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男人恋爱时》剧照
交了五万块之后，他们就开始教我如何“带人”了。我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过去遇到的所有“巧合”，无非都是精心安排的结果。
前言：
当李文星的尸体出现在天津静海的水坑里时，网络上关于南派、北派传销的各色曝光才终于热闹了起来。
两年前，在毕业一年后被骗到异地做传销我，曾一度不愿意面对那段过往。
最初那几个把我连哄带骗拉入伙的人，他们真实地出现在我刚毕业、最迷茫的那段时间里，以朋友的身份靠近，以骗子的身份远离。
然而，直到今天，我也没办法把自己和他们完全对立起来。
大学毕业后一年，公司项目中止，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失业。早已不可能像应届毕业生一样去参加校招，而社招也因为经验不足，接连宣告失败。
在焦虑且没有目标的日子里，家人和老友的关心，让我喘不过气来。趁虚而入的“新友情”，越发容易获得信任，但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他们是有备而来。
把那些“新朋友”介绍给我的人叫沐元，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在一个小创业团队做运营。
再次和我联系的时候，沐元已经离职。那时候百无聊赖的我去西藏旅行，一天，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张手绘的漫画，把纳木措湖画成了一只猫的脸，朋友都说我，“你又不能靠画画赚钱，净干些浪费时间的事。”我无力反驳。
只有沐元点完赞后，还配上了好玩的点评。
● ● ●
那时候，我执意要留在北京，妈妈拗不过，只好把我托付给亲戚照看。可亲戚也只是劝我，“刚毕业都不好找工作，你自己很难在陌生的环境里生存下来，听话，回家去，我和你妈都会想办法。”
大学同学都有了不错的工作，有几个甚至开了自己的画展，得到了有名气的批评家的赏识。他们愉快地抱团取暖，我只能退缩。
只有不算熟悉，交情尚浅的人，才适合在这种情况下联系。
旅行回来之后，沐元约我见面。他鼓励我，完全可以留下来做自由职业，无论是靠写文案，还是画漫画，深谙运营之道的他，愿意帮我去找客户。对我而言，这简直是喜从天降。
而且，他也并非只是说说而已。
在之后的一个礼拜，沐元为我介绍了两拨人，一类是有可能成为我客户的人，几个留学生，一个个年轻、聪明。另一类则是他的“朋友们”，聚会时，他们似乎都非常贴心，像认识很久一样，安慰我、听我倒苦水，让我感觉很温暖。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是沐元专门为我安排的家族成员——在这个“家族分支”里，我是沐元选择出来的下线。
他已经开始为后续的一系列“控制”做准备了。
我和沐元的“朋友们”很快就熟悉了起来。
一个男生叫文森，画着细细眼线，留着寸头，长相清秀；一个叫姜山，喜欢戴着印有“北京暴徒”字样的鸭舌帽；还有一一，略带些神经质的漂亮姑娘。
后来，在我正式进入组织并接受培训后，我才知道，他们三个都在一个济南传销组织的“家族”里，一一是“家长”，是他们几个人中级别最高的，“二家长”是姜山，他的“孩子”是文森和沐元。
按照他们体系的划分，我是沐元的直系“孩子”。这种叫法，很难在真实世界里叫出口，但是在济南他们租的那十几座房子里，彼此报家族、认家长，是每天都要重复很多遍的事情。
一开始，我就对文森尤为信任——如果信任是彼此暴露秘密，那么发现他的同性恋身份并得到他的肯定，的确让我和他迅速熟络起来。
文森有女孩子的细腻，声音温柔，那时候，我们常常聊天到半夜。
“相信我，你没和那个男人在一起，是那个男人瞎！”他总是这样，让原本还在默默流泪的我，在深夜破涕为笑。
● ● ●
许多事似乎都是因果相连。自始至终，我都对文森充满了信任。
那时候，文森在二环内一家叫“野樱桃”的咖啡馆上班，自从认识他之后，那里成了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画画、写作，或者只是坐着发呆。复古的装饰，吧台上一串串小灯亮起来像星星一般。
当然，后来，当沐元把我第一次带到济南之后，再回到北京，我才发现，这家咖啡馆原来就是家族众多联络地之一。
