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有哪些共通的秘密？

撰文 |  刘瀚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并非都是优等生

2014年，挪威神经科学家梅-布里特·莫泽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后，她回忆自己的学生生涯，对媒体说：“我并不是成绩最好的学生，但我的老师会发现我性格里的优点并持续鼓励我。”

每年，当诺奖揭晓的时刻，总会流传起类似“名言”。科学史家哈芮·扎克曼研究后发现，这些诺奖得主在学生时代与同龄人相比，往往不是包揽奖学金的人，他们甚至不是优等生。

“克隆教父”约翰·伯特兰·格登是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上英国的伊顿公学时，他以倒数的理科成绩稳定保持着“吊车尾”的位置，还被同学嘲讽为“科学蠢材”。虽然他喜欢毛毛虫，会沉迷于它们变成飞蛾的瞬间，但也只是个爱虫子的男生而已。

他的老师曾评价他：“我相信他有志成为一名科学家，只是以他目前的成绩来看，这个想法实在荒唐可笑。”

申请大学时，他希望能去牛津大学学习生物，因为成绩实在不太好，校方同意接收他，但只能学古典文学。上大学期间，他试图转专业。考虑到他尴尬的理科成绩，生物系老师感动于他的执着，然后拒绝了他。

格登没有放弃，一再坚持，最终转至跟生物学有些许关联的动物学研究专业。1958年，在完成博士学位时，他从蝌蚪细胞提取出完整细胞核，成功克隆了一只青蛙，然后一举成名。

在剑桥大学执教后，他仍将老师当年的评语贴在办公室的墙上，提醒自己：认准的事，失败也不要轻易放弃。

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曾受命撰写一份关于科学研究的报告，其中提到，真正的突破是无法预测的。寻找捷径、一步到位的想法从开始就是错的。那些追求正确答案的人生，也并不总是正确的。

好人缘和协作者

大多诺奖得主在早年便展现出一些非凡的天分。国防科技大学李际超与美国西北大学王大顺、殷裔安以及印第安纳大学Santo Fortunato等合作，整理研究了1900～2016年间545位诺奖得主的论文发表与合作网络数据。

他们发现，诺奖获得者在学术生涯早期（前5年）发表的论文数量是普通科学家的2倍多，文章平均影响力更是普通科学家的8倍多。显然，他们的确更勤奋。

他们的研究生涯并非孤军奋战，与其他科学家合作发文的数量是普通科学家的1.77倍，独立发表论文数量并不突出。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诺奖得主在科学研究中的协作精神。

扎克曼长期专注于研究诺奖，他将这种现象称为一种“贵族义务”。

虽然人人都知道争夺成为论文的第一作者对学术生涯有诸多利好，但这些诺奖得主懂得为学术新人让路。

到40多岁时，诺奖得主平均只在26%的论文中担任第一作者，相比同辈56%的“战绩”，实在不算是高产学者。

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曾说：“成为资深作者、第一作者对年轻人大有裨益，可即使我的名字不在第一个，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无人问津的冒险

在那些没有“一作”的时光里，这些诺奖得主钻进这个世界上人迹罕至的角落，直到奇迹发生。

194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亚历山大·弗莱明、恩斯特·钱恩和霍华德·弗洛里，表彰他们发现青霉素并将其用作抗生素，改变了人类的抗菌史。从发现到获奖，间隔了17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队长的弗莱明目睹大量伤员因伤口细菌感染死于败血症。回到伦敦后，他开始专心研究感染伤口最常见的葡萄球菌。弗莱明在培养皿里培养出葡萄球菌，再尝试用各种药剂去消灭它们，然而一无所获。

1928年9月，度假归来的弗莱明发现，他之前放在实验室角落的一个细菌培养皿中，长出了一团青绿色的霉毛。他原本想把这些发霉的培养物倒掉，只是突发奇想，把它拿到显微镜下查看。

结果，在霉菌周围，原本生长旺盛的葡萄球菌全部被杀死了。

弗莱明将这个发现写成论文发表。一开始，这个发现并未受到广泛关注。直到澳大利亚药理学家钱恩和弗洛里发现了弗莱明的论文，他们决定开始探索青霉素的有效成分并批量生产。这个时刻晚来了10年。

