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6年4月5日，布鲁塞尔城街头出现了一件新鲜事，引发了大批群群众围观。
尼德兰地区的一些有名望的大贵族，如奥兰冶亲王威廉、艾格蒙特伯爵和荷恩伯爵等人，居然身穿乞丐服，系着乞食袋，聚集在位于布鲁塞尔市中心的总督府门前。
尼德兰总督府当时的主人是女总督（帕尔马的）玛格丽特，她是已经退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私生女，也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同父异母的姐姐。她在府里听到外面人声鼎沸，还以为发生了暴动，连忙派下人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下人将这几个贵族带进府中，他们呈上有几百个新教贵族和天主教贵族签名的请愿书，并说明来意。他们表示忠于国王，但要求废除宗教裁判所，缓和镇压异端的政策，召开三级会议解决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
尼德兰贵族长期生活在工商业发达的环境中，跟英格兰那帮一言不合就开干的乡巴佬不同，非常具有朋克娱乐精神。他们扮作乞丐的那些要素并不是真正的乞丐服，而是专门制作的工艺品，比如乞讨的布袋，要饭的碗之类的小挂件，戴在他们的帽子或腰带上做装饰。
他们甚至还制作了一些金属的胸章，有一款胸章的图案是这样的：一面是两只紧紧相握的收，手腕下悬挂的着乞丐的袋子和碗，另一面是国王腓力二世的头像。胸章上刻有法语的铭文“Fidèleauroy，jusqu'àporterla besace”，翻译过来就是：忠于国王，乞丐的小袋扛起来。
不过，他们真以为通过这种搞笑的行为艺术，就可以把女总督逗笑，然后心生怜悯，答应他们的要求吗？
听到他们说完，女总督把一颗提到嗓子眼的心放回肚里，轻蔑地拒绝了请愿，对这些贵族当面羞辱了一番，并把他们赶出了总督府。
三百多年后，东方的一个新成立的小党派也以为可以用这种方式闹革命，直到其中一位当过图书管理员的人，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后总结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尼德兰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积累已深，绝不是通过请愿就能轻易解决的。
1555年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逊位后，他将庞大的哈布斯堡帝国一分为二，让他的弟弟斐迪南继承神圣罗马帝国，而让他儿子腓力二世继承了西班牙（及其殖民地）、勃艮第自由郡、尼德兰和意大利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腓力二世统治的这片地区以西班牙为根基，因此也被称为西班牙帝国。
查理五世之所以这么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剥离不良资产，将优质资产交给儿子。神圣罗马帝国因为宗教冲突已经乱成一锅粥，为了镇压新教徒花费了大量军费，已成为帝国的负资产。剩下的这些优质资产中，尤其以尼德兰地区最为富裕繁荣。
尼德兰地区包括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以及法国北部一些地区，这片区域在欧洲历史上习惯称为”低地国家“，为了符合中国读者习惯，以下统称为荷兰。
荷兰是西班牙帝国中最富庶的地区，它地处莱茵河口、濒临北海，邻近多佛海峡和英吉利海峡，是欧洲水陆运输的枢纽，自古以来就是欧洲人口密度最大、商业最发达的经济中心。如果将欧洲整体看作中国，那么荷兰就是长三角，阿姆斯特丹就相当于上海，安特卫普相当于苏州，布鲁塞尔相当于南京。
在十六世纪之前，荷兰不过只是一些大小不一的封地，哈布斯堡家族通过王朝婚姻和王位继承，才使荷兰的土地逐渐连成一片，成为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周边国家都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王权政府的时候，荷兰还不是一个国家，它充其量也只能被称为一片“肥沃的土地”而已。
地理大发现从美洲搬运的金银，解除了欧洲长期以来的通缩状态，极大催生了欧洲工商业的发展，尤其以荷兰地区的受益最大。哈布斯堡家族统治时期，荷兰的农业、渔业、工商业和国际贸易都十分发达，毛纺织业、渔业、造船、制绳、制帆等行业已多半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
代尔夫特、多德雷梅特等城市的啤酒商人们，通过借贷契约和预付货款的办法与农民签订供货协议，通过资本主义方式来发展农业生产。安特卫普是欧洲最大的港口，阿姆斯特丹逐渐垄断了波罗的海的贸易，也是美洲货物的集散地，西班牙商船从美洲运来的金银和货物都要首先运到阿姆斯特丹，在这里进行交易，再从这里流向欧洲各地。
阿姆斯特丹逐渐成为欧洲最重要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为将来成为事实上的“欧洲中央银行”奠定了基础。
