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与王同惠在蜜月期间（选自费皖编《费孝通在二○○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五年十一月）。（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3月23日《南方周末》）
2000年8月13日，是个星期天，我到谢泳家聊天，他把一册王同惠著《广西省象县东南乡花篮猺社会组织》（按：瑶族在新中国成立前，被称为傜人、猺民，本文依据作者写作年代的不同，分别采用，不作统一；书名以下引用时简称）送给我，并题记：“五月间，在上海购得此书。苏华兄对费孝通的著作颇多留意。此书为费孝通整理，送苏华兄存念。”
得到这本书后，我有两个问题一直想搞清楚：一是很奇怪费孝通在整理编辑王同惠的这本遗著后，为什么要把此书“敬献于以学为国本的张君劢先生”？二是王同惠短短三年的学术成就如何判定？
第一个问题，很快找到答案：张君劢在燕京大学任教时，费孝通经由吴文藻介绍认识了张君劢，并常去听他的哲学课，还为张君劢在北平创办的《再生》杂志投稿。从清华研究院硕士毕业后，费孝通的导师、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让他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一年之后，再申请公费出国进修。当时新桂系正在通过教育和调查手段推广对“特种部族”的新政，经张君劢帮忙联系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李宗仁，李宗仁又与时任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打招呼，广西省政府同意给费孝通、王同惠提供调查经费，费孝通、王同惠的大瑶山人类社会学之调查才能成行。
后来我又寻访出，费孝通和王同惠之所以感谢张君劢，似乎还不仅仅基于助其获得广西官方调查经费这一项，在王同惠去世之前的《宇宙旬刊》第三卷第八期（1935年11月25日），费孝通和王同惠共同署名的《为调查研究桂省特种部族人种》，即刊载其上；王同惠去世后，《宇宙旬刊》第四卷第三期（1936年2月5日），又将其未载完的《为调查研究桂省特种部族人种》刊发了出来。《宇宙旬刊》是以张东荪、张君劢、罗隆基等人为核心的国社党所办党刊《再生》的第二个刊物，1934年12月15日在香港创刊发行，由孙宝毅主持编务，主要宣传国社党反对国民党、再造中华民国的各项主张，形成与北平的《再生》周刊南北呼应的阵势。我曾在2005年4月28日的《南方周末》上，看到过《费孝通访谈录》。费孝通在这篇访谈中提到：他在东吴大学时的好友“孙宝刚当时同张君劢在广东的一个什么学院，知道（他和王同惠一死一伤）后赶来桂平，他把我背出来，顺着西江坐船到广东，他照顾我从广西一直到梧州，送我到了医院。大概路上耽误一个月，当时到广西大学。”费孝通所说的孙宝刚即是主持《宇宙旬刊》的孙宝毅的兄长。由此判断，他和王同惠共同署名的《为调查研究桂省特种部族人种》未载完之篇章，大概就是由孙宝刚带回到广州交由其弟孙宝毅，或是费孝通在广州柔济医院治疗足疾时，通过张君劢刊发的。费孝通的这么一句话：“这里面故事长了，你们可以当故事来听，我都没有写出来……”也影响到我对第三个问题“王同惠最初的墓和墓碑到底在何处”的判断。
第二个问题，认真看过《花篮猺社会组织》王同惠所写的社会组织部分，再循着吴文藻为这本书所撰写的长篇导言，王同惠的学识和学术研究水准也逐渐地清晰起来。
1932年，比利时来华传教士许让神父（Schram，L.L.中文名康国泰）在西宁传教时，用法文撰写了《甘肃土人的婚姻》一书，由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印行。吴文藻在讲“文化人类学”和“家族制度”课时讲到了这本书，引起王同惠的注意，并立志要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当时刚修法文三年的王同惠即有这种心志，连费孝通都不大明白这是为什么。他在《甘肃土人的婚姻》（费孝通、王同惠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中译本序言中说：“这本书在当时人类学界并不能说是一本有名的著作，许让神父在人类学界也并不是个著名的学者。同惠怎么会挑这本书来翻译的呢？她没有同我说明过。”当费孝通与王同惠有了“穿梭往来、红门立雪、认同知己、合作翻译的亲密关系”之后，费孝通感叹道：“她的法文还不过三年程度，就是说她只学了三年法文，就有能力和胆力翻译这本用法文写成的人类学调查报告了。她学习语言的能力确是超越了常人的天才，一般大学生是做不到的，何况她又不是专业学习法语的学生。”费孝通的法语水平如何？据自述：“我这时正在为清华研究院毕业时需要考试第二外国语发愁。我的法文刚入门不久，进步很慢。我就同意她对着原文，按她的译稿边学边抄，作为补习我的第二外国语的机会。”由此可以推断，主译该是王同惠。另据吴文藻对王同惠的评语：“思想超越，为学勤奋，而且在语言上又有绝特的天才。”
由于学术生命短暂，我所能看到的王同惠留下的文字，只有连载在北平《晨报》和天津《益世报》上的《桂行通讯》中的五篇旅行记：《百丈村》《门头猺村》《六巷（一）》《六巷（二）》《六巷（三）》，以及《花篮猺社会组织》中由王同惠分工担任的社会组织研究部分。王同惠所执笔的这五篇旅行记，事由写得一清二楚，途中行脚费用，记得颇为详细，亦插有对广西问题的所见所思，一种女性的敏感时时跳跃纸上。散文水平，足以和民国时期女作家相媲美。而《花篮猺社会组织》，语言风格仍是中国式的，明白通畅。
王同惠不是对金秀花篮瑶进行实地调查的第一人，在她之前，1928年5月10日，生物学家和农史专家辛树帜率领中山大学动植物标本采集队就曾来过这里。时为中山大学动物学系助教的任国荣，除了有著名的《广西大瑶山鸟类之研究》专著之外，还撰写了《瑶山两月观察记》。任国荣的后一本著作内容涉及大瑶山的地形地貌、交通现状、金秀瑶族人种分类、婚外两性关系、社会组织、饮食居住、土产买卖、婚嫁丧葬等内容。多年之后，他将《瑶山两月观察记》及其后又赴广东北江瑶山调查所写《广东北江瑶山杂记》合在一起，定书名为《两广瑶山调查》，于193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虽然均为对广西瑶族的田野调查，但王同惠实地调查出的大瑶山瑶民社会基本结构，是从家属出发，再由亲属关系延伸到民族关系的结论，却是任国荣的两种著作所没有的。我以为研究者对王同惠的调查方法、学术研究的思路和贡献，并没有多加关注，研究的深度也不够。如，王同惠确定了金秀大瑶山五个瑶族族群的称谓，深入细致地描述了花篮瑶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状况，发现了花篮瑶社会人口停滞和减少的现象，揭示了大瑶山土地占有形式和族团之间的矛盾关系，并对族团矛盾关系发展走向做出了准确的预测。此外，还发现了三件石牌，剖析了石牌制度的内涵，留下了15帧珍贵的历史照片，等等（韦杨《重读花篮瑶社会组织》，《百色学院学报》，2006年10月，第十九卷第五期，15—17页）。
因了谢泳送我王同惠所著这本《花篮猺社会组织》，这十几年间，阅读的喜悦与悲伤，以及一些解不开的困惑，时时伴随着我。但历史的细节总是迷人的，每当有了新的材料发现之后，总有一种莫名的欢愉。目前我能交出的阅读答卷只能是这个样子了。期望有专深研究者，对王同惠这位非凡的“救夫殉学”的女学人，做出更为扎实可信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