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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缘何不抵抗?

西行的人生  · 公众号  ·  · 2017-09-18 10:36

正文

所谓阅历,阅,指的是知识,历,指的是经验。处理危机的能力,主要来自阅历。一个人的丰富阅历才能决定在关键时机能临危不乱,当机立断。

对侵略者来说,能力越强,其破坏力越大。被称为“关东军三羽乌”的石原、板垣、土肥原都具备了这种阅历,并且把中国的兵法运用的炉火纯青。“9.18”当晚,石原和板垣两个校官,完成了日本陆军大臣要做的事,越级调动部队。这个赌局意料之中赢了,自此,三人声名大做,在侵华战争中成为日军主要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并先后成为了日军的高级将领,他们肩上每颗将星都是3000万中国军民的冤魂凝成的。

当年,如果输了,此三人会自杀向天皇谢罪,就不会存在全面侵华后“南京大屠杀”或许日本就再没有胆量入侵中国了。历史不容假设。如果站在日本的立场来看,关东军的这三只乌鸦,简直是国家栋梁,为了日本利益,不惜践踏他国利益,视他国人命如蝼蚁,不计个人得失。这也是日本政要坚持去靖国神社拜鬼的重要原因。抗日战争艰苦卓绝,我们付出了空前的牺牲。为什么呢?除了武器装备的因素,还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日本有无数的土肥原、石原、板垣这种人,他们把侵略、扩张当理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去实践岛国利益。而当年国民党各级官员更多的关注的是个人的利益。

 

那么1931年9月18日,东北军为什么不抵抗?

因为张学良在“9.18”事件之前就下令,对于日军的挑衅不予抵抗,不给日军挑起战争的借口。张学良不了解日本人,日本人没有借口的时候是会制造借口的。加之张学良并没有临危处置的能力。也没远见卓识,甚至根本不了解日本人的野心。军队没有作战的准备。在东北军中任高官的人,不是北洋的老官僚,就是和张作霖一起占山为王的老土匪。这些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留守沈阳的参谋长荣臻毫无血性,事发当天,在联系不上张学良的情况下,私自命令不抵抗。这个荣臻后来不知怎么和汪精卫混在一起,当了伪河北省省长。

战争中,军队不在于人的数量,而在于人的质量,先进的武器是需要先进的头脑去掌握的。与日军相比,东北军首先败在了人的素质上,一支没有灵魂的军队是不可能打胜仗的。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几十年后,可以轻松的谈“9.18”事变与蒋介石无关,但“9.18”已铸就了中国之痛!

那么“9.18”事变后,蒋介石是什么态度?

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

1931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那么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寄于希望的“国联”什么态度?

“国联”就是当时的联合国,美国倡导,英国当主持,现在的联合国都不可能代表弱势国家的利益,何况当年?

如果让历史告诉未来,那就是弱国无外交!

  

苏联的态度:1931年11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与日本大使广田会面时表示,苏联政府重视维护和巩固与日本现存的关系,对各国间的冲突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苏联期待日本政府努力维护现存的两国关系,并在自己的行动和命令中应考虑不要破坏苏联的利益。苏联的不干涉表态,打消了日方有关苏联干预的顾虑,客观上鼓励了日军的进一步行动。得知苏联的态度,1932年1月28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命令,入侵哈尔滨。

美、英的态度:美国、英国早与日本做了利益交换,一方面希望保护自己的在华利益,一方面又希望日本进攻苏联。美、英甚至宣布支持日本的行动。1931年10月美国总统胡佛公开发表讲话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胡佛说,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也说,“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

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共满洲省委当即发表了二战史上向法西斯国家发出的第一个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第一时间揭露了事变真相,戳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随即,中共中央于9月20日、22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并先后派遣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赵一曼等一批共产党员到东北加强对抗日斗争的领导,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由于1931年,实际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权和红军指挥权的是王明和博古,这两个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的人则提出,反蒋联苏抗日。并指挥红军向国民党统治区进攻。

1931年时的毛泽东正在被排挤。被排挤的毛泽东同志在1931年,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和共产党合作的。



那么中国民间呢,民间怎么应对“9.18”事件?

我们常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天、是地、是父母。当国难来临时,人民则是灾难的承载体。“9.18”事变后,《申报》为首的报刊代表民间在国内掀起了号召抵制日货,抗日游行,向政府请愿收复东北,自发组织抗日团队,捐款捐物,更多热血的青年学生前往东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历史应该记住第一个点燃抗日烽火的人,“9.18”事变当晚,北大营的东北军后撤时,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的黄显声,带领集结在一起的200多名警察,打响了武装抗日的第一枪,部队后撤辽西后,组织当地民团和保安部队树起了抗日义勇军的大旗。

自此,抗日烽火在东北大地熊熊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