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需要一批“城市事业家”

作者：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随着国民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加上债务、环境等限制，我国的城市化势必面临转型。下一程城市化究竟怎么走，现在有点思考或也可算未雨绸缪。

先让我们回到常识。城市之所以成其为城市，就是在很有限的空间承载大量、多样、复杂也更丰富多彩的经济文化活动。这样看，城市免不了要用密度来定义。

至于为什么人口、资源要在空间上凑成一个高密度形态，答案是积聚提升分工水平，而分工水平提升生产率，从而大大提高城里人的收入。

去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住地在纽约曼哈顿上城，让我有机会记住这座全球之城的密度数值：每平方公里2.7万居民。论经济密度，曼哈顿每平方公里年产出GDP为16亿美元。

当然，曼哈顿是纽约市的核心区。以整个纽约市算，每平方公里1.65万居住人口，11.28亿美元的GDP。

回来后查对我们这里的城市密度，发现还差很远。北京上海广州的人口与经济总量名冠全球，但论单位土地面积承载的人口与经济，还不好意思拿上台面来比。

中国论城市密度最高的，是深圳：2014年每平方公里居民3809人，产出8.2亿人民币GDP，合1.37亿美元。

（深圳地标——地王大厦）

很有意思。我国经济也是总量傲人，但算到人均就依然比较落后。城市亦然，总量大哥哥，密度小弟弟。这样的“同构”，总有点道理吧？

我们要明白，如果作为城市之核的市区，密度过低，城市集聚的能量不足，就断然难以通过发挥辐射作用引领国民经济增长。君不见所谓的全球城市，从来以影响力、辐射力论英雄，而不以总量、范围大小论短长。

要明白，我国的城市化到了一个转折点。单纯服务于扩张城市规模的大拆大建、甚至强征强拆，无论从哪一个维度看，都断然难以为继。城市化下一程非转不可，向哪里转，值得城市的决策主体，管理主体和建设主体思考。

比较现实的选项，是在已撑开的城市骨架范畴之内，将城市投资和建设的重点转向集聚和合理的密度提升。譬如各地修建了不少大剧院，要问一问有没有演出，有多高频率的演出，以及什么品味的演出？

巴塞罗那不过200万人口，却拥有享誉国际的加泰罗尼亚国立歌剧院，是一百几十年前修的，有1000个座位，迄今为止每年演出300多场。纽约百老汇和伦敦西区音乐剧，更是让这两大全球级城市具有持久魅力之不可或缺的要素。

（加泰罗尼亚国立歌剧院）

对比之下，近年我国建成的大型歌剧院不少，设施的硬件条件可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去打擂台，挑战是节目组织得怎么样。

好苗头当然也有，像天津大剧院音乐厅，慧眼识英雄，把北大国发院的一位毕业生选去领衔打理，两年半时间办成800场演出，俨然已成中国的一座音乐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