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判国际秩序的走向之前，必须准确定义什么是“国际秩序”。国际秩序是一种具有确定性的和平与发展安排或格局。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也包含了和平与发展两个层面的内容：就和平与安全而言，在无政府状态下妥善处理国家间关系、创造稳定环境，解决“霍布斯难题”；就经济和发展而言，以国际规则为基础，塑造可预期的世界市场环境，使国家获得发展机遇，解决经济发展难题。
虽然既成的国际秩序并不是完全以规则为基础、平等尊重各方自由意志的，但二战后这一秩序的形成与维持，的确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安全领域内并不存在彻底的自由主义秩序，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大国共识与大国共管。
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新旧秩序并行的时代——旧秩序尚未完全瓦解，新秩序尚未完全形成，新旧秩序将长期共存。回顾1815年维也纳会议、1919年巴黎和会和1945年联合国成立三次重大的历史节点，国际秩序的每一次转型都无法摆脱战争的阴霾，“大乱后大治”似乎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周期律。如何跳出这一周期律，实现国际秩序的和平转型，成为国际社会不得不思索的重大战略性议题。思考“世界将往何处去”这一重大议题，亟需对当今世界的“变量”进行梳理。
当下，部分发达国家正在推动国际秩序发生五个方面的变化，每个方面都折射出某种“世界之变”，我们需要高度警惕并予以审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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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各国致力于塑造一个“确保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便利让国际社会获得了发展与繁荣的机遇。作为国际秩序的“压舱石”，日益紧密的经贸往来让主要经济体愈发因经济利益而捆绑在一起。
然而，近年来部分大国“脱钩断链”的行为却在切断“确保相互依赖”的“连线”，动摇了国际秩序得以稳定的物理基础。以“泛安全化”为特征的经济政策频频出台，象征着“确保相互依赖”不再是某些发达经济体的主要逻辑。与之相对，它们转而开始审视“确保相互摧毁”机制是否能够发挥作用，进而确保国际安全局势不要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在不安全感错觉的牵引下，大国的行为逻辑和后果可能会变得更加危险。
去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与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的一场对话中指出，在这种充满不安全感的氛围中，“我们认为冲突升级始终是正确的方法，而这种心态在把我们引向核战争的方向”。随着欧洲主要经济体国防开支超出二战后的常规限额，不少国际和平人士开始对此表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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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正和博弈”是治理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目标。所谓“正和博弈”，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中实现分工专业化，使资本等各类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以低门槛、低成本迅速流动，从而实现全球整体收益的最大化。
当然，“正和博弈”驱动下的经济全球化也存在一定的“不平衡现象”，例如南北方国家的发展不对称问题。但整体而言，以“正和博弈”为底层逻辑的经济全球化的确带来了世界整体福利的显著提高，使各国获得了经济发展的机会窗口；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各国实现“正和博弈”提供了必要的规则环境。
近年来，一种安全优先的“负和博弈”正在改变发展优先的“正和博弈”。贸易战就是一种典型的“负和博弈”，冲突斗争导致系统内总体收益为负。不过，此时的计算逻辑显然已经不是“我获得多少”，而是“只要对手的损失大于其收益”即可。
对霸权国而言，以往的逻辑是“我能得到什么”，当下的逻辑是“能让对手失去什么”。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如何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势头，让主要大国思考“我们能共同创造什么”才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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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各类国际政治经济组织逐渐建立起来，发展中国家意识到要参与各类国际事务，必须团结起来求平等。例如，1964年成立的七十七国集团就是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为宗旨，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寻求尽可能平等的国际环境。发展中国家一再强调，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因此，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呼吁增强制度性话语权。
近年来，作为既成国际秩序和治理体系的首创者和既得利益者，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却频频叫嚣“对等贸易”，寻求在经贸领域与其他国家享有“对等地位”。现行的国际秩序发端于二战后，当时的美国通过开放本国市场向世界“购买和平”，通过“马歇尔计划”等政治经济安排，在欧洲乃至世界印制美元、购买商品，通过出让经贸利益，创造和平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秩序本身就不可能是对等的：大国创造秩序，提供公共产品，并借此“锁定”其在等级体系中的既得利益。
然而，“特朗普1.0”时期的“大国求对等”及此后的类似做法却在改变着这一秩序源起时的基本逻辑：
霸权国家仍想继续保留“特权”，但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履行义务方面却要求“对等”——这不是真的“对等”，而是更加不对等。
“大国求对等”的行为本身，就是在掩饰不对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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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国共识下寻求确定性”转向“大国博弈升级制造不确定性”
稳定的国际秩序能够为世界和平、发展与繁荣创造必要的环境。确定性是稳定国际秩序的核心变量，全球治理是实现确定性的制度基础。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大国的担当。毕竟，大国行为往往具有巨大的溢出效应，可以对系统内其他国家或行为体带来深远影响。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希望发达国家在考虑使用或退出量化宽松时，能够就时机、步骤和幅度等问题上加强沟通和协调，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减少负面溢出效应。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并不关心其货币金融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而是单方面地使用这些政策工具来维护自身利益。
此外，确定性下降还来源于，出于权力护持的考虑，霸权国家肆意将多边机制“武器化”，使其不断丧失合法性和权威。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大国在抛弃确定性，创造不确定性，而这种转变也是国际秩序不稳定的主要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