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陶陶：蒋介石为何在三年之内迅速失败？

本文将以马基雅维利的视角，展示一个曾经被国民视为英雄的领袖，最终走向败亡的原因。

1945年抗战胜利后，重庆街头欢迎蒋介石的民众

1946年2月蒋介石重返上海 万人空巷的踊跃场面让观察者吃惊

抗战刚刚胜利后的蒋介石，拥有崇高的政治威望，人们普遍把他视为无可置疑的国家领袖和民族救星。

1945年12月，在抗战中凯旋的蒋介石访问北平，为了迎接他的到来，北平的小商贩们把扯着红布做成的三角旗挂满了街头。蒋介石乘车驶入紫禁城前大广场时，沿途竟有十数万青年夹道热烈欢迎，当他演讲完毕，成千上万的崇拜者蜂拥而来，试图瞻仰抗战领袖的风采，局面之局促，以至于安保人员花了半个多小时才让蒋安全上车。

1946年2月，蒋介石飞抵上海，再次收获了史无前例的人气和欢呼。根据上海媒体当时的描述：“事先得此消息，前往机场欢迎，暨沿路守候者，途为之塞。”对于蒋介石在跑马场的演说，当时舆论的评价则是“参加民众数达20余万人，情况热烈，得未曾有。主席于群众欢声沸腾中，发表演词，真挚。”

对于民众发自内心的期盼和崇敬，蒋介石自身亦不无触动。1945年12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了访问北平时的亲身感受，“北风凛冽，今午为甚。到太和殿对北平全市中学生以上学校学生训话，约二十分时，训毕先往场中巡阅，先时学生尚有秩序，与其数人握手以后，其他学生皆离队来前围住，不能前进。余仍登坛答礼，正向西阶步出时，未下阶而学生拥挤上来以后，围匝时紧，一时乃至不能吐气。侍卫心慌，拥余向外而愈不能出，余欲立定亦不可得矣。如此拥进拥出，拥在一圈之内，足有一小时之久。此为从来所未有试尝之滋味，青年之狂热有如此者，能不为之感奋乎！”12月18日，蒋介石离开北平，再次受到了沿途民众的热烈欢迎，他不由感叹，“人民夹道欢送，重叠拥挤，其狂热情态不减于前日之太和殿也。余何人斯，受民众如此爱护，能不自勉以感谢上帝乎？”感慨之情，溢于言词。

然而，民众对蒋介石的热情和期待，并没有持续多久。三年之后，400多万国民党主力部队被中共席卷一空，而曾经被国民敬仰的蒋总裁，已成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并在惶惶不可终日的追杀中，急匆匆地逃到了台湾，并枯老于此。其中的悲愤、绝望和尬尴，正如蒋介石自己在离开大陆前夕所写下的感言“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泪纵横”。

对于蒋介石在内战中的迅速失败，有的人归因于蒋政权的无能；有的人归咎于毛泽东的谋略；更有甚者则认为是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和美国对国民政府命运的漠不关心所致。 

不过，这些观点都或多或少地夸大了蒋介石或毛泽东的个人因素，以及美苏两大国对中国事务的干预意愿。实际上，真正使得蒋介石政权崩溃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在于个人的才干或者国际外因，而在于国民政府自身政治根基的瓦解。 

抗战前的国民政府

与现今既定认知相反，1927年到1935年的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尽管并不完美，但总体来说是强有力且受到主流社会广泛认可的。

1929年，南京政权通过蒋桂战争和蒋冯战争，打垮了北伐战争后称强一时的桂系军阀和冯系军阀；1930年，南京政府在中原大战中击败了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发奎和石友三等国民党反蒋元老和地方势力的联合挑战；1934年1月，蒋介石摧毁了陈铭枢、李济深等国民党左派力量建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10月，南京政府通过大规模武装进攻，击败了苏俄共产国际鼎力扶持，实力不可小觑的“中华苏维埃”苏区政府；1935年，国民政府的政治触角开始深入贵州、云南、四川等西南诸省；1936年9月，蒋介石收服了胡汉民等右派和国民党广东地方势力组建的两广割据政权。

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征伐和政治整合，南京政权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确立了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威，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袁世凯死后中国中央政权极度虚弱引发的混乱局面。

