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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创新驱动型增长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 公众号 · 金融 · 2025-01-08 20:37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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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大国发院官微发表了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的文章。

黄益平指出，中国经济在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成本提高、人口老龄化和国际市场上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三方面变化。保持经济增长，关键要转变增长模式，走向创新驱动型增长。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就是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重点是提升创新能力。

实现创新驱动型增长，政府需要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民企是创新的主力，但企业的竞争优势已经从过去主要靠成本低转为依靠产品与服务的独到性；产业政策的目的应该是克服市场失灵。政策上应当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发挥金融对于创新的支持作用，并保持开放。

面对欧美市场不断提升的不确定性，黄益平建议把目光更多地放到全球南方国家，即发展中国家。新能源产品对这些国家而言极具价值。面对国际新环境，必须认识到中国已经从小国经济转变为大国经济，应多考虑别国可能的反应，提早加以应对。

*本文根据作者在2024年9月10日北大国发院EMBA论坛第94期活动上的演讲整理。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立场。

”

2024年4月7日，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到访北大国发院。在两个多小时的交流中，耶伦讨论的主题之一是产能过剩。她认为中国通过政府补贴或其他一些支持政策，已经在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形成规模巨大的过剩产能。这些过剩产能会冲击国际贸易秩序，会影响美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随后，美国政府在5月份把中国电动汽车关税税率从25%提升到100%。

在耶伦或一些美国人看来，中国将新能源产品做成了一个庞大产业，可能会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一些产业造成冲击，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这“新三样”尤其如此。

萨默斯是美国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他看到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靠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来拉动，比如服装、旅游纪念品、鞋帽玩具等。后来家电业接棒，再后来就是房地产，相继为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支撑作用。不过萨默斯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可持续的增长，继房地产业之后，下一个支柱产业可能是什么？

如果把萨默斯和耶伦的观点对比来看，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已经在发生变化。从萨默斯的不确定中国能否形成新的支柱产业来支撑经济增长，到耶伦担心中国的新兴产业冲击美国产业和就业。

这就是今天想讨论的主题，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未来中国能否形成一批高科技、高质量的新兴产业支撑经济的长期增长？创新驱动型增长在中国能否实现？在这一过程中，什么是决定性的变量？需要做些什么？

如何认识新阶段的重要变化？

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这个新阶段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中国2049》。这是北大国发院和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组成联合课题组所做的研究成果，主要内容是中国从现在到2049年，即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之后走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间的这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状态、挑战和应对之策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可能面对怎样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根据中美两国智库专家的共同研究，中国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三方面的变化值得重视。

第一是成本水平变化。中国的成本水平提高，低成本优势不再，想要继续依靠低成本优势发展的产业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人均GDP约为156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经济学的语境中，贫穷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成本低。在低成本的前提下，只要产品质量还过得去，容易找到市场，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低成本优势。

改革开放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利用低成本优势，以及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2023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2700美元，距离世界银行规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只有一步之遥。这意味着我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生活水平改善了。但与此同时，成本水平也上升了。

当前的低端制造品市场，很多已经被来自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越南等国家的产品所占领，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成本比我国低。在此情况下，我们面临的挑战不言而喻，只有做出更好的、附加值更高的产品，进一步提高效率，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拥有竞争力。

第二是人口结构变化。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巨大挑战。

改革开放后，我国享受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指的是在整个人口中，年轻劳动力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不断上升，这对经济发展肯定有利。

但这一趋势在约十年前开始发生逆转，目前我国老龄化人口在人口总量中的占比已达15%。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我国社会已经呈现出中度老龄化的特征。劳动人口不断减少，老龄人口不断增加，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会带来一定冲击。

第三是国际市场环境变化。从全球化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过去40多年，我国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环境。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兴起就遇到全球化的好时代，各国都在开放市场，我国的出口和直接对华投资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现在这两方面的拉动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全球化市场中的限制越来越多，全球化趋势已经发生逆转。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在大选期间他声称要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60%的关税，最近又在社交媒体上扬言党政第一天就要对中国产品加收10%的关税。国会的一些政客也提出要取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PNTR）。