麻省理工学院前院长万尼瓦尔·布什曾参与青霉素的量产。他在一份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写道，科学的进步源于智力的自由发挥，是探索未知的好奇心成全了那些伟大的研究成果。这也意味着更多时间、更大风险和一条更曲折的路。

跨界力

专家们总爱鼓励年轻人，认准目标就要心无旁骛地投入，但至少从目前诺奖获奖者的案例来看，他们醉心于研究的同时，也有着与之看似毫不相关的爱好。然后，从爱好中获得的技能被跨界引入研究领域，奇妙的反应便发生了。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19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亚历克西斯·卡雷尔，他发明了手术中缝合血管的方法，为器官移植手术奠定了基础。有意思的是，这个让他获得学界最高成就奖项的技术，是他学绣花的时候顺带受到的启发。

卡雷尔的母亲拥有纺织厂，他师从里昂最优秀的刺绣师之一玛丽-安妮·勒鲁迪尔。勒鲁迪尔在处理“深不可测、复杂难懂”的腐烂织物方面的灵巧技巧教会卡雷尔如何缝合血管，使肾脏和心脏移植以及搭桥手术成为可能。

后来，卡雷尔还和著名飞行员林德伯格合作，利用后者在机械方面的天赋，开发出一套体外灌注系统（Perfusion Pump），使得器官离体存活成为可能，为人造心脏的问世奠定了基础。

另一个案例是赫伯特·西蒙，他因开创性研究获得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除了学术研究，还会弹钢琴、谱曲、绘画和国际象棋。他说，自己能够将从事的任何活动都当作认知研究的另一种形式。

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理学教授罗伯特·鲁特·伯恩斯坦研究发现，获得诺奖的科学家接受过木工、金属加工或美术等工艺培训的可能性比普通科学家高9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几乎都受过数学、物理学或天文学训练；文学奖得主成为艺术家的可能性是普通民众的3倍，成为演员的可能性是普通民众的20倍。

“我们相信，广泛的兴趣爱好是可以实现联动的。”伯恩斯坦发现，大学里修双学位的人比不修的人表现出更多创造力；同时，是否长久维持一门动脑的爱好，比如音乐、表演、视觉艺术展览、竞技象棋或计算机编程等，比参加标准化考试和智力测试，更能预测职业的成功。

诺奖血统

《自然》杂志对科学领域的诺奖数据进行了分析，在截至2023年获得科学和经济学奖的736名研究人员中，有702人属于同一个学术谱系，即他们在历史上的某个节点有着共同的学术联系。

约瑟夫·约翰·汤姆逊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还培养了一代开创性的科学家，其中包括6人为诺奖得主。

汤姆森不仅向他的学生灌输卓越的研究精神，还教他们如何培养下一代人的科学精神。又比如，200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克雷格·梅洛有51位同门或先辈获得诺奖。

人们觉得，正是因为顶尖教授选拔顶尖学生，并为他们提供顶尖的工作环境、最丰厚的资源以及最前沿的经验，诺奖才得以在师门传承。

此外，学术界子承父业的情况也非常普遍。在诺奖的百年历史中，已经出现了6对父子获得过诺奖，其中有1对父子甚至同年获奖。

19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联合授予威廉·亨利·布拉格和其子威廉·劳伦斯·布拉格，以“表彰他们在通过X射线分析晶体结构方面的贡献”。

这个研究的最初起点是5岁的小布拉格摔伤，父亲老布拉格想要找到一种能观测骨骼的方法，便用他的设备扫描了儿子的断臂，这是澳大利亚拍摄的第一张X光片。后来，老布拉格发明了X射线光谱仪，这也成为父子共同的研究兴趣。小布拉格发布的重要研究理论成果背后，是父亲亲自动手做实验提供的支持。

一个好伴侣

一直以来，民间有一种刻板印象——获得诺奖的人一定程度上是天才，而天才的婚姻生活大都一地鸡毛。

事实并非如此。美国曾有一项调查，在20世纪，美国离婚率达到44%，同期诺奖得主离婚率仅为11%。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埃尔温·薛定谔，就是一个著名的花花公子。但就此前的调查结果来看，稳定的婚姻关系对诺奖得主而言非常重要，为他们扫除了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专注于工作。

当然，从当下的视角重新解读这样的关系，这意味着女性为了家庭作出了巨大牺牲。

从过往的统计数据来看，超过90%的诺奖得主都是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