与政治军事胜利相对应的是，蒋介石政权在财政、金融、法律制度上的逐渐完善。

1928年，国民政府开始编制全国性的财政预算体系，建立了统一的税务机构，实现了关税自主，并在此基础上规定了审计职权和审计规范，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政府的财政能力——1928年，中国海关收入约为关平银8,233.2万两，比1927年增加关平银1,359.7万两。 

1927年11月，国民政府建立了初步的中央银行体系；1928年中国银行被改组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1929年7月，国民政府实施“废两改元”的货币改革；1935年11月，南京开始实行统一的纸币制度，建立了法币的国际信誉。通过以上措施，南京政府部分实现了对金融市场的国家管理，加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实力，根据大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编的《中华民国史》，在金融改革完成的1935年11月以后，中国对外贸易即实现了难得的顺差。

1929年5月，南京政府公布了《民法总则》，并自同年10月10日施行；《债法》于1929年11月22日公布， 1930年5月施行；《物权法》1929年11月30日公布，自1930年5月5日施行；《继承法》于1930年12月26日公布，自1931年5月5日施行；《刑法》于1935年7月实施；《行政诉讼法》1933年6月实施。由于国民政府的司法体系标榜“政治独立”，且掌握在王宠惠、罗文干、董康等非国民党员的留洋法学专家或者居正等非蒋系的国民党元老手中，使得南京司法系统自建立后即呈现出一定的司法独立性。1930年2月的天津《大公报》报道了该市党部与高等法院发生的一桩冲突：张信庵等人受控反革命罪，但法院则判决无罪，以至于国民党市党部认为法院“此种举动，似乎不明党义”。对此，曾任职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王子壮在日记中亦表达了对司法体系的无奈：“以吾国司法界深闭固拒，于本党政府之下而处处有反党之事实，不一而足。”

随着南京政权行政体系的逐渐完备，蒋介石本人在上流人士和普通民众中，也获得了普遍的拥护和认可。

1935年8月11日，曾经激烈反对南京政府的独立学者胡适,在《独立评论》刊文《政制改革的大路》,对蒋介石大加褒扬： “蒋介石先生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这并非“他最有实力”，而是“他近几年来所得到的进步”。“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他的见解也许有错误，他的措施也许有很不能满人意的，但大家渐渐承认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的人谋利益的。在这几年之中，全国人心目中渐渐感觉到他一个人总在那里埋头苦干，挺起肩膊来挑担子，不辞劳苦，不避怨谤，”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在这一个没有领袖人才教育的国家里，这样一个能跟着经验长进的人物，当然要逐渐得着国人的承认。” 

1936年8月，战后著名的异议分子储安平在《中央日报》这样写道：“中国今日在存亡绝续之交，亦必有团结一致，拥护中央，服从领袖，埋头苦干之决心，始能渡过难关，恢复民族在历史上光荣之地位。”这一表态，显示了当时的储安平对蒋介石政权的深度认可。

1937年，南昌起义时的反蒋先锋郭沫若，写下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并在报上发表，文中不吝言辞地称赞了蒋介石，郭三次描述蒋介石的眼睛：“眼睛分外的亮”、“眼睛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言辞之间，充斥着对蒋介石领袖地位的认可和肯定。

当是时，胡适、丁文江、蒋廷黻、钱端升、朱自清、闻一多等著名学者皆是蒋介石的坚定政治拥护者；翁文灏、钱昌照等经济专家则对南京的经济举措深表赞同。主流精英对南京政权的认同，显示了蒋介石政权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政治声望。

这种声望在随后的西安事变中显露无疑，并展现出庞大的政治能量。

西安事变发生后，胡适、朱自清和闻一多等社会贤达，严词抨击拘押蒋介石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并希望蒋介石能够安全归来。朱自清在事变次日的日记中写：“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据学生回忆，当时的闻一多在课堂上厉声喝问：“假使对首领（蒋介石）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吗？谁敢起来告诉我，你们做的对么？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了中国么，你们可以站起来说！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决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决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今天我可说话了。”朱、闻等人的政治倾向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堪称主流，并迫使先前预闻事变的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势力在事后倾向南京。

