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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今年6月的高通魅族专利官司日前又生出波澜。据外媒报道，高通周五宣布，该公司已在美国、德国和法国采取行动，处理魅族侵犯公司专利的问题。高通执行副总裁兼总法律顾问唐·罗森伯格（Don Rosenberg）对此表示，“魅族拒绝真诚的与公司协商授权协议。该公司在全球销售和配送侵权产品，这也让高通没有任何选择，只能通过这些额外的法律手段来保护自身的专利权。”
据外媒透露，高通所说的采取法律手段保护自身专利权包括，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投诉，向慕尼黑地方法院起诉魅族侵犯公司专利，以及在法国倡导侵权扣押行动，收集魅族在法国可能出现的侵权行为的证据。
今年六月，高通首先对魅族提起十余项诉讼，控告魅族对其进行专利侵权。高通率先出战，魅族以强硬态度声明将奉陪到底，并声称高通提出的要求均为霸王条款。
高通与魅族僵持不下之时，9月底据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爆料，魅族将于高通就专利案达成庭外和解，并将推出搭载高通骁龙821处理器的手机，以填补今年至今都没有真旗舰的产品线。
另有消息称，魅族副总裁李楠将在“十一”之前就此事公开发声。然而此消息爆料的信息并没有成为现实。
此次高通在美国、德国和法国三地采取行动，投诉魅族，魅族方面已然做出回应，按照魅族的说法，那就是他们愿意支付专利费，但希望费率能够合理化。
魅族回应全文
魅族愿意为专利付费，但是需要合理费率。
如果按照高通目前提出的收费标准，并将手机厂商要缴纳给高通及其他数十家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人声明的专利费用叠加，根据由两位智能手机诉讼案件律师和一位英特尔高管共同撰写的一份长达66页的报告显示，这些费用会占手机售价的约1/3。一台售价400美元的智能手机，需要交纳120多美元的专利费用！
若高通得逞，此收费模式作为判例被持续参考，中国整个手机行业都会面临危机。
其实给高通专利费的其他中国品牌，也没有解决所有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人的问题。魅族认为，对待标准必要专利的收费合理性问题，必须有全局的，长期的眼光，不能走到哪里算哪里，得过且过。
高通收取垄断性的、不合理的费率的情况如果不被制止的话，会有以下战略性历史性恶果。
首先，每年会有百亿美元计的专利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其次，会有一批民族企业的发展遭到不公平的打击。
高通的专利真的很不合理吗？
要深究整件事的错与对，我们就必须对高通的专利模式做一次了解。
高通公司成立于1985年7月，是一家美国的无线电通信技术研发公司，以在CDMA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闻名。
作为全球移动芯片领域的领跑者，高通在3G乃至的移动通信技术领域占据绝对核心地位。
高通在2001年3月确认第三代（3G）移动通信三大国际标准时确立了其“卖专利”的商业模式，这也是其最丰厚的收入来源。
据高通公司的2014 年第四季财报显示，芯片销售收入占公司总营收的74%，专利授权费贡献了公司58% 的运营利润，在过去五年中高通的专利授权费收入高达300 亿美元。
高通专利许可的费用怎么收呢？
高通的做法是不向芯片厂商授权，转而向这些芯片厂商的客户收取专利费，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其按整机收费的模式。
其专利授权费包括两部分：
第一，固定的授权费（licensefee），通常为每个厂家50万美元；
第二，浮动的专利使用费（royalties），即按手机的出厂价向手机厂商收取一定比例的专利费。
问题来了，高通销售的明明是手机中的芯片，为什么是按手机的出厂价来收取一定比例的专利费呢？
有使用高通专利的某国内手机厂商向记者说明，高通公司的专利授权费包括固定的授权费和浮动的专利使用费两部分，对各厂商固定的授权费通常为几十万至百万元不等;浮动的专利使用费即按手机的出厂价向手机厂商收取一定比例的专利费。在中国，WCDMA和CDMA手机的专利收取比例为5%，LTE的专利收取比例为4%。这一价值不菲的专利收费比例及模式被业界冠以“高通税”之名。多年来，很多国内手机厂商对此抱怨不断却也表示无可奈何，“高通毕竟是手机市场上最大的芯片供应商。”该手机厂商人士说。这就是被行业内所诟病的“高通税”——按整机收费。
因为将专利许可与芯片捆绑销售，可以使高通获得比单纯销售芯片高得多的利润。
手机厂商每出货一部手机，除支付高通芯片费用外，还要按照整机售价额外支付5%的专利授权费用给高通，这种专利授权收费模式在业界被称为“高通税”。
