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国故，在现时确有这种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对于中国本来的文化和学术，都缺乏研究的兴趣。讲到研究国故的人，真是很少，这原也怪不得他们，实有以下二种原因：
一、古今比较起来，旧有的东西就很易现出破绽。在中国科学一方面，当然是不足道的；就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觉浅薄得很，这样当然不能引起青年们的研究兴趣了。
二、中国的国故书籍，实在太没有系统了。历史书，一本有系统的也找不到；哲学也是如此。就是文学一方面，《诗经》总算是世界文学上的宝贝，但假使我们去研究《诗经》，竟没有一本书能供给我们做研究资料。原来中国的书籍都是为学者而设，非为普通人、一般人的研究而作。所以青年们要研究，也就无从研究起。我很望诸君对于国故，有些研究的兴趣，来下一番真实的工夫，使彼成为有系统的。对于国故，亟应起来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的兴趣，并能使有研究兴趣的人容易去研究。
“国故”比“国粹”好得多。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国故”于是成立。如果讲“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是中立的。我们要明了现社会情况，就得去研究国故，知道过去才能知道现在。国故专讲过去的文化，要研究它，不得不注意以下四种方法：
一、历史的观念。在一般青年，所以对于国故没有研究兴趣的缘故，就没有历史的观念。我们看旧书，可当它作是历史看。乾隆时有个章学诚，著了一本《文史通义》，上边说“六经皆史也”。我现在进一步来说：“一切旧书——古书——都是史也”。本来历史的观念，就不由然而然地生出兴趣了。如道家炼丹修命，确是很荒谬的，不值识者一笑。但本了历史的观念，看看它究竟荒谬到什么田地，亦是很有趣的。把旧书当作历史看，知他好到什么地步或坏到什么地步，这是研究国故方法的起点，是叫“开宗明义”第一章。
二、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譬如《书经》，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别。有人说，古文《尚书》是假的，今文《尚书》有一部分是真的，余外一部分到了清时，才有人证明是假的。但是现在学校里边，并没有把假的删去，仍旧读它全书，这是我们应该怀疑的。《诗经》本有三千篇，被孔子删剩十分之一，只得三百篇。《关雎》这首诗，孔子把它列在第一首，这首诗是很好的，一很好的女子，有一男子要伊做妻子，但这事不易办到，于是“寤寐求之”，睡在床上都要想伊，更要“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呢！这能表现一种很好的爱情，是一首爱情的相思诗。后人误会，生了许多误解，竟牵到旁的问题上去。
所以疑古的态度有两方面好讲：一、疑古书的真伪。二、疑真书被那山东老学究弄伪的地方。我们疑古的目的是在得其“真”，就是疑错了亦没有什么要紧。我们知道，没有哪一个科学家没有错误。假使信而错，那就上当不浅了！自己固然一味迷信，情愿做古人的奴隶，但是还要引旁人亦入于迷途呢！我们一方面研究，一方向就要怀疑，庶能不上老当呢！如中国的历史，从盘古氏一直相传下来，年代都是有“表”的，“像煞有介事”，看来很是可信。但是我们要怀疑，这怎样来的呢？根据什么呢？我们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究其来源怎样，要知道这年月的计算，有的是从伪书来的，大部分还是宋朝一个算命先生，用算盘打出来的呢。这哪能信呢！我们是不得不去打破它的。
东周以前的历史，没有一字可信。以后大部分也不可靠。如《禹贡》这一章书，一般学者都承认可靠。据我用历史眼光看来，也是不可靠的，我敢断定它是伪的。夏禹时，中国难道竟有这般大的上地么？四部书里边的经、史、子三种，大多是不可靠的。我们总要有疑古的态度才好！
三、系统的研究。古时书籍没有一部书是“著”的。中国的书籍虽多，但有系统的著作竟找不到十部。我们研究无论什么书籍，都宜要寻出它的脉络，研究它的系统。所以无论研究什么东西，就须从历史方面着手。要研究文学和哲学，就得先研究文学史和哲学史。政治亦然。研究社会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等里边，去寻出系统来。
有人说，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进步，这话荒谬得很，足妨害我们研究的兴趣。更有一外国人著了一部世界史，说中国唐代以后就没有进步了，这也不对。我们定要去打破这种思想的。总之，我们是要从从前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里边，以客观的态度去寻出系统来。
四、整理。整理国故，能使后人研究起来，不感受痛苦。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条件，可分形式内容二方面讲：
（一）形式方面，加上标点和符号，替它分开段落来。
（二）内容方面，加上新的注解，折中旧有的注解。并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的历史和价值。
我们研究国故，非但为学识起见，并为诸君起见，更为诸君的兄弟姊妹起见。国故的研究，于教育上实有很大的需要。我们虽不能做创造者，我们亦当做运输人——这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人是不可少的。
4、今日青年之弱点
章太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