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自信又富裕的国度里，理应快乐而自由。
可是，事实好像又不是这样。
铺天盖地的“打工人”表情包里，藏着大家止不住的丧。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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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殳[shū]，一个神经衰弱的大叔，看书，看片，吃药丸，三位一体。最大的爱好是收集古今中外药物说明书。
和过去几年很多流行词一样，“打工人”生来敏感。
不仅因为其事关能量的正负，如之前曾被点名的“佛系”和“丧”，还因为这词是自有其历史传统的，工人，民工，农民工，打工仔，上班族，白领，蓝领，社畜——这事关“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敏感度不仅在皮肤，且深入骨髓。
古今中外，线上线下，口头书面，话语词汇的命名和解释都是权力的体现，因为话语就是民心所向与所想。所谓“带节奏”，很多情况下就是这么回事，掌控舆情走向，调节流量分布。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已然是座金字塔，或者是有学者提出的“倒放的丁字形”结构。这种结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会越来越稳定，即所谓“固化”，同时越来越不稳定，因为易发对立和冲突。
如果底下有人喊着丧，有人要佛系，那就暗示着有不丧和纵欲，这种自嘲的腔调，无论如何往好里诠释，都有点烂泥扶不上墙。
但“打工人”不一样，对于坚持每晚熬制人民牌鸡汤的厨子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管你是无奈地自嘲，无聊地跟风，还是犬儒式反抗，添一勺我的汤，搅上一搅，打从心里暖一暖，和谐又乐观。
流行词之所以流行，就是因为它简化，含糊，可以迎合或引导情绪，而拒绝对话和探讨——比如骂脏话，可以一言以蔽之：“傻逼”；也特别像唱赞歌，可以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伟大”。
与工人、民工、农民工、打工仔.......以及白领、社畜这些过去式标签相比，“打工人”不但具备了流行词的基本特点，还模糊了社会身份意识，消除了洋人文化入侵的羞耻感。于是，一方面底下的少了被歧视感，一方面上面的多了亲民感，中间的则缓解了不上不下的自我怀疑感。
这样一个让人人都舒适的标签，太适合和稀泥了。
我的日常生活里有各种人，媒体人投资人电影人出版人制片人编辑人书店人，有人是被公认的身份，有人是自封的名号，沾沾自喜里，多多少少有些尴尬。
如今有了“打工人”，踏实了，都迫不及待地贴上，众生平等，重新做人。
这是一场热热闹闹的虚假共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嚼黄连，有苦难言。
不过这共识为何发生？
或者问，为何这共识发生在这个时代，而不是民工和打工仔的时代？
古时打仗，需粮草先行，征召来随军保障后勤的农民比士兵还多，一般叫“民夫”。据说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中，这个词被改成为“民工”，抹去了封建社会那种服劳役的意思。
改革开放后，农民进城务工，“民工”有了新的意思。香港有“打工仔”的说法，相互影响之下有了打工的说法。港片里有《打工皇帝》，内地电视里有《打工妹》。
改开四十多年，一开始我们称农民进城为打工，后来大学生进民营企业工作为打工。
我曾听村里的亲戚讲自己进城打工的事，有自豪感，因为挣到了更多钱。对比在企业做白领的大学生，二者其实都是打工，并无贵贱之分。但在世人眼中，两者社会地位和自我认同落差很大，是劳心者与劳力者分高下的传统思维。
徐克《打工皇帝》（1985）里爱上打工仔的董事长女儿
落到具体现实，对于农民工和大学生白领，存在着另一种暧昧不清的评价标准，无关身份地位，却关乎实际。
有人会问：你一个月挣多少？白领往往挣得更多，更体面。
还有人问：你一个月攒多少？白领可能攒不住钱，不够花。
终极一问：打工十年后，你做什么？
回乡盖房娶妻生子过小地方的日子？继续打工维持成本更高的都市生活？成为更高层次的企业管理者？再或者中彩票了辞职去大理开间民宿？
这下彻底平等了，农民工和大学生白领在彼此身上看见了一个共通的生存逻辑：先挣足够的钱，再做想做的事。
几乎人人都说过这样的话：“等以后有钱了……”
这是一句当代中国人共享的一句台词。或者说，是一句中国梦的呢喃之语。正因为有这句共享台词，“打工人”的共识才得以成立。
它不是所谓“钱是挣不够的”或“人都是欲壑难填的”这类大而化之的套话可以解释的，而是自改革以来社会价值体系的变化结果。
娄烨《推拿》（2014）里正在享受推拿师服务的打工人
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从意识形态主导转向市场资本主导。往大了说，这其间经历了理想主义的狂热到式微，同时经历了市场经济的解放到霸权。
往小了看，人们从不能自由地挣钱，到拼命地挣钱，又到了如今觉察到了“被剥削”。
结果就是人们从“政治人”变成了“经济人”。
而所谓“经济人”，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定义的“工具理性”，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作为行为准则，选择是否做一件事，取决于它是否对我有实际的功利。
比如做销售，卖轮椅可以，卖汽车也行，就看哪个行当来钱更快更多。又或者做公众号，谈论的事情是什么不要紧，要紧的是怎么更容易获得持久的高流量。
与“工具理性”相对应的是“价值理性”，选择是否做一件事，看重的是这件事本身是否有自己认定的意义和价值。种一株花是因为它好看，看着开心，而非因为它能卖钱。
选择“先挣钱，再做事”，实际就是工具理性优先，无条件的、不可交易的价值和快乐往后排。
我认识一些写小说的，问他为什么要写小说，答曰如今小说版权都卖那么多钱，或说，先写一些能卖钱的，再写自己真正想写的。
这是价值理性的极度衰微，其结果就是人人把自己当手段和工具了，为别人打工，或为自己打工，打工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那些甚至都不好意思开口的理想。
怪不得南京市民李先生唱：我说老板，一斤理想值多少钱。
以前人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要锻炼身体。现在人说多去健身房，能降低猝死的概率。细细琢磨，不都是把自己当做工具吗？只是一个是实践领袖的狂想，一个为老板或自己多买一套房。
为什么投资人也认为自己是打工人？
不单因为投资人的钱不一定属于自己，
更因为大家都存活在工具理性的牢笼里。
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家在剥削工人，而牢笼里的我们是在实施自我剥削。资本家积累钱生钱的资本，我们积累作为理想前提的资本，有何区别呢？
大螺丝和小螺丝的区别。
德国哲学家齐美尔有本书叫《货币哲学》，
专门研究货币对现代生活的影响，说货币让生活成了一部无法停转的永动机，所以现代人总是躁动不安和狂热不休。因为
货币本来是一种“绝对的手段”，但在大多人心里成了一种“绝对的目的”。
书里有句话这么写道：
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梁之上的。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严飞老师在一档节目中介绍齐美尔，认为这句话非常好的概况了人与金钱之间复杂的关系：金钱虽然可以让我们得到想要的，但却超出了我们需要的，无法让人得到灵魂的归宿。
但若我们并无有关的灵魂信仰，谈何归宿呢？
再提一本书，韩国哲学家韩炳哲写的《倦怠社会》，自我剥削就是在这本书里读到的。
他认为当下世界的社会状况，已经不是以前那种“禁令、戒律和法规”主导的了，取而代之的是种种项目计划、自发行动和内在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