普通民众亦在事变中亦显示了对蒋介石的拥护。蒋介石获释返回洛阳后，洛阳民众聚集在其行辕外，举着火把彻夜游行以示庆祝。对此，1936年12月26日《大公报》刊文称“全国民众听到蒋先生回来的消息，都欢喜得几乎要发疯了，昨天夜间，全国自都市至城关，自成人至儿童都热烈庆祝，欢声彻夜。”濮清泉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对当时的情节曾有详述：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安然回到南京。是夜，南京城鞭炮声彻夜达旦，市民们以此表达道贺之意。这鞭炮声令在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恍然大悟，原来他（蒋介石）还是很有‘群众根本’的。”

同样，此时的共产主义思潮几乎被完全边缘化。大陆学者张学继、张雅蕙所著的《陈立夫大传》中，曾这样概述这一时期的政治形势，“干部党员牺牲的不计其数，自首叛变的情况也到处发生。在城市，情况更为严重。”据杨奎松的《中国共产党史稿》提供的数字显示，从1933到1934年，中共党员的自首叛变率竟高达95%，而党内大佬顾顺章在被捕后立即叛变，党魁瞿秋白在入狱后写下《多余的话》，以强烈的“自我谴责”情绪渲染出对共产主义前景和信念的幻灭。这些，无不表明当时中共党内对于未来充满悲观。

瞿秋白临死前的《多余的话》，体现了作者本人的政治幻灭感

不过，这一切在8年抗战之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那个战前稳固的国民政府到了抗战之后，早已经在财政瓦解、经济崩溃的剧烈冲击下，沦为不折不扣的冢中枯骨。

抗战的国民政府财政崩溃与通货膨胀 

事实上，抗战对蒋介石政府真正致命的打击，并不在于消灭了多少国民党军队，而在于这场长达8年的鏖战，无情地毁灭了国民政府作为一个稳定政权所必须的财政能力和经济基础，进而使其统治体系在内战开始之前，就已崩解。

蒋介石政权在抗战之前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关税、盐税和统税，但是随着沿海城市和富庶地区的陆续失守，两者收入锐减。以关税为例，据大陆学者孙福修的《日本帝国主义攫夺中国沦陷区海关述略》中所言，1941年12月之前，仅日伪方面夺取的沦陷区海关收入就达11.28亿国币，而1938年国民政府的关税收入仅为2.5亿；据大陆学者周岚在其《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赋税政策述略》所言，仅抗战第一年，随着主要产盐区的沦陷，国民政府的盐税损失就超过一半；另外，国民政府的统税征收则集中在棉纱、面粉、卷烟、火柴等工厂企业，沿海地区沦陷后，国民政府退入工厂数量不足全国6%的西南内地，其中的统税征收损失可想而知。如果按1936年的价格计，那么1939年的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实际上还不足战前的六分之一。

对于战时财政的艰难，著名的反蒋经济学家马寅初曾经感叹道，“（抗战）最大的困难在于，沿海各省和产业稍具萌芽的地区，已经被日军占领，主要税源关税、盐税和统税都受到了影响……加征的旧税和加收的新税，终究抵不过三税短收的损失。”

数据出自黎东方《细说抗战》附录三　中国抗战时之财政（注：未剥离通货膨胀）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1940以后国民政府增加了新的税源和税收比例，但效果依然有限。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国民政府财政支出在军费的逼迫下迅猛攀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应对战争的剧烈消耗，滥发纸币，以及由此引发的剧烈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了。

在抗战的头四年，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得到了一定控制。孔祥熙所主导的财政系统尽量通过公债及向四行透支来弥补赤字。到了1941年8月，法币的价格还能勉强维持相对稳定，即每元等于美金三角，每美金一元等于法币三元三角，不过随着军事开支的继续扩大和债务体系的信用崩溃，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最终失去了控制。

如果以1937年7月的国统区物价指数为1.0，到了1940年6月之时，国统区的物价指数则为4.9；1941年6月之时，这个数字达到了11.0；1942年6月是36.0；1942年底是66.2；1943年底是228.0；1944年底是755.0；1945年底是2,167.0；这是一个相当骇人的数字。

而这种对民众洗劫式的剧烈通货膨胀，势必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负面政治经济后果。

剧烈的通货膨胀，必然带来固定收入者购买力水平的锐减。1944年6月《四川经济季刊》的一份调查报告，展现了自1937年至1943年以来，各行业“购买力指数”大致的变化情形（以1937年统一预设为100）：