为什么要提升创新能力？

在上述三大挑战叠加的背景下，要做出怎样的改变，才能保持经济增长？我认为关键是增长模式要发生转变。过去40多年支持中国增长的这一套习以为常的做法，将来已经很难持续。

要转变增长模式，必须更多地靠创新，从过去建立在低成本水平优势基础上的粗放式、要素投入式增长，走向创新驱动式增长。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如何在劳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实现持续经济增长？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挑战。

2023年，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曾在国发院“央行行长系列讲座”中担任其中一期的主讲人，其演讲内容是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和对中国的启示。从1990年到2020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相比同期的德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其他七国集团经济增速，日本的GDP增速很慢。但是，如果把这一时期日本的GDP转化为劳均GDP，再与七国集团其他国家同时期的劳均GDP相比，日本反倒是增长最快的那个。因此白川方明得出结论，“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经济的问题不是缺乏活力，而是缺乏劳动人口。

虽然学术界对白川方明的这一结论存在争议，但他的观点仍具有参考价值。老龄化时代，虽然劳动人口数量减少，但每一个劳动力的劳均GDP产出依然有望保持强劲。那么我国有没有可能避免重走日本“失去三十年”的老路呢？

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数字技术中的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经济形态，即便在劳动力人口减少的情况下，仍有可能继续提高效率。

《中国2049》课题组专门邀请了一位劳动经济学家和一位数字技术科学家对此做过专门的分析，结论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如果做得好，就可以弥补劳动人口减少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怎样才能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得好？这是值得好好回答的问题。

图1中蓝色柱状条代表1994-2022年间中国GDP的增长情况，红线则代表这些年中美GDP的比率。可以看出，从2001年开始，红线开始明显上扬。短短20年的时间内，中美GDP比率已经从12.7%飙升至最高75.5%。

图1

但这一比率自2021年开始下降。尽管这可能与那些年美元升值的背景有关，但若中国经济持续上扬的势头持续遇阻，未来经济前景是否会受到影响？

对上述疑问，只有一条有效的回应策略，那就是依靠创新。创新已经成为下阶段拉动经济增长的非常重要的驱动力量。创新做不好，我们的经济将来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如果说过去的增长模式是低成本基础上的要素投入型，现在需要转向创新驱动型。

创新驱动型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对于创新驱动型发展，如果要落实到一个简单的指标，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就是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中央提倡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学者而言，最终也是要落到全要素生产率。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在给定投入的情况下，能有多少产出？产出越多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经济发展更高效。想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提升创新能力。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创新主要是模仿和学习。当前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我们距离国际经济技术的前沿也越来越近。这时候我们更需要原创式的创新，把自主创造转换为生产力。

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历程就是很好的例子。虽然起步较晚，我国汽车业从刚刚入世时的一穷二白，发展到今天已经实现连续15年汽车产销全球第一，连续9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全球第一，2023年我国的汽车出口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一。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加持下，我国汽车业成功实现“换道超车”，以传感器、信息通信、大数据、高精度地图等为代表的智能网联汽车与全球技术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以动力电池、充换电基础设施等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已经遥遥领先。这足以说明，在创新驱动型增长方面，我国还是大有可为。

对于中国的创新能力，国际上存在一些质疑声音。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是研究国家创新能力问题的权威专家。波特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由两大类因素决定，第一类是对研发活动的投入，包括科研人员的配备和研发资金的投入等；第二类是研发投入产出比。

我国在科研投入、人员配备等方面实力不俗。每年的大学毕业生里有很多工科的技术人才，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甚至认为中国的科研人员总数已经超过美国和欧洲。2022年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与GDP之比）为2.54%，R&D经费投入强度水平在世界上位列第13位。

然而我国的研发投入产出比相对滞后，人力、物力的投入不少，产出的前沿性、原创性创新成果并不多。

2022年，伦敦政经学院的两位学者曾发布了一份报告，专门比较和总结欧洲、日本、美国和中国知识产权在前沿技术领域里的占比。如果只看专利数量，在区块链、自动驾驶、计算机视觉领域，中国的提升速度非常快，但如果考虑到技术的质量，我们的实力还没有那么强。

