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八十周年回顾

八十年转眼即逝，当八十年前历史的巨轮碾过的时候，无论当事双方都没有想到之后漫长的战争与最终结局，但历史的进程也不是以当事双方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八十年后的今天再来谈谈1937年发生的那场最终改变了世界面貌的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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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战争到来的那一刻，大部分人仍然一脸茫然

七七事变演变成全面战争是带有一定偶然性的，虽然所有人都意识到中日必有一战，但战争在这个节点爆发是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如果是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普通中国人，北平市民或许在7月27日清晨，日本侨民开始撤离，二十九军重新构架原本已经拆除的城内工事时觉察到了不一样的气氛。而大部分国人乃至南京国民政府的中高级官员，直到7月28日上午8点，日军总攻的炮火打响，宋哲元通电全国表示二十九军将自卫护国不惜牺牲并服从南京政府前，可能很难想到卢沟桥事变会真的发展到战争在，至于发展为全面战争更是不可思议之事。

毕竟自七七事变爆发，直到7月28日，当时的二十九军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和河北特务机关展开了多轮谈判，日本政府也连续发布了数次公告往复强调处理此事将秉持不扩大方针，尽力现地解决。作为时人自九一八以来的经验判断，1933年的塘沽协定，1935年的何梅协定，就在1935年底，大汉奸殷汝耕在日本的支持下还组建了囊括冀东22县，甚至包括天津之门户的塘沽与大沽的冀东伪政权。虽然是一支在长城抗战中声名显赫的队伍，二十九军能获得平津的地盘却拜何梅协定要求中央军势力退出河北所赐。作为战争爆发的两个最直观标志，直到28日，日本作为战争动员最后一环的国内三个师团尚未到位，二十九军的统帅宋哲元也始终没有按照南京国民政府的要求前往保定与中央军协调指挥，准备作战。如果战争有剧本的话，那么这好比一方的主要演员尚未到位，一方的导演干脆还在场外。

虽然在现地的军人，无论中日从七七事变一开始就是一片喊打之声。但即使作为最了解实地情况的军人很可能多少也会对最终的开战表示愕然，尤以二十九军为甚。即使作为主战最坚决的驻屯军，可能也要对之后的二十一天中往复收到的命令感到困惑。9日驻屯军接到参谋本部的《对华交涉方针》开始，11日近卫首相发表了举国一致，华北军事行动不停止的宣言，同日关东军受参谋本部命令派遣的两个混成旅团，一个师团支援华北，并制定了陆海军作战协定。但也就在11日当晚20点，秦德纯、松井太久郞达成了《卢沟桥事变现地协定》，初步达成了谅解。

也是在这一天，驻屯军司令换上了更为强硬的香月清司中将，拖延到15日，原司令田代皖一郎心脏病恶化终于死去。结果这位新司令面对长官训示也是一头雾水，只能重复避开政治问题，不扩大，就地解决的三大主张，却没有具体意见。而其随行军参谋的记录，次日到任时，军司令部普遍认为事情已经结束，与气势轩昂的新军司令一行毫不协调。从13日开始，在香月清司的指挥下驻屯军开始进行战争准备，预计在20日完成，偏偏这时政府又下令暂停国内动员。虽然18日增援的20师团到位，主力次日到达天津，但还是同一天与二十九军双方又达成了新的协议，20日开始的第二次动员，也随之在22日宣告暂停。

与日军一样困惑的也同样包括二十九军。日军虽然国内始终战和不定，但现地军队的备战工作从未停止，而二十九军的情形要糟糕的多。宋哲元一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放弃和日军妥协的打算，这造成了二十九军极大的被动。直到23日，宋哲元看到日本的第二次动员暂停，还表示卢沟桥事变已告一段落，和平解决有七成希望。和日本不同，二十九军始终要考虑的是能不能在未来的大战中保住自己地盘的问题。比起可能到来的中日战争，更迫在眉睫的威胁的中央军有没有可能借机进入平津夺取地盘。和日军的积极备战不同，二十九军始终是以应对小冲突，而不是全面战争的姿态展开的，这也是为了避免刺激到日军。到了26日，宋哲元终于意识到大战在即，电请庞炳勋部赶赴沧州为后援时，形势已经被动。但直到28日日军总攻，二十九军也抱着最后希望，能自行解决这次事变而避免中央军进入平津。

