在十一年前就写出牛大志这样一个极具个性的英雄人物，书写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命运，思考“牛大志与当代中国”这样一个沉甸甸的命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其一，无论对农村社会还是部队生活，作者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犀利的描写，那种现实主义的清醒弥足珍贵，描写的广度也十分开阔。其二，在一个理想缺失的年代，作者呼唤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回归，并揭示出英雄的真正内动力不来源于现实秩序，而是来自于家乡传说中的“大将军”这么一部大书，实际上是肯定了传统文化的“根与魂”在塑造当代英雄中的核心作用。能那么早就强调“文化自信”这一主题，颇有先见之明。毫无疑问，牛大志不同于狗苟蝇营、凡俗之辈之处，正在于他受传统文化教育后所培养出的高迈的理想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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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修订版《第39天》有近34万字的篇幅，这么长的叙事长度之中，梅国云的故事是不断敞开的，整个故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人公牛大志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担当、有规划的军人，却遭遇了“被转业”的命运；第二部分，主人公牛大志回乡，故乡利用牛大志的英雄身份，进行招商引资，以改变其村子的面貌，可结局却是鸡飞蛋打兵荒马乱，牛大志不得已，竟然杀死了自己的亲叔叔；第三部分，远走他乡的牛大志，无意中遭遇到了针对一个国际性论坛的恐怖袭击，他为此深入虎穴进行反恐，最终献出了生命。在这三个部分里，当然还有不少的支线，不断丰富着主人公的情感和内心，赋予其复杂多面的形象，这其中，身份的焦虑感，则一直洋溢其间。英国作家艾伦·德波顿有一部随笔集就叫《身份的焦虑》，在这本书里，艾伦·德波顿所分析的，是在西方当代物质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仍然面临的身份焦虑问题，他在书中写道：“身份焦虑指的是人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简而言之，所谓身份焦虑，是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在《第39天》里，牛大志就一直被这种自我价值松动后的焦虑所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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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身份的焦虑感，布满《第39天》的所有角落，书名也以一个“生命倒计时”般的存在，提醒着读者，越接近结尾，我们越接近主人公的死亡。“军旅文学”把目光放在作品人物的身份上，自然因为其身份和现实的摩擦，是具有足够的力量的，这力量是能让没有军旅生涯的读者感同身受的关键所在。我们甚至可以给这部小说改一个题目——《一个身份迷失者之死》。关于身份的迷失与寻找，当然不是文学里的新话题，米兰·昆德拉有一部小说，就以《身份》为题；韩少功在长篇小说《暗示》里，也有专门论述身份的章节。在前文所提到的《身份的焦虑》中文版序言中，艾伦·德波顿说：“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很显然，梅国云也意识到了中国人的身份焦虑问题，于是他在《第39天》中把这一文学中的经典主题移到军旅文学中，使得军旅文学的表达，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
当我希望寻找一个跟牛大志相呼应的文学人物的时候，我想到了金庸《天龙八部》里的萧峰：萧峰不断迷失于自己的辽、汉身份，在登场不久便被驱逐出丐帮，还亲手杀死了最爱的人阿朱，最后为平息两国交战而死。在某种意义上，牛大志就是一个当代的萧峰，当他在军人和群众的身份中迷失的时候，注定了他拥有化解不开的痛苦；当他亲手了结了自己的叔叔，就注定了他将在一场“战争”中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心灵的救赎。很显然，梅国云在书写这一切的时候，也是饱受煎熬的，这煎熬来自他对军队现实的反省，也来自他对牛大志悲剧命运的无力扭转。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发问一句：“牛大志真的是英雄吗？”他到底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个无法摆平内心危机的懦夫？——这样的追问，当然是没有答案的，可也正是这种不断引发读者追问、思索的书写，使得《第39天》成为了最具典型性的军旅小说——它书写了一个转业军人跌宕的生命历程；它同时也不再被局限于“军旅文学”的小范畴内，而是以一个个体的身份危机、命运悲剧，让读者感同身受悲戚不已——这是文学最永恒的魅力和力量。
本文已发表于
2020年8月17日
《
文学报
》，全文请点击下方链接：
亨利·詹姆斯说，小说必须严肃地对待自己，才能让公众严肃地对待它。小说是文学的一个既自由又严肃的文体，可以和任何其他文体平起平坐。一部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它试图反映生活。这种生活，当然既可以是现实主义，也可是超现实主义。在梅老师《第39天》，我的确感受到了他试图反映或揭露现实生活中某些方面的雄心和努力。