由上可知，在通胀中受害最严重的是战前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工薪阶层：军人、公务员和教师。在1940年，国统区公务员、教师以及士兵收入的2/3被通膨所消灭。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则下降了32%。到1943年，公务员的收入已经不足战前的1/10，而教师和士兵的收入则不足战前的1/5。

据编撰过《剑桥中华民国史》的学者陈志让统计，1937年，一名二等兵的收入相当于拥地50亩以上的半自耕农。但到了1942年，据中央军校17期毕业生谭继禹回忆，即便是军校士官的收入，也仅仅只能购买肥皂与草鞋。

对于通胀对工薪阶层的生活的打击，蒋介石本人亦是心知肚明、无可奈何。1943年4月11日，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这样描述国统区公务员的惨状：“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育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贫病亦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卖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莩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乎！若不使倭寇从速灭亡，或再延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持。”蒋的悲观，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国统区中下层公务员生活的真实情节。

国民政府行政体系的瓦解

由于公务员收入锐减，使得国统区的公务员出现难以想象的严重怠工甚至大量出逃，并最终瓦解了国民政府的有效行政能力和管控能力。 

以国统区的警察为例，据《四川省会警察局统计年表》记载，1940到1941年，四川长警因待遇水平急剧降低，被迫大量逃亡，逃亡率接近总编制的一半，这无疑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比例。由于警察人手的严重短缺，国民政府不得不以学警甚至闲散人员补充警察队伍，在成都，新入学警占总编制的比例：1939年为62%，1941年为69.3%，大量的警察是新手，培训和经验严重不足，有的警察甚至就不懂工作，实际上，整个警察体系已经崩溃了。

警务系统的崩溃，不过是当时国民政府整个行政体系瓦解的一部分，这一局面的后果就是，国民政府逐渐丧失了管理民众、建立秩序的能力，并使其资源动员能力急剧降低。

以当时的主要经济活动——农业生产为例，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政府大量乡县一级行政机构瓦解（特别是大量驱逐沦陷区日伪机构，又不能建立有效政府），国民政府始终无法对农村地区的人口和资源进行有效管制，这使得农村社会秩序和生产活动陷入一片混乱，并愈演愈烈。

据1946年8月的《益世报》记载，河南荒地达30%，湖南达40%，广东达40%，到了1948年，随着物价愈发飞涨，基层政权的进一步崩溃，和乡镇一级混乱情况的加剧，国统区各省的荒地率都超过20%。这也使得国统区粮食生产能力急剧下滑，1946年国统区粮食产量不足1936年的87%，1947年不足74%，1948年不足60%。 

行政体系的溃散，使得国民政府空有庞大的领土与正统的名号，却始终无法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产活动。这不但酿成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也严重限制了国民政府的军事和经济动员能力。美国学者易老逸《蒋介石与蒋经国》一书中这样描述蒋介石政权急剧退化的经济动员能力，“1947年，当表面上国民党对领土的控制达到了战后时期最大程度时，中央政府的各种土地税只征得3800万市担粮食，这等于1942年征收量的57％。而那时，国民党的控制地区主要限于西部的省份。”

这种行政体系的瓦解，使得抗战后的国民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急剧衰竭。

各阶层的赤贫化与政治倒戈

抗战胜利之后，尽管蒋介石本人的威望达到了顶峰，但国民政府的政治根基则前所未有的被削弱了。

国民政府抗战中无奈之下竭泽而渔的经济政策，使得民族资本从国民政府的忠实拥簇者变为厌憎者。

从1938年3月起，华东华中地区的600多家民营工厂历经艰难、义无反顾地迁往国统区。“我们不是逃难，是创业。”这是当时亚洲第一碱厂——永利化工公司内迁时喊出的口号。然而，这些民营企业的创业之梦在战争带来的残酷现实冲击下迅速破灭。

为了应付战争开支，从1941年起，国民政府对企业开征大量新税目，1941年后期直接税变为从价计征，并增加了战时消费税，1943年10月开征盐税以外的战时附加税，1944年3月对盐税加征到盐价的90％。大量的税负、无尽的通胀，以及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签订（该法案使得廉价的美国商品倾销中国），使得民族资本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并迅速陷入崩溃。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但在大后方民间企业中却呈现出“胜利爆竹一响，工厂陆续关门”的悲惨景象。到1946年底，迁川工厂联合会的390家会员厂只剩下100家，而能够开工者已经不足20家。 