荷兰共有十七个省，每个省有自己的传统和一套独立的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在查理五世的时代，整个荷兰实际上是一个类似现在英联邦的松散的共主联邦式的政体，查理五世需要荷兰的税赋，荷兰需要他武力的保护，查理五世很少干涉荷兰的内政，在当地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影响和权力很大，并得到他们的拥护。
奥兰治亲王威廉的家族是荷兰的大领主，其伯父亨利曾被任命为荷兰总督。亨利父子相继离世，年仅11岁的威廉继承了其伯父一脉的爵位。威廉成年以后，颇受查理五世器重，被留在身旁任侍从官，经常陪同接见外宾和参加国务会议，并由查理五世做媒，同尼德兰大贵族伯伦伯爵的女继承人埃格蒙特的安妮结婚，进一步扩充了
在荷兰的领地
。
后来，威廉在军中任职，多次领兵在荷兰法国边境与法军周旋，为查理五世立下汗马功劳。1555年10月，查理五世在布鲁塞尔由威廉扶持着出席退位式，足见威廉在哈布斯堡宫廷的显赫地位。
腓力二世上台后，威廉仍然官运亨通，被腓力当做亲信。1555年，威廉被任命为国务会议成员，翌年元月，腓力亲自授予他西班牙最高奖章金羊毛勋章；威廉成为西班牙帝国最高级的金羊毛骑士团骑士。
金羊毛骑士团是效仿英国嘉德骑士团的一种荣誉骑士勋位，该勋章的获得者都是哈布斯堡王朝核心权力圈子的成员。
与出生于荷兰并且经常在荷兰居住的查理五世不同，腓力二世与荷兰文化完全没有什么关系。
查理五世支持天主教，主要是从维持统一帝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因此他的手段是打压与怀柔并举。
他的儿子腓力二世却是狂热的天主教徒，他在宗教方面的作为早已脱离了实际统治需要，而是实现其宗教理想——建立统一而纯粹的“世界天主教帝国”。
腓力二世的两大政治目标，一是与天主教的死敌奥斯曼土耳其人死磕，二是清除荷兰境内越来越多的新教徒。
由于主要精力都放在这两块，对于新教英国，长期以来他通过支持围绕苏玛丽的各种阴谋颠覆活动，希望在英国搞“颜色革命”，从而达到“小钱办大事”的效果。
威廉家族既然长期作为哈布斯堡家族的心腹，他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异心的呢？这与哈布斯堡王朝与新教的矛盾有关。
荷兰地区工商业发达，宗教改革开始后，荷兰资产阶级和市民自然心向代表其利益的新教。新教在荷兰发展的速度比英格兰要迅猛得多。前文说过，作为新教传播利器的英文圣经，还是在荷兰商人的推动下才大批流入英格兰。新教的泛滥动摇了土地贵族的统治根基，自然引发了帝国统治层的敌视。
哈布斯堡王朝对于荷兰新教徒的迫害由来已久。1521年沃姆斯会议以后，查理五世在布鲁塞尔首次烧死路德宗新教徒，拉开了宗教迫害的序幕。查理五世曾于1550年颁布“血腥诏令”，禁止新教传播，禁止破坏天主教圣像，禁止讨论和争辩《圣经》，违者处以杀头、活埋或火刑，并没收财产；有为新教徒请求赦免者，一并处罚。
1559年1月，伊丽莎白加冕为英国女王，标志着英国这个主要欧洲大国变成了新教国家。
这件事加剧了西班牙和法国统治者对新教的敌视与恐惧。
两个月之后，威廉以西班牙代表之一的身份赴法谈判，签订卡托-康布雷齐和约。
前文说过，这份和约
结束了西法之间持续六十五年的战争，
促成了两国王室之间的联姻。也间接导致法王亨利二世在几个月后的婚礼上，比武死于苏格兰籍卫队长蒙哥马利手中，后者是一位秘密的新教徒，后来还投身于苏格兰清教革命。
这份和约有一项秘密条款，规定西法两国在镇压新教徒一事上相互支援。威廉事先并不知情，在和法王亨利二世接触中获悉此事，接连两、三天沉默不语。后来，他以私事为名去布鲁塞尔，将秘密条款告知亲友。
从此之后，他被称为“沉默者威廉”。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威廉从这个时候开始对西班牙的新教排斥政策心存不满。
他说：
我极为同情我的祖国和人民，“从那时起，决心竭尽全力把西班牙暴徒逐出尼德兰。
对此我毫不后悔，而且深信：
我、我的同志们以及所有支持我们的人，为完成一件有意义的事业感到无上光荣。
”
西班牙宗教迫害十分残酷，民间怨气也很深，但是荷兰却长期默默忍受，没有像德意志那样，爆发像样的抵抗运动，简直就是“忍者神龟”。
就在荷兰新教徒默默忍受残酷迫害的同时，德意志的新教邻居们，已经与哈布斯堡帝国进行了长期的武力斗争，并通过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实现了暂时和解。
第一方面，荷兰这块土地上自古以来就是自由贸易市，经济行为对于人的思想打上了很深的烙印。
荷兰人是欧洲最崇尚自由的民族，当代的荷兰是第一个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第一个承认大麻合法的欧洲国家，荷兰足球队“橙衣军团”也是以一言不合就闹内讧而闻名于世——否则以荷兰人的足球水平，不至于到现在也没获得过世界杯。
民间起义这种需要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活动，对于崇尚自由的荷兰人来说，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