作为战争决策的最高层，无论是这次以强硬而极度出日本意料的蒋中正，还是日本政府，对这时爆发全面战争应该说也是缺乏心理准备的。众所周知，这时南京政府的整军工作才刚刚开始，60个师的计划完成不到一半。至于空军的航空爱国捐这时还在蒋夫人的银行账户里升值。1937年，国民政府刚刚增拨了2.22亿元用来加快国防建设，但显然赶不上形势的变化。此时第一期国防工程预算2087万元，仅拨付717.2万元，道路款项666万元，也仅到位150万元，第二期资金尚无着落。日军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自31年之后，虽然中日冲突不断，但日军并没有以国民政府为备战目标，其陆军以苏军为备战目标。37年开始正是日军备战的关键节点，日本和伪满洲国都编列了五年计划，陆军力量上力图在原有的十七个常备师团，三个混成旅团，四个骑兵旅团的基础上把陆军扩充到50个师，陆军航空队扩展到140个中队，把现有兵力扩充一倍以上。此时日本的预备役制度正在调整，大有青黄不接之势，以至于在七七事变全面爆发时，随战局发展，日军大量征召预备役士兵。

37年的中国派遣军现役士兵仅占11%，重新征召的预备役士兵达到了68%（其中45%为退役五年的二类预备役），还有21%退役超过五年的后备役。在淞沪会战中的第十八师团一万八千人中竟只有29个服满两年兵役的士兵。这些预备役士兵脱离现役后大部分缺少军事训练，士兵技战术水平大幅衰退。和士兵后备力量储备不足一样，日军还面临着部队迅速扩大后弹药武器匮乏的问题，37年日军在淞沪开战后紧急加拨了一亿日元的弹药费用，还从意大利进口了十万支步枪。弹药消耗在日本军械预算的比例在37年为56%，38年达到了76%，严重影响了其他武器的生产。实际上这个时期主要列强都不约而同的把世界大战开始的时间定位在四十年代中后期，这从各国海军投入的造舰计划可以看出，日本预计在41年初步完成战备，具备防御的能力已经是列强中比较激进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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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战必将到来，天空早已浓云密布，只待一声惊雷

虽然当事者在八十年前的这个日子绝少意识到这是将要载入史册的关头，但八十年后我们来看，没有什么是偶然的，偶然身后存在着必然。

一面是急不可耐的日本。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日军的情况，虽然日本政府乃在军部在7日倒28日之间往复摇摆，从外交压力到军事威吓，直到最后诉诸武力，但在华日军始终是在积极行动的。当28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也是以现有兵力展开而没有等待本土动员的三个师团。也可以说，即使没有本土派来的三个师团，驻屯军与关东军掌握的部队足以发动暴走迫使日本政府加入到战争中去。实际上整个七七事变最终的演变就是一个日军强硬派一点点控制舆论和政府，最终引向战争的过程，这中间某些军人、政客试图扭转局面终究是不能实现的。这和9.18事变之后军部统治逐步建立是协调一致的。

自甲午以来，日本的军事冒险频频得手，本身就日本雄飞论打下了基础。这种把日本的繁荣建立在对中国的掌控上，化岛国为大陆帝国的理论不仅仅来自明治维新后日本自信心的膨胀，如果从历史上看它和当初丰臣秀吉的征朝野心如出一辙，不同于欧洲式的殖民帝国，具有典型的东亚特色。虽然日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的战略意识深层是以大陆为中心的，典型的以中国为东亚的中心，这是东亚式的世界争霸模式。9.18后，通过军事手段，特别是直接的军事手段屡屡在中国得手，极大影响了军队的作风。对中国军事力量的极度蔑视，导致先斩后奏式的风格在军内弥漫。此时的日本所急躁的与其说是中国力量增长可能的抵抗不如说是担忧夺取中国太晚而被他人所取得的焦急。

这个时期从经济形势来说，日本社会也处在一个极为不好的形势下，这是我们以前比较少说的。这种压抑的社会氛围极大推动了通过大陆政府来转嫁国内矛盾的思想。1937年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危机的年份。在大萧条后的第8年，世界经济从短暂复苏中又一下子跌回衰退。按摩根财团的说法就是“在1936-37年，政策太早太快的收紧导致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经济重归衰退，并在1938年出现通缩。”作为世界资本主义最弱一环的日本这时受害特别深。从36年第四季度开始，日本的外贸出口进入大规模负增长，东京批发价格连续两个季度累积上涨了25%。日本的生丝、东北的大豆这是早已经不具备出口竞争力，而同时期日本进行的产业调整与畸形的战备扩张却极度需要进口。