有的朋友会问，高通销售的是芯片，为什么不向芯片厂商授权？
当然是从利润上来考虑，如果向芯片厂商授权，高通就无法继续向其客户也就是手机厂商进行二次收费了，也就无法维持其现有的按整机批发价进行收费的模式了。
高通凭借“高通税”成为全世界最赚钱的科技公司之一。
到了中国，高通不仅实行芯片销售+专利许可的商业模式，同时还增加了一个“免费反许可”。
什么意思呢？
高通与中国企业签订协议时，手机厂商欲使用高通芯片，前提是必须与高通签署专利授权协议，将手机企业的相关专利免费反授权给高通，且规定不得利用这些专利起诉高通的其他客户。
高通通过免费反许可，将所有相关专利整合，能够有效避免专利纠纷，让高通的芯片更受手机厂商的欢迎。这就是高通的“免费反许可”政策。
因此所有从事与3G相关的生产与销售的企业，都必须与高通签署专利授权合同，它卖的只是手机芯片，却多年坚持要按整个终端售价的一定比例收取专利费，于是乎，从手机屏幕、手机壳、电池、相机、耳机……乃至手机上镶嵌的钻石，都得为高通的芯片支付专利费。
而面对外界关于其专利收费的各种指控，高通内部亦有自己的说法。
记者在以多种渠道接触高通公司的过程中，一高通内部人士这样表示，“外界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高通。”他的理由是，高通在研发中投入了大量资金，每年提供给客户的专利包都会不断扩大，可并不会因此提高收费，而外界尤其是媒体对这一点所提甚少。
高通年报显示，公司确实在研发上有着巨额和持续的投入。1992年至2008年间，高通公司在研发上的累计投入已经超过了104亿美元，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平均为16%，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并且在移动通信技术发生重大演进的年份里，如在1995年—1996年对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3G)研发时期、2006年—2008年对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4G)研发期间，高通公司的研发投入占比销售收入都平均超过了20%。
此外，高通还通过不断收购来实现技术上的积累和跨越。据了解，自2000年以来，高通公司收购行为不断，其中，对Flarion公司的那场大手笔收购尤为瞩目。2005年，高通公司用价值6.13亿美元的现金和股票收购了无线设备公司Flarion，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司是正交频分多址(OFDMA)技术的开发者和拥有者。OFDMA技术已经被业界认可，为3G长期演进以及4G时代将会采用的一种技术体制，高通公司收购Flarion后获得了300多项OFDMA技术专利以及在这个领域的工程师资源，类似的收购行为无疑巩固了高通在移动通信领域的领先地位。
在高通“不合理”的收费之下，中国政府发动了对高通的反垄断调查。发改委向高通开出了60.88亿元（美元9.75亿）的天价罚单，这个罚款是2014年反垄断罚款的数倍之多。高通公司也发布声明称对没有异议，遵守中国政府部门的处罚。除了巨额罚款之外，高通公司的专利收费模式也被要求整改，之前基于整机销售的授权模式将改为基于整机净销售价的65%收取专利费。
其他的条款还有
·高通将提供专利清单，不再对过期专利收费。
·不再要求中国手机企业将专利进行反向许可。（之前高通要求凡是使用高通芯片的公司，都要将专利反向授权给高通，这样做可以避免高通的客户限于专利战中）
·专利许可中不能再要求搭售非无线通信必要专利。
·销售基带芯片时不能要求签订不合理协议。
面对专利时，中国企业该怎么办
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一直以来遭到国际社会诟病。在国内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成本偏低，而维权成本高、周期长、收益低，以至于中国专利侵权事件频发，侵权者存在侥幸心理躲避被追究的事件比比皆是。
中国作为后起的工业国家, 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尤其是核心技术大多依赖国外进口。因此，中国政府比较倾向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有包容性，要考虑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发展机会，要防止知识产权滥用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消费者被剥削，从而最终导致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受损”。这种论断究竟合理与否，暂且不论；但在实践中，确有政府试图通过反垄断等手段压低外国专利在中国的价值，对本土企业实施倾向性保护措施的嫌疑。