从图2可以看出，蓝线代表的中国专利的追赶态势已经非常明显，在一些领域我们已经接近欧洲、日本的科研实力，但距离美国还有不小差距。

图2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科技能力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这实属正常。这意味着我国在科创领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除此之外，迈克尔·波特还列出了一些影响创新效率的因素，例如知识产权保护、经济开放度、科研机构参与、民营部门活跃度、技术专业化程度、知识存量等。

如何实现创新驱动型增长？

1、人工智能的创新

多数观点认为，就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而言，美国和中国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成绩已经相当了不起。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有多大？关于这一点，专家们的看法不尽相同。最乐观的观点认为，中国赶超美国只需六个月；悲观的观点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创新不是刻舟求剑。在我看来，即便我们用了六个月时间完成赶超，六个月之后，美国可能又有新的创新问世。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是算力、算法、数据简单的拼插组合，中美人工智能发展的差距并不仅仅存在于某个单项领域，更多地是以上三要素系统组合后，能否丝滑、顺畅地运转起来。

创新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能用机械的思维进行预估；创新需要土壤，需要精心呵护才能成长。对此，政府需要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

2、产业政策的利弊得失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比如在创新方面，完全依靠市场手段，依靠一家或几家企业实现技术突破，这样的做法存在太多不确定性。这时候政府给予一些适当的产业政策支持，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产业政策目的应该是克服市场失灵，在市场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之时，产业政策可以助力企业顺利进入新兴产业。从这个角度而言，产业政策是有必要的。如何发挥产业政策作用，弥补市场的不足，且不对市场的正常运行有明显的副作用，这就非常考验政府的智慧。

比如新能源领域，国家为支持大家多做新能源产品，给予了一些产业政策层面的支持。政策对创新大力支持肯定没问题，但是从理论上来说，无论补贴还是支持，都要在市场这个大框架下进行，支持的重点应该放在克服技术瓶颈方面。

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很多地方政府都想为支持新能源产品出力，有些工厂即便做得不算好，在中国大地上也能找到愿意接受并支持它的地方政府；有的企业因经营不善想要退出，地方政府因为担心就业，拒绝企业退出。这些做法是有问题的。

3、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

改革开放之初，放权改革曾是最为有效的经济改革举措之一。中央的一些权力下放到地方，激发了各层各级的活力，形成了所谓的“GDP锦标赛”。然而行政放权不等于市场化改革，市场仍然没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当前一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行为甚至拖了创新的后腿，限制了市场的作用。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包括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措施，相信这些都将对未来的创新发挥支撑作用。

4、民企是创新的主力

民营企业在各国都是创新的主力军，在我国也不例外。对于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大家都非常清楚。今天民营经济已经具有“56789”的特征：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该如何提升并保持企业家的信心，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确保他们有动力参与到创新中，这对于我国未来的经济命运至关重要。

支持民企就是支持创新。在我看来，应该把对民营企业的重视程度提高到非常高的地位。民企应该享受公平的待遇，还应从法律层面来确定民营企业在公平准入、公平竞争方面的地位。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这些政策精神非常好，希望能有效落实。只有企业家的信心，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高涨，我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才有希望。

5、金融支持创新活动

金融对于创新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除了科技创新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才能把技术转化成一个新兴的产业。

因此，一方面要支持资本投资创新，另一方面也要提供好的金融服务。正所谓“好的规则让坏人做好事，坏的规则让好人做坏事。”对于金融资本，要尽量多用市场化的监管手段，少用行政性的命令加以规范。比如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作用，发展耐心资本等。

纠正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完善规则，把规则落到实处。

6、保持开放的重要性

当前我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市场和国际环境与过去已有很大不同。在诸如美国“小院高墙”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开放度对创新而言格外重要，固步自封则难以保持高水平的创新。

正如耶伦到访国发院时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能的质疑。据我了解，2023年我国出口到美国的电动汽车数量非常有限，大约一万辆左右。耶伦4月份访问中国，5月份美国政府就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关税税率从25%提升到100%。在一些美国智库专家看来，这里面的政治考量远远大过经济考量。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对两党而言，除了传统票仓，争取摇摆州的选民也非常重要。如果一些摇摆州有庞大的汽车产业，加关税就是民主党政府争取摇摆州选民的一种手段。这更多是一种表态，与汽车实际进口量没有太大关系。