曾经慷慨西行的永利公司经理李烛尘无奈地叹道：“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回。”有“火柴大王”、“煤碳大王”、“水泥大王”之称的大实业家刘鸿生，则在战后发出无奈的感慨，“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重庆却成了伙计。”

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以华侨陈嘉庚为代表的企业家对国民党由拥护变为厌憎，并逐渐成为中共革命的同情者，实际上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民族资本家的心理历程。 

工薪阶层（中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从战前国民政府的支持者变为激烈发对者。由上可知，军公教为主的工薪阶层在战争中从备受尊敬的中产阶级沦为赤贫的穷人，成为国民政府现体制下的被剥夺者。以国民政府曾经的支持者知识分子为例，在抗战中，曾经生活极为优越的大学教授在通胀的侵蚀下沦为赤贫的穷人，不得不靠兼职经商、到处兼课或卖文售字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哪怕是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夫人在内的一些教授夫人们也在贫困的逼迫下努力合制糕点送到商店寄售，以赚取生活费用。而自身生活条件的迅速恶化，也使得这些知识分子对蒋介石政权的观感急剧恶化。

1943年，蒋介石的《中国的命运》在昆明出版，曾经的拥蒋学者闻一多，此时毫不掩饰对蒋的不满和蔑视，“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啊！”实际上，考虑到知识分子收入的急剧锐减，那么闻一多、朱自清为代表的知名学者，对蒋介石的态度在战争前后发生质变，在政治上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

更重要的是，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对沦陷区的接收政策，无异于对沦陷区民众的掠夺，这迫使沦陷区民众站在了国民政府的敌对面。战后，根据经济学家比量物价后的估计，即合理的法币（国统区货币）对伪中储券(沦陷区货币)的兑换率为1比50，然而，为了犒劳战争中舍生忘死的国民党低薪军政人员，国民政府将这一比例定位1:200，大量的国统区人员争先恐后携带大量法币，进入前沦陷区廉价收割当地财富，无数的沦陷区民众顷刻间倾家荡产，沦为赤贫，更使得广大沦陷区民众对国民政府的期盼迅速破灭。

抗战胜利后，一封北京大学学生写给胡适的信，深刻地反映了沦陷区民众对蒋介石政权看法的转变。

“生自小学毕业到中学，过了八年沦陷生活，苦闷万分，夜中偷听后方消息，日夜企盼祖国胜利，在深夜时暗自流泪，自恨不能为祖国做事。对蒋主席之崇拜，无法形容。但胜利后，我们接收大员及政府所表现的，实在太不像话。……生从沦陷起对政府所怀各种希望完全变成失望，且曾一度悲观到萌自杀的念头。……自四月下旬物价暴涨，……生亲眼见到同胞受饥饿而自杀，……联想到祖国的今后前途，不禁悲从中来，原因是生受过敌人压迫，实再怕做第二次亡国奴！……我伤心，我悲哀，同时绝望……”

事实上，国民政府的政治命运再次验证了马基雅维利古老预言的正确性——“民众可以忘记杀父之仇，但绝不能容忍夺财之恨。”而抗战中各阶层民众的赤贫化，实际上也使得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就已经沦为失去政治根基的沙堡。 

社会结构的崩溃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抗战后，战前对政治稳定具有相当作用的传统家庭为主的社会结构，在战争中被严重削弱，大量流亡的青年缺乏归宿，很容易成为受招揽的对象，这为各类政治宗教团体的迅猛扩张创造了条件。

1937年，中共党员仅有4万人，到1945年这一数字达到121万；1937年，中国青年党仅有1万人左右，至抗战结束后，该党人数超过30万，甚至拥有了自己的军队，其与中共的成长速度几乎不相上下；而战前局限一隅的地方性宗教“一贯道”在战争中也迅速向全国蔓延，抗战结束后，该教已经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势力，仅在北京，就有20多万名的信众，天津则有14万，四川更高达数百万。这些团体格局的巨变，极大地加剧了战后中国社会的不稳定性。

