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斯金纳（B.F. Skinner）旁听了女儿的数学课。这位哈佛心理学家发现，所有的学生都在用相同的方式以相同的速度学习相同的内容。几天后，他发明了他的第一件“教学机器”，让孩子们按自己的节奏解答问题。到了60年代中期，推销员开始上门兜售类似的小玩意。不过没过几年，人们对这些产品的热情就已消失殆尽。

此后，教育技术就一直在重复这种从大热到沉寂的循环，尽管与此同时电脑已经几乎重塑了生活所有其他方面。原因之一是教师及其工会因循守旧，但还有一个原因是教育技术提升才智的潜力尚未得到证实。

然而，今天斯金纳的后继者正迫使怀疑者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在马克·扎克伯格和比尔·盖茨等技术派亿万富豪的支持下，全球各地的学校正在使用新的软件将学习“个性化”。这能帮助到被困在沉闷课堂中的亿万孩子，但前提是教育技术的推动者能够抵挡住诱惑，不让那些有关儿童如何学习的有害见解卷土重来。教育技术要成功，必须要服务于教学，而不是支配教学。

放下铅笔

传统的学校教育模式始于18世纪的普鲁士。迄今为止，各种替代方案都未能达到学校教育那样的规模和效率。对全球近15亿学童中的大多数而言，课堂教学、年级分段、标准化课程和固定的课程时间表仍是常态。

有太多学生没有充分实现他们的潜力。在贫穷国家，只有四分之一的中学生掌握了最基础的数学、阅读和科学知识。即使在大多为富裕国家的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也有大约30%的青少年未能熟练掌握其中至少一门科目。

过去15年里，这一百分比几乎没有变化。而在此期间，数十亿美元已被投入到学校的信息技术上。2012年，在少数几个富国中，每两名学生就配有一台电脑。在澳大利亚，电脑的数量比学生还多。但如果利用不善，技术设备反而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2010年葡萄牙的一项研究发现，相比IT条件优越的学校，在宽带速度慢且禁止访问YouTube等网站的学校里，学生的成绩更好。

关键在于如何使用教育技术。让它发挥作用的一种方式是因材施教。马其顿王国的腓力二世（Philip II）聘请亚里士多德培养儿子亚历山大，助他日后开创伟业。这之后，有钱的父母便开始聘请家庭教师。从圣保罗到斯德哥尔摩，全球各地有很多改革者认为，教育技术可以让所有学生都获得个体化的关注。美国学校最热衷采用这一模式，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所在的学区都已承诺引进“个性化、数字化学习”。Facebook的工程师为Summit Public Schools【译注：美国一家特许学校集团】免费编写了学习软件，成百上千的学校正在复制这类机构的教学方式。

在印度，约半数小学毕业生无法读懂一段简单的文字，很多学生听不懂上课内容。Mindspark之类的“自适应”软件可以推断出一个孩子的知识范围，并提出相应的问题。最近有一篇论文发现，在对穷国进行的各类教育研究中，在课余使用Mindspark学习的印度孩子在数学和阅读方面取得的进步最大。

教育技术辅助学习的另一个途径是让学校教育变得更有成效。在加州，一些学校正在利用软件来改革传统教育模式。学生不用教科书，而是使用“播放列表”访问在线课程并接受测试。软件可以评估学童的进步，减轻教师阅卷打分的工作量，加深老师对学生的了解。教师可将节省出来的时间花在其他任务上，如培养学生的社交技能，或提供一对一的辅导。201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率先采纳这种教育模式的学校，学生比其他学校的同龄学生成绩更好。

留心负面因素

这样的创新是受欢迎的。但是，要最有效地利用教育技术，就要做好以下几件事情。首先，“个性化学习”必须依据学童的实际学习方式，而不能成为重启某些伪科学理念的借口。“学习风格”（learning styles）就是这样一种伪科学理论，声称每个孩子都有自己接受信息的独特方式。这样的无稽之谈催生了一些无益之举，比如英国政府曾经支持过的一个“教育运动学”项目——健脑操（Brain Gym）。该项目称有些学生在做算术练习时应该做做拉伸弯弯腰，再打个“提神呵欠”。

另一种影响较小的错误论调声称，技术发展意味着儿童不再需要学知识或向教师学习——上Google搜一搜就可以了。一些教育学家更进一步，认为知识妨碍了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等能力的发展。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一个装满知识的头脑才能促进这些能力的发展。莎士比亚从小接受的是拉丁语短语和语法规则训练，但却写出了几部像样的戏剧。2015年，一项包含1200项教育元分析的大型研究发现，最能有效促进学习的20种方法几乎全部依赖老师的教导。

第二个必行之举是确保教育技术会缩小而不是扩大教育不平等。在这方面有些值得乐观的理由。先行引入教育技术的学校中，有一些是硅谷的私立学校，但更多的是特许教育机构开办的学校，招收的也主要是贫困学生，例如Rocketship和Achievement First，或是Summit。Summit毕业生的大学升学率高达99%，成绩落后的学生与普通学校的后进学生相比，取得的进步也最大。在美国之外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研究机构J-PAL在印度开展的针对教育技术的研究发现，教育技术最大的受益者是利用软件接受补习的儿童。

第三，只有被教师接受，教育科技才能实现其潜力。教师要求提供教育技术类产品发挥作用的证据，他们是对的，但怀疑态度不应转变成卢德主义。圣保罗是个不错的范例，那里的教师欢迎自适应软件公司Geekie进入公立学校。

1984年，斯金纳称反对技术是教育的“耻辱”。鉴于今天教育技术显现出的潜力，课堂中已容不得固守成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