但我国不能因此就故步自封。毕竟美西方国家仍然掌握着世界上大部分的先进知识和科技，与这些国家的前沿科技机构保持交流非常重要。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攻克所有的科学难题，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宣称掌握所有的前沿技术。所以，开放度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变量。在地缘政治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

未来，要在坚持多边框架下，坚持维护开放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体系。简单说要让IMF、世界银行这些国际组织继续发挥作用。在这些国际组织框架之内，找到立场相近的国家，一起维持相对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系。与此同时，也不排除单边的开放，比如最近我国推出的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对于提升中外交流大有裨益。同时对33个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实行零关税政策，既反映了我国开放的决心，也体现了我国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的情怀。

关于未来的建议

目前看，我国“新三样”的主要市场在欧美，但欧美市场面临的困难变得越来越多，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建议把目光更多地放到全球南方国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我提出“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的思路是受到二战结束时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的启发。那时候，美国斥巨资支持欧洲国家重建、复兴，最后达到了利人利己的效果。

新能源产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极具价值，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绿色转型的任务，需要新能源产品。这些国家没有技术，缺乏资金，凭借自己的力量很难生产出新能源产品。“全球南方国家绿色发展计划”可以使用商业性工具、政策性工具、甚至直接援助，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绿色转型和经济发展。这样做的好处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长期贸易顺差对我国的发展不利；短期看也需要海外市场消化产能。

过剩产能问题在国内是长期存在的，不是今天才有。过去我国把过剩的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没有引起太大反应。所以，就算每年都存在过剩产能的问题，可以通过出口消化。很多企业家也认为，只要能卖得出去，只要有市场，就不算过剩。随着地缘政治矛盾日益突出，西方一些政客认为只要存在潜在影响，就会拿中国的产能做文章，这是必须清醒认识到的国际新环境。

必须认识到中国已经从小国经济转变为大国经济。小国经济和大国经济有什么差别？主要进出口量的增减会不会影响国际市场的均衡。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大国“卖什么，什么变便宜；买什么，什么变贵”，这是大国经济一个典型特征。如果这时候还像过去一样大量地向国际市场出口产品，确实会影响国际市场的均衡，引发一些国家的忧虑。

对此，必须引起重视。今天的美国政府依然想把制造业吸引回美国，为本国的小镇蓝领青年创造就业。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既不合理也不可行。然而从美国政府的角度看，这是大国经济必须考虑的问题。我国既然已经成为大国经济，就要多考虑别国可能的反应，提早加以应对。

拜登的前总统经济委员会主席Brian Deese在今年9月-10月期的《外交关系》上发表文章，倡导“清洁能源马歇尔计划”。他甚至在文章中提到，在中国也有人提出类似的倡议计划。既然美国和我国都在考虑相似的问题，我认为可能有上中下三种情形：

一是上策，中美合作带动全世界实现绿色转型。美国有技术、有资金，但没有产品；中国是有资金、有产品。倘若中美能携手合作，这不仅是中美共赢，更是全世界的共赢。

二是下策，即相互拆台，各做各的。

三是中策，假如中美能各自找到自己的合作伙伴，即便是各起炉灶，对整个世界而言也是好事。

但随着特朗普即将上台，美国实施清洁能源马歇尔计划的可能性几乎已经不再存在。事实上，有传言，特朗普团队在准备再次退出巴黎协定。

客观而言，长期存在的贸易顺差可能对我国不利。因为很多公共政策的制定思维不是由经济学分析来主导。当年特朗普之所以发起贸易战，其思维就是典型的“交易思维”，即买我的东西，就是我的朋友；不买我的东西，就是占我便宜。历史上也有很多政治、军事冲突事件，根源就在于贸易严重失衡。

因此，学会和经济伙伴共同发展、共同成长，或许是未来保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思路，也是我国成长为大国经济的一门必修课。

下一步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创新。但是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终要看各自的能力。过去，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是靠成本低，现在则要靠产品与服务的独到性。希望企业不要盲目追逐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最终使得创新数量上升但质量下降，要多专注自己擅长的事。

黄益平：创新驱动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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