《第39天》以转业军人牛大志 “被转业”到牺牲，一共39天短暂人生历程作为主线展开，以日记体的形式，讲述了牛大志这个多次冒着生命危险解救人质、打黑除恶，多次荣立战功，并且带出标兵中队，却突然被宣布转业。被迫转业后，英雄光环消失，直到亲手击毙了亲叔叔之后，再度被强加上英雄光环，最后因制止恐怖分子而壮烈牺牲的故事。小说长达三四十万字，内容复杂，线条多，但采用了日记体的叙述方式，使得小说流畅生动，结构清晰，39天变成牛大志一生的剪影和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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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牛大志突然被宣布转业，他不断地反问自己到底什么地方错了？为什么组织上会安排他转业。他一心想把一切都献给国防、献给部队，实在不清楚自己哪个地方不对。作为多次荣立战功，头顶英雄光环的牛大志，显然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被安排转业，对他打击非常大。他苦闷到了极点。但他始终没找到原因。我们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拉斯科尔尼科夫无法忍受他杀人作恶带来的负罪感，为了找到内心安宁，他自愿投案自首，接受惩罚，这是一个大家都能够明白的道理：犯了错就一定有惩罚。然而牛大志的处境和拉斯科尔尼科夫刚好相反，他没有犯错，但必须接受转业的惩罚。牛大志的处境可谓是卡夫卡式的。就像卡夫卡的小说《审判》一样，受惩罚的人，却不知道受惩罚的理由。惩罚的荒诞性是那么让人难以忍受，所以为了找到安宁，被控告的人要为他所受到的惩罚辩护：有惩罚就一定有过错。这与有过错就一定有惩罚，在逻辑上正好是相反的。据说卡夫卡的巨大影响力触动了爱因斯坦的好奇心。他想知道卡夫卡何以有这么大名声，便向朋友借了一本《审判》，埋头阅读。一段时间之后，爱因斯坦还书给朋友的时候坦率地说，这本书完全无法卒读。他还抱怨说，卡夫卡的大脑实在是过于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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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读不懂的原因在于，爱因斯坦的期待是卡夫卡何以伟大，甚至可能是，卡夫卡何以被看作是描写官僚制度、荒谬感和体制异化的“欧洲的良心”？而这部分内容，卡夫卡恰恰是通过隐喻或者悖论展开的，其叙事方式晦涩而深奥。卡夫卡没有解释K是因为何种原因被控告的，就像《第39天》，牛大志也不知道自己是犯了什么错导致被专业的。直到终于一次领导与他酒后说了真情，牛大志“被转业”，不是工作能力不行，不是学历不够，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他的性格不好，常常自以为是，常常因为他的超强能力，弄得领导脸没地方放。（做人、做事）
所以牛大志跟约瑟夫·K面对法庭或者土地测量员K面对城堡时的处境是一样的。他们身处的世界都只是一个巨大的权力迷宫，他们无法逃出，也无法理解，甚至不知道是谁发布了那些致命的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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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带给人很多的反思，一个多次荣立战功的“国家级”英雄人物，为什么会“被转业”？ 导致牛大志这样结局的真正根源是什么？我们的社会为何容不下类似牛大志这样的英雄？这些都是小说带给人思考的地方。这是一部反思小说，一部社会问题小说。正如梅老师说的：“有人沉默，有人选择了抗争，这其实就是人生，有所持，必有选择，牛大志选择的是做一名合格的，优秀的指挥军官，但，不幸的是他身边的，却是颇具‘学者气’的‘安定派’，于是牛大志在这个巨大的漩涡中瞬息消失了。”
梅国云主席的这部长篇小说《第39天》，关于主人公牛大志,今天我个人就很同意小说塑造了一个非典型人物形象这个说法。牛大志这个小说人物不仅很有现实感，是承载着理想主义光芒的一种现实，同时也出现了一个现实的陷阱，然后他在这个现实陷阱里不断扑腾，屡屡碰壁，总是走不出无奈现实的最后一公里。小说始终萦绕着这一种困惑，充满着一种活生生现实制造的无力感。
在牛大志这个人物的身上，永远有两种理想主义的“人设”在交替出现，一个是社会的“人设”，还有他个人的“人设”。社会的“人设”是包括他的家乡，包括他的部队，包括时代和外面世界赋予他的一种人生设计，这是一种召唤，他是不自觉地走进这个“人设”里面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个人喝望实现理想抱负的强烈愿望，就是个人的“人设”，是一个自我暗示，这个“人设”，是他从家乡村外一个大将军墓开始的，产生了一种我要建功立业、要当英雄、要回报家乡、要回报社会的清晰的信念，他自己的这种人生设计，用当下的话来说，就是实现个人人生价值，获得一种成功感。这种成功感一直如影随形跟着牛大志，在现实中他老是走不出来，于是，困惑和纠结的状态反复在小说里面闪现。
在这部小说中，理想主义和现实的陷阱出现了一种重叠性，在这之中，牛大志这个人物性格一直特别鲜活。一般来说，一个人的愿望被封闭以后，身上这种理想主义的光亮、泡沫或者原始的力量消退以后，他就会还原人本身的性格，因为作为一个个体，人的性格是跟着人一辈子的，所以，人的理想、各种人生设计可能会消退，但是牛大志不是，一直到最后他的这种理想主义“人设”和他的性格已经分不开了。小说看到最后，理想主义已经格式化了牛大志的性格，他鲜明的性格也完全地融到里面去了，所以悲剧的出现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