可那时候，我对此一无所知。
很快，沐元得意洋洋地告诉我，有一个项目需要插画师，而且负责人和他很熟，他觉得我很合适。
我也很开心，当即让沐元帮我定了车票。
到济南的那天，我并没有住进宾馆，而是住进了他们安排的在一个小区里的三室一厅，刚进屋，我就连着问了许多关于这次行程和“面试”的安排。沐元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但尽量表现出幽默机智，边和我开玩笑边安慰我说，“不要担心。这次你能来，是件大好事儿，明天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起床洗漱完，吃着沐元买回来的早餐，满心期待着，到底会有什么好事儿发生。就见沐元掏出一只老人机，接了个电话，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一个卷发的姑娘走了进来。
她自称是一名剪辑师，聊了一会儿天，开始给我讲述起一套闻所未闻的“经济理论”。我还挺奇怪，不知道这和自己即将做的“项目”有什么关系。从数字裂变实验讲起，到“五进三”模式，我一头雾水，她甚至掏出笔和纸，认真地画了起来。
我忽然有点警觉，借口上厕所的时候，迅速用手机搜索起这些名词。它们无一例外，都指向另一个关键词——“传销”。
从厕所出来，我直接回了自己房间，关起门，不再理会屋外的沐元和陌生女人，紧张得收拾起行李。
“她已经走了，你出来吧……”屋外，沐元声音有点怯生生的。去意已决的我，开门的时候却傻眼了，客厅里赫然站着文森、姜山，还有一一。
当时，没搞清楚状况的我，一下又看到了这么多老朋友，除了惊讶和惊喜还能说什呢？
文森拍拍我的肩膀，“我们也是好心，真的想帮你，也怕你有误会，回去的票就在这，你要走现在就可以走。”他说话的时候，语气很无奈，反倒像我误解了他们的好意。
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屋里一直在来“客人”，沐元他们去忙碌的时候，文森就留下来陪着我。
短短一早晨，屋里就来了三拨陌生人，每小时一换，中午午饭过后，沐元、一一开始带着我去“串门”。都是在相邻小区的不同房子里，两人似乎已经非常熟悉这套“带人”模式，上楼之前，先打电话，进门介绍，离开时带垃圾下楼，礼貌、有序，像经过了特殊训练。
回想起来，这一天见过的所有人，都和我有某些关联，要么是念过同一所大学，要么就是学过画画或者设计。话题也都从聊天开始，以组织结构介绍结束。
所有人讲得内容都类似，大体就是，这个组织，是把在北京生活的年轻人带到济南，组成一个“俱乐部”，大家一起玩一个叫“五进三”的游戏。当说到“这个游戏能赚多少钱”的时候，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扬起野心勃勃的脸，告诉我这里发生过了哪些“奇迹”。
一天下来，我听了太多故事，回到住处，没有时间多想就沉沉睡去了。
接下来的两天，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运动轨迹。
“我们资金是安全的，你看我们租了那么多房子，还能跑咋的？”
“你还小，就遇到这种好事，说明你遇到真心对你的朋友了。”一位东北口音的胖女人言之凿凿地对我说，后来，她的话像印在我的脑子里一样，不断地回放，再回放。
“我们怎么会是传销呢？传销都会打你，饿着你，可是你看你是自由的啊。”
这是文森说过的、也是所有人对我说过的话里面，最动摇我的一句。
第一次济南“考察”之后，我想过报警，也试图联系北京的朋友，但最终都没有实施。最让我犹豫的，就是文森。他那么真诚，怎么可能骗我呢？
从济南回到北京之后，我下意识地警觉起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在文森给我灌输的新价值里，从前所谓的“朋友”，都是利用、欺骗过我之后，把我从他们的利益圈子中远远地推出去，只有沐元和他们济南的这些“朋友”，才是值得信任的。
很快，文森的情感攻势更加猛烈起来，“只要你交钱，你就是家族的成员，你是沐元的朋友，我和一一他们在帮你，也是在帮他，他上了新的级别，就会有钱分。”
沐元也一直追问我。我只好用现在钱不够的理由拖延着。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沐元也带了别的人去济南，他很着急，因为一个人只能邀请三个人入伙。