从31年开始，日本军费从占国家预算比重的28%一路攀升到了68%，尤其从36年开始几乎是直线上升，一口气上涨了20%。仅这一年日本制定的伪满洲国五年计划经过调整后就需要投入48亿日元的资金，这个数字约等于31-36年日本军费（49亿）的总和。这时的日本社会正经历着2·26事变揭露的苦难。在最精锐的近卫师团服役的士兵也要痛苦的看着家中的姐妹卖身去南洋维持农村家庭的生计，中下层看到社会的苦难，又面临着视为宿敌苏联的迅速崛起，遥远的美国带来的军备竞赛，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日本社会面临着空前的重压要么撕裂赤化，要么开战掠夺的压力。

同时在2·26当权后的统制派本身就力图建立的一个对苏决战的前线基地，作为前沿的是蒙满地区，而华北是作为日本和中国缓冲地带存在的。在七七事变爆发前，推动华北自治运动就是日本对华政策的方针。这也是为什么从七七事变一爆发，关东军就热切表示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机会并在第一时间动员。而在日本统制派的眼中，几乎是不需要考虑中国的意志的，如果中国不服从，那么使用武力就可以很简单的达成自己的愿望。这是自甲午以来，历次胜利和统制派中许多年轻军官自身经历的直接经验总结。只能说唯一的意外是，统制派的时间表里，这个时间可能在39年以后，但出于对中国军事力量的极度蔑视和对中国政府的错误认知，他们并不在乎可以把这个时间提前。

一面是没有退路的国民政府。七七事变给日本带来最大意外的无疑就是南京政府。七七事变最早的军事企图实际上是快速消灭二十九军，使平津地区进入冀东伪政权的范围内，进一步推动华北自治运动。而国民政府在七七事变表现的强硬，并造成军事对峙，最终日本就像一个被受害者直视而陷于狂怒的暴徒一样引爆了战争。如果可以，国民政府当然是不愿意在这时开始全面战争的，这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如果日本人虽然没有准备，但对中国军事力量的轻蔑足以让他们足够轻率，国民政府则断无如此自信，然而他们也同样没有退路了。

36年底的西安事变无疑给蒋中正以极大的刺激。西安事变不仅仅是兵谏的问题，它意味着在西北地区国民政府遏制中共进一步发展的失败，标志着第五次围剿的努力付之流水。同时西安事变也将国民政府推到了抗日的最前台，举国舆论在这时可以说看着七个月前刚刚表示抗日态度的蒋中正的最新表现。还有一点是我们平时也很少谈到，黄埔系内部当时距离大革命的时间并不远，年轻军官的思想还带有早期革命的气息。本身国民党是一个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他的思想里是有抗击列强的思想基础的。国民政府不断的对日妥协，即使在黄埔系内部也形成了很大的不满。张学良的爆发实际上是让蒋中正意识到了这一点，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就像他身边随时可以引爆的炸药桶，也一样存在于黄埔的青年将校中。而在大革命失败后，意识形态从革命主义转向民族主义的国民政府在理论上是无法消化这个问题的。

从战略上看华北五省自治一旦实现，等于不战而将战线后退过黄河，这些地区的地方军阀一旦投入日本怀抱，中国半壁山河未战而沦陷，战略态势等同于南北朝。再考虑到中共在西北形成的压力，抗战前国民政府对西南诸军阀的控制也同样有限，在军事上这是绝对的劣势，不能不做一争。36年伴随着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的结束，国民政府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基本上是国民政府统治力量的巅峰。同时华北相对远离国民政府统治中心，从自信心来说，不失为一个可以一争的战场。

特别需要指出，国民政府在七七事变爆发时虽然有对日作战的决心，但实际上缺少全面作战的决心。包括形成军事对峙，不乏威吓的成分在其中。即使7月17日著名的庐山演讲虽然表现了不畏战的决心，始终还是是强调和平而不是战争。具体到七七事变，无论蒋中正还是国民政府都很接近于一次巨大压力下不得已的军事冒险。其最开始追求的目标在于日本的退让，得以宣泄日益高涨的民众情绪，不至于成为足以摧毁统治基础的狂潮。这和日后阿根廷的马岛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互通的。这种冒险的最高潮就是8.13淞沪会战。在开局的突袭阶段结束后，国民政府不惜在自己的心腹展开一场集中全中国军事力量精华的会战，其目标正是为了外来干涉，以战促和。但淞沪会战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上海，南京，东南精华地带的沦陷，某种程度上又促使国民政府，特别是蒋中正不可能求和，必须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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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自觉的舞者将走向自己的命运