在微软并购诺基亚一案中，欧盟和美国反垄断部门对这项收购均无条件予以放行，但中国商务部却给了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其中有一项限制条件便是收购之后微软不得提高其专利费用。国家发改委调查IDC反垄断案，最终也以IDC承诺降低许可费等众多条件而终止。高通反垄断案中，据消息人士说, 最终处罚结果包括大幅降低专利费金额。这三个案件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中国企业的投诉。这样依靠行政手段对专利权人的施压, 尽管短期看有利于中国国内企业, 对中国尽快成为创新社会并非好事。
在全球化的时代，专利保护还是地域性的，而跨国公司对其专利保护会有全球性战略安排。这也就不难明白为何爱立信没在中国直接对小米提起诉讼，而是“守株待兔”了三年才在印度下手。爱立信一定是估计到在中国诉讼可能遇到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国家保护主义，甚至还可能会被反咬一口。这也是为什么现实中许多中国企业不支付专利费，但外资企业很少在中国提起诉讼的原因。
政府在过去若干年对知识产权弱化保护的初衷是为民族品牌进行研发和提高自身实力争取时间、创造机会。这也靠成了企业的一种路径依赖——既然中国企业已经以较低成本获得了核心技术，它们就没有动力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提高创新能力。看看小米持有的专利数量，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然而，如果中国企业不加大投入以掌握真正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又不愿意支付专利使用费，走出国门后企业只能陷入专利纠纷的泥潭。
小米并不是第一家在走出国门后遭遇专利危机的侵权企业。2010年，深圳“基伍”被爱立信和诺基亚起诉。这两大手机生产商的一纸诉状，让当年的基伍猝不及防，几乎一败涂地。
另一方面，中国现也不乏知名企业如华为、中兴等，开始斥巨资加强对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建设，他们也开始对知识产权保护产生了强烈需求。而同为中国企业，政府似乎没有再偏袒哪一方的必要。因此，最终结果必然是中国新兴企业将会面临更多专利纠纷。
新兴企业能否找到合适方法应对专利危机，从大的方面说，决定着中国能否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从小的方面说，关系到新兴产业中每一个中国企业的前途命运和发展前景。
专利是所有新兴企业不得不迈的一道门槛。要应对专利危机，技术和法律两把利剑缺一不可。新兴产业既要加大创新投入、增强创新能力，同时又要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妥善处理专利纠纷。
从法律来说，国家和政府应当严格执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除非在极端情况下如专利蟑螂诉讼，否则不应随意妥协。在企业层面，新兴企业无论是在国内经营还是走出国门，拥有一只专业的法律团队进行专利运作是非常必要的。在新兴产业中，专利交易不可避免，即便是创新能力非常强的企业，也需要从其他企业购买专利增强自己产品的竞争力。以高通为例，它虽是一家无线通信技术和芯片公司，据说其聘请的律师比工程师还多。
中国企业，特别是新兴的技术密集型企业缺少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更缺乏保护能力。单靠政府力量不可持续，也不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当下，要想顺利走出去，中国企业一方面要重视保护自己研发的专利技术，另一方面，也要确保准确评估走出去的法律风险, 确保能够运用法律武器在专利纠纷中保护自己。在中国，高通和爱立信这样的企业收取足额的专利保护费并不容易。但在中国境外，这些外国企业非常擅长利用法律武器对付中国企业，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只有两种选择，第一，放弃海外市场，第二，缴纳专利费。无论中国企业如何选择，都是外国专利权人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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