一天下午，在咖啡馆，文森从我的手机通讯录里，翻出一个长长的名单，都是与我联系密切的人，“你也是在用这种方式去检测，测验你通讯录里的这些人，谁会借钱给你，谁是欺骗你的感情。”文森提议我去向别人借钱。
随后赶来的姜山提出了另一套说辞，“你现在找他们借钱，以后从俱乐部里赚到了，再还给他们就是了。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随后，我用了三天，问过去的朋友们借了三万块，加上自己的存款，一共五万，一起交给了姜山，而他把钱带去了济南，交给了更为神秘的“大家长”。
等我第二次到济南的时候，已经成为了家族里的“三星会员”了。
来到济南的第一天，他们就开始教我如何“带人”了。
我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过去遇到的所有“巧合”，那些“信任感”的建立，都是精心安排的结果，恐惧油然而生。
我依旧对文森还是抱有信任的，第二天晚上，我发微信向他求助，“我现在该怎么办？你也是被逼的吧，我的钱现在是不是在姜山那？你告诉他我退出，骗人我做不到的。”
可没想到，自己的求救很快使我陷入更为糟糕的境地。因为文森把我对他说的话，全部告诉了这一分支的上级。
转天，一位五星级别的“家长”便来找我谈话了。和在这里见到的其他人不同，那些人絮絮叨叨说个不停，可这位家长则是长久地坐在沙发里，面色凝重，他知道我的所有过往，他把那些悲伤的回忆添油加醋的再重复一遍，一句一句，像耳光一样。
一个小时的逼问后，我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蹲在地上呜呜哭了起来。下午，我就像丢了魂一样，按照电话指令，穿梭在不同楼栋之间，乖乖地听那些规章，器械地背诵着。
等再次回到住的地方，已经有“新人”来做客了，我被要求着，参与聊天，参与游戏。游戏的时候，早就神情恍惚的我，接连犯错，甚至认不清自己手里扑克牌的图形。
文森总会在一边打圆场，替我圆过去。
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但唯一确定的是，如此善良的文森，肯定不是故意在骗我，这里的每个人都被什么东西胁迫着，像是着了魔。
● ● ●
夜晚十二点已过，这里的人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睡觉，但是只要有谁睡不着，其他人就会来找你聊天。
假装睡觉的时候，我发了疯一样发信息给文森，“不要再告诉别人我说的话，现在告诉我，怎么离开这里！”
“我知道你也被迫的，我的钱还在姜山那里么？我要退出。”
在几十条这样的问句后，文森回复我，“你从这里拿不出来钱的，除非继续骗下去。”
我告诉自己，钱可以不要了，但必须摆脱他们的控制。
第三天清晨，我开始雷霆大作起来，骂每一个看到的人，破坏性地摔东西，像失心疯了一样。
没人敢拦着我，我带着行李直接到了火车站，一路上除了尖叫，就是大哭，用上全部能量吸引路人的围观。
我想这样，他们就不会来追上我了。
回到北京，我立刻打电话给撸总求助，撸总是沐元之前所在的创业团队的领导，也是我和沐元共同认识的、最后一个和此事无关的人。
撸总告诉我不要再联系山东认识的所有人，还挨个打了很多电话，告诉所有他和沐元共同认识的人，远离这个魔鬼。撸总告诉我，“一个人去战胜心性的魔障很难，一千个人没准能战胜，但也不要迷恋归属感。”
也许是撸总的扩散起了作用，沐元和我通过沐元认识的所有人，都没有再找过我。这件事最终留下的，除了债务，还有更加脆弱的神经，无异于一次信任的灾后重建。
上班，打工，远走南方，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偿还了所有债务，可心理的余震却迟迟难以消除。
在很长时间之后，我给文森打过电话，所有在济南认识的人，我都没再联系过，只有他。我至今仍旧相信，文森并不想强迫我做任何事，只因为他同样是被强迫的。
我问他有没有继续在做这个，文森语焉不详，我不知该说什么，甚至连劝他离开都没有说出口。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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