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经授权转载自腾讯媒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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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腾讯媒体研究院旗下芒种特训营在北京举办，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的《局面》栏目创办人王志安先生在课上进行了分享，本文根据其讲课内容整理而成，有删节。
从采访吴京看《局面》背后的新闻思维
在今天讲课的过程中，我想先讲一个我们采访吴京的故事，当时他由于电影推广的需要，在北京一家五星级酒店同时接受几十家媒体的采访，根据他当时接受采访时的表情，我们判断他可能把《局面》栏目当成了一个普通跑娱乐新闻口的栏目。但我们上去的第一个问题就点醒了他，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在一个战争动作片里面选择拆迁这样一个话题作为电影最开始的桥段”。这是我从一个朴素的主持人角度提出的个人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我认为导演背后设计的每一个桥段都有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呈现出来，作为采访者的目的就达到了。
但是有意思的是，某些时候有些价值观的目的是藏着的，作为采访者你必须让他用某种程度呈现出来，给观众呈现一个真实的吴京。于是他开始回避，但
躲闪没关系，作为一个主持人，可以通过我们的提问来把躲闪本身呈现出来，从我提问的角度来讲就是成功的。
在采访过程中我又问了一个问题“你说只要有祖国在，然后就没问题，但我了解的情况是在非洲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跟大使馆反映好像没有那么热情，也没有得到非常及时的帮助？”这背后我很关心的问题是，吴京在电影中呈现出来那样一种价值观是一种真实的还是市场需要的，我最大的好奇就是想分辨出来吴京电影中呈现的价值观到底是他自己相信的，还是他仅仅认为这都是一种市场营销手段而已。
由此，这样的谈话过程中所呈现的价值观的冲突就是《局面》的理念。
作为一个深度调查的记者的目的，或者说他的使命就是把某一些集团或者某一个特定群体有意遮蔽的真相揭示出来，告诉公众，满足公众对知情权的一种释放。
从早期的焦点访谈，到东方时空，包括平面媒体的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早期做的深入调查基本上都是这个类型。在过去二十年、三十年时间里面，至少有15年的新闻繁荣跟这个有关，作为一个记者追寻被遮蔽的真相。
深度新闻报道的困境
所以从一个严格的专业角度去评判媒体报道的时候，你的报道可能只有24个小时的时间冲出去。如果过了24个小时，你就再也没有可能冲出去报道了。在中央电视台最后的四、五年时间，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是你最好的节目是出不去的，只有次好的节目才能出去。因为最优秀的节目可能触及的利益群体的层次是对方最疼的，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想办法拿到你的节目。
传统媒体广告收入在下滑，客户在流失，电视的开机率在下滑，很多人家里的电视已经不开机了。这就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当传统媒体收入下滑以后，最先砍掉的部门是深度新闻部。因为深度新闻部最花钱，你一定要出差到现场，你一定要穷尽自己的能力，一定要找到所有的新闻当事人，做完了之后还得面临报道不出去的窘境。所以好的新闻报道的记者尤其是可以做深度报道的记者都慢慢开始流失，因为他们没有职业荣誉感，做得好的节目出不来，再加上收入水平下降的情况下，最好的方式就是转行了，所以现在大量的记者转行跑到企业里面去做公关。
另外，在做新闻调查的时候也面临这样一个困境，有的时候选题论证通过的时候，其实网上已经把这个事件中间的大部分信息释放掉了，在微博时代这个趋势变得更加更加极端。举个例子，当年陕西有一个农民说拍到了华南虎的照片，华南虎已经绝迹很多年了，全国的媒体一听不得了，风风火火赶去，但是在去的过程中这个新闻就被网民破解了，真相是把一个华南虎的年画放在草丛里拍了几张照片。
新闻调查做一个节目正常周期是20到30天，一个摄制组5到7个人到当地采访当事人，后期制作，最后审看、合成、上线，一般来说20天到30天是比较正常的。
等你把这一切都做完的时候，事实层面的信息早已经消解掉了，这就是互联网时代，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
，这样的情况深度还能做什么？
破局之道——价值观的呈现
那么如何来做当今媒体环境下的深度新闻报道？我认为有这样一种所谓的深度报道的模式——价值观的呈现，且是转型时期价值观的呈现。
我先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转型时期价值观的呈现。其实在一个转型时期的社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人们的价值观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冲突。你会发现在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的价值观是比较稳定和一致的。你去日本、美国、英国去看，这个社会里面之所以稳定，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制度稳定，但更重要的是在于它的价值观的稳定。最不发达国家也是一样，他的期望值更低，所以这个社会看起来生活也还可以，没有太多的欲望。
但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就不一样了，你会发现
价值观的谱系是极其多元的，有的人还生活在传统的农耕文明时期，而有的人早已经变成一个文明的、以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价值观。
在色彩斑斓的价值观里面，人们充满着不同的认知，13亿人口中有利益的冲突，有行动上的不一致，但很大程度上是价值观认同的高度不一致。
比如近期的比武事件，其实它背后蕴藏的是一种现代和传统的冲突，两分钟被打倒6次，裁判说赶紧关了，不要再比了。然后丁也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他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这是一个人面对失败的时候所呈现的一种态度，也正是色彩斑斓价值观中呈现出来的一种。所以人们觉得这个东西有趣，愿意传播，
本质是把不同谱系人的价值观放在一个特定的场景中间绽放出来了，这个是特别有价值的。
所以转型时期的国家里“江山不幸诗家幸”，为什么？你有了强刺激，才有利于你作为一个诗人的艺术创作，正如这个时期的新闻无比丰富。
正由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导致我们在看似小的新闻中间，所谓的新闻内部的张力和强度可能比西方国家还要高。
在价值观层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我们都认为自己的标准实是对的，我们讨论时都说这种做法我认为不合适，我认为应该怎么做，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所以当我们把当事人的价值观呈现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内容有了新的价值和魅力。
我们只需要在价值观层面如何把当事人的价值观充分地呈现出来就够了，呈现当事人在回答这些真实问题的状态就够了，我们没有能力做更多的监督，时代就这样，社会就这样。
现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现象，一级是正能量，就像《
厉害了，我的国
》；而另一极是朋友圈里面的丧。这两种都是类型化的冲突，而类型化的冲突把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单化了，但其实我们的社会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也是非常复杂的。
一旦类型化之后，变成一种抽象的类型化的人设以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就单薄和单一化了，世界也就没有那么丰富、那么有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