抗战过程中，包括一贯道和中国青年党等宗教政治势力迅速壮大

著名的美国群体政治学家埃里克·霍弗在其名作《狂热分子》中，对抗战于中国政治的影响，做出经典的评价：“日本的侵略明显削弱了中国紧密的家庭制度，并使得共产主义在中国得以壮大。”这种战争对群众政治或者宗教运动的巨大刺激作用，实际上也是社会结构解体重塑过程中的必然结果。

而且，通货膨胀下绝大部分民众的绝对赤贫化，极大地强化了“均富”理念的正当性和中共革命的政治基础，使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中国主流社会普遍接受成为可能。黄炎培、马寅初等知名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思维逐渐青睐，实际上是社会思潮整体转变大背景下的一个截面，并非局限于区区几个人。

从世界范围来看，持久的战争往往会导致参战各国民众的极端贫困，使得某些时候，共产主义理念能够摆脱边缘化，得以流行甚至执政。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随着战争带来的通货膨胀和食品短缺愈演愈烈，大量曾经忠诚于政府的沙俄、德国和匈牙利民众逐渐成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拥簇，这也成为1917年俄国共产党十月革命、1918年德国十一月共产主义革命和1919年匈牙利共产主义革命爆发的肇因。

一次大战产生的贫穷和社会结构崩溃，催生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德国十一月革命和匈牙利革命

无独有偶，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下的欧洲赤贫化和社会结构崩溃，同样点燃了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火焰。1945年，法国共产党的人数竟超过80万，是该国无可置疑的第一大党，且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1945年，意大利共产党则是该国最有威力的政党之一，其影响力在北方地区甚至凌驾于政府；同时期的希腊共产党则占据了全国大部分地区，一度成为该国的真正统治者；即便是大英帝国亦处于广泛的贫困和食品短缺之中，而工党也凭借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成功夺权。

对于战争对其他战胜国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剧烈负面影响，胡适曾在《我们能做什么》中做出过仔细的描述，“前年11月我到英国，住在伦敦第一等旅馆里，整整三个星期，没有看见一个鸡蛋！我到英国公教人员家去，很少人家有一盒火柴，却只用小木片向炉上点火供客。大多数人的衣服都是旧的补钉的。试想英国在三十年前多么威风啊！”

考虑到中国抗战的持续时间之久、波及领土之广，那么抗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无疑会愈发猛烈。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开始到1918年结束持续了四年之久（俄国1917年退出战争，持续3年），造成了俄国、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等国社会崩溃和激进革命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全面欧战，从1940年到1945年持续了五年，造成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几乎一发不可收拾。而中国的全面抗战则持续了八年，波及范围包括了除四川、西藏、新疆、青海、甘肃以外的全部省份，战争对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摧残程度，无疑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其所引发的政治不稳定效应亦绝非他国所能比拟。从这个角度看，国民政府的迅速崩溃和中共在战后的胜利并非孤例。

总结 

实际上，对于蒋介石来讲，抗战胜利后的最佳选择，莫过于休养生息安抚民生，而不是仓卒间投入另一场难以承受的战争。

事实也表明，随着战后法国、意大利经济的飞速发展，曾经不可遏制的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最终灰飞烟灭。对于1945年的蒋介石来说，发展经济，稳定民生，完善政府，将比与军队的坦克飞机更能消灭他眼中的匪患。恰如1950年，随着陈诚主导的币制改革、土地改革等稳定民生措施的落实和台湾经济的恢复，一度喧嚣的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也迅速走向瓦解。 

毕竟，当政府行政能力得到恢复，当物价开始稳定，当企业开始正常运转，当人民安下心来工作，就不会再有斯大林主义存在的土壤。 

1935年，当国民政府经济稳定、行政有序的时候，蒋介石的军队只需要攻入瑞金，就几乎可以消弭共产主义在中国十几年的影响；而在1946年，当蒋介石的军队在四平打垮林彪部队的主力、在1947年横扫中共华北精锐、甚至接连攻入延安、张家口等战略要地时，却未能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迅速蔓延有一丝一毫的阻碍。这是因为，共产主义产生的土壤并不在战场，而在于国民政府自身的行政崩溃和经济灾难。

所以，蒋介石政权的迅速崩溃，与其说是军队作战的问题，不如说是其政治根基崩溃后的必然结果。当国民政府置行政体系瓦解和经济局势恶化于不顾，试图强行武力剿共的时候，他的最终毁灭也就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