第二方面，宗教迫害始终集中在中下层，没有伤及荷兰上层贵族。经过军事化训练，真正具有组织能力的阶层利益，没有太大损害。只要这些人安于现状，荷兰就掀不起大风浪。
第三方面，荷兰人相对于富裕，存在大量的市民阶层，即所谓的中产阶级。这些人生活条件优渥，又没有太大的政治野心，通过个人的奋斗和明智的投资，积攒了一份家产，在城里有房，吃穿无忧，家里还能拥有少量来自中东的挂毯，来自中国的瓷器等不算太值钱的“奢侈品”。
好不容易获得的物质条件，一旦造反可能就什么都没有了，就算宗教迫害加注中产阶级身上，也难以唤起广泛的共鸣，往往是看到邻居被处死的惨状后，默默地把自己家与新教有关的物品处理掉，从此宣称皈依天主教，并谨言慎行。
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类似的，富裕地区如江浙长三角一带很少造反，农民起义往往起于山东安徽河南陕西等相对贫穷的人口大省。
一句话总结，荷兰人就是自由散漫的一盘散沙，缺少领头的，还舍不得打碎家里那些瓶瓶罐罐，虽然被迫害得很惨，但是一直默默忍受着哈布斯堡家族的暴政。
但是，腓力二世做了一件事，却把荷兰变成了一个马蜂窝，原本逆来顺受的荷兰人一个个像不要命似的，前赴后继反抗西班牙的统治，通过八十年抗战（对，你没看错，就是八十年，这也是世界历史上历时最长的民族独立运动）终于推翻了西班牙统治，获得了完全独立。
实现政治军事野心，可不是动动嘴皮子就可以的，要付出大量真金白银。西班牙本土工商业萎缩，基本搜刮不出什么油水，西班牙国库收入，一半来自殖民地，一半来自荷兰。
殖民地的金银以及各种经济作物的收成基本是固定的，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军事开支（还有通胀），腓力二世把荷兰当成了下金蛋的母鹅，不断地在荷兰加税。
同时，腓力二世始终担心荷兰新教徒也像德意志新教徒那样造反，他认为，战争是相当费钱的事情，如果把荷兰人都弄穷了，他们就没钱招兵买马，也就没法造反了！
于是，腓力二世通过拒付国债、提高西班牙羊毛出口税、限制荷兰商人进入西班牙港口、禁止荷兰商人同西属地贸易等办法，扼制荷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造成荷兰手工工场大批倒闭、工人大量失业。
腓力二世这招，从表面上咋一看，是一条釜底抽薪的妙计，但实际上是蠢到姥姥家了。
以今天的观点看，工业社会的各种暴动、造反、革命，归根结底，根本原因就两条：一是对统治者的怨恨，二是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口。
荷兰第一个条件一直不缺，就是因为缺乏第二个条件，造反始终没发生。腓力二世自作聪明，终于把第二个条件也补上了。
更关键的是，腓力二世这一昏招把荷兰所有贵族都给彻底得罪了。
荷兰贵族们或者本身就是工场主、商人，或者有相应的股份，或者依靠工商业主的税金，腓力二世相当于把他们的财路全给断了！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贵族们还不得跳脚！
要知道，贵族造反的杀伤力可比群众起义要大多了！
1559年8月7日，腓力二世在根特召开尼德兰三级会议。
威廉联络一些荷兰贵族乘机提出减轻税收、撤出外国军队和禁止外国人担任尼德兰官吏等建议。
威廉和埃格蒙特伯爵还禁止在其管辖范围内迫害新教。
腓力对此感到大惊，
命令威廉干掉几名同情新教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分子。
威廉拒绝执行，并说那是国家政府的事。
腓力愤怒地抓住他的胳膊大叫：
“不，那不是政府的事，而是你、只有你应该做的事。
”
此后，腓力二世离开荷兰迁往西班牙永居，委托同父异母姐姐玛格丽特在荷兰担任总督。
玛格丽特从来没在荷兰生活过，在当地也没有私人利益也没有什么人脉，她启用了大量西班牙人，这些西班牙人无视荷兰各地方的传统势力与地方权贵阶层的利益，更是引发了遭到排挤的荷兰本地权贵阶层的不满。
女总督玛格丽特根据弟弟腓力二世的指示，更加残酷地镇压荷兰人民，加强了“血腥诏令”的执行力度。
据估计，从诏令颁发到1566年的十五年时间，被杀害和驱逐的人竟达5万多人。
残酷的迫害使得荷兰民间对于哈布斯堡王朝的仇恨越
积越深。
威尼斯共和国驻荷兰大使写道：
“尽管寒冷的气候使居民胆小，但当判处死刑的时候，他们都以罕见的勇气蔑视命运，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
”
沉默者威廉在荷兰的名望很高，他本人对新教徒也比较同情，但是他本人却是一个妥协派。
虽然他的父母信仰路德宗，而且他长期生活在思想自由、工商业发达，新教氛围浓郁的荷兰，把这里当做自己的故乡。他的成长环境使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新教的影响。他的家族利益与荷兰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他十分积极地谋求荷兰经济更好的发展，思想也越来越倾向于新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