无论国民政府还是侵华日军在此时都没有意识到历史的巨轮已经转动了。战争往往是在双方都没有准备好的时候突然到来的。即使在七七事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也没有全面对华战争的觉悟。不断提出的不扩大方针又在新的战机出现时不断的破产。无论日本还是国民政府都始终抱着决定性会战的心态展开连番大战，却发现自己越来越陷入战争的泥沼中无法自拔了。这种状态要持续到武汉会战，双方才都有了相对正确的认识。

在七七事变后，日本表现出了相当不错的战术能力和战场执行力，但也有异常糟糕滞后的战略观。日本对华的作战意图，实际上和甲午战争没有区别。甲午战争日本军事预案的最终阶段就是所谓的华北平原大决战，以攻克北京迫使清政府投降为最终手段。如果清政府迁都西安再战呢？日本想法很多，但没有认真想过，因为清政府确实不具备这个能力。但一旦遇到具备这个能力的中国政府呢？日本最终用太平洋战争回答了这个问题。当然根本上说，这种摇摆可以说是日本作为整体意识到了自己国力不足以支撑一场泥潭式的战争，却没有任何个体有足够的力量和意志去扭转局面，是一种无奈的体现。甲午之后，日本的战略上就缺乏这样的决定性的人物，其社会形态也不支持这样的人物存在。偶然冒出永田铁山这样的家伙也不得其死，至今还让日本人唏嘘。唯一的一次例外应该是日本投降，这倒是在最后时刻挽救了日本。但这也许和日本人的民族性也有关，日本人表面上看善于学习能放下身段，而内心里的抱残守缺，不撞南墙不回头也是惊人的执拗。这一点今天的日本也常常表现出落后于时代，难以变通的大局观。

国民政府看上去是这次冒险最终的胜利者。虽然一开始是冒险，日后下的赌本太大以至于没有回头的余地了，但还是撑到了最后。当45年8月15日到来的时候，国民政府虽然失去了大半壁山河，却拜战后滚滚而来的美援和抗日对各路军阀的消耗所赐，前所未有的强大。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异常状态。不过抗战中无能的累积和抗战后的接收，很快就把这种异常状态打回了原形。

如果我们站在事后的角度看，在37年爆发抗战，对国民政府反而是有利的。他的那套德械师整军带来的战斗力提升极为有限，称为德械水壶师也不过分，国防建设上的速度也难以在三两年发挥决定性作用。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从37年后将进入军事力量增长的快车道。如果战争迟到39年在爆发，面对人员充实，装备更新，火力提升一个台阶的日军，国民政府在短促的抵抗后只怕失败的更加惨烈。而特别应该庆幸的是，抗战开始在这样一个两个舞者都毫无自觉的局面中。试想，如果就像李宗仁设想的那样，日军在一开始就抱着全面战争的决心，以歼灭中国军队有生力量，而不是占领重要目标为重点，以重兵集群保证决战而不是通过一两次会战迫使国民政府妥协达成阶段性目标，中国人遭遇的苦难无疑将更加深重。不过，更强大的日本也不过将迎来更恐怖的毁灭而已。

从更宏大的历史来说，日本的失败是必然的。它作为世界资本主义最弱的一环，最早感受到大战的压力，也最早投身到大战中去。它在东亚的存在几乎是同时和美苏存在矛盾，以岛国如此孱弱之躯，面对两大最强力量，却打算同时在海陆进行挑战，无疑是战略上的疯狂。而中国的觉醒也是无可阻挡的，一旦中国完成了国内秩序的重建，以中日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却大量投入资源进入大陆对峙，也不可能具备长久性。同时经济上日本打算构建的中日满循环以日元为基础却不产生外汇，这又和他严重依赖外部输入的经济结构相矛盾。要升级这种结构转而又需要规模巨大的外汇，这本身就是一个死循环。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依靠一战前英国，或者二战后美国这样的强大力量的协助，毋宁说这一开始就是甲午后英国在扶植日本之初，就为日本留下的死局。

应该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作为亚洲领头羊的形态就是一个异态，传统的东亚秩序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又摆回了正轨，只是日本作为一个强大的岛国，它的问题持续至今。如何处理和大陆强权的关系，如果看待它自身在东亚的定位，随着技术力量的发展，日本不能自外于这个体系之外，这个问题虽然二战早已结束，但至今还是困扰着中日关系的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