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房用具,除了笔、墨、纸、砚这“四宝”之外,还包括很多辅助文具,如笔洗、笔舐、砚滴、水丞、水盂、镇尺、臂搁等,即便是放置毛笔的器具,也有笔床、笔船、笔格、笔屏、笔卷、笔挂等,出现于明中晚期的笔筒比起这些文具,只能说是一个晚辈。那么,笔筒为什么在后世独领风骚,成为晚明以来文人案头不可缺少的用具呢?
唐代诗人岑参在《山房春事》中有“数枝门柳低衣桁,一片山花落笔床”的句子。到了明中晚期,圆口直壁、造型新巧、简约实用的笔筒开始出现,经过能工巧匠的设计加工,材质多样、雕镌精致的笔筒取代了笔床,成为文人雅士的芸窗新宠,至今盛而不衰。笔筒初兴时,多用竹木之类的材料,取材方便,又为文人提供了亲自操刀发挥创造的空间。当时文人墨客写竹、画竹、刻竹及收藏竹刻作品之风兴盛,竹木笔筒备受青睐。正是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参与,使笔筒更具书卷气和文化寓意。笔筒的走红,与制作笔筒中大师级的人物出现也有极大关系。明代中晚期的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祖孙三人都是制作笔筒的大家。朱松邻刻竹善用深刀,纤巧玲珑,细致入微,所刻“松鹤笔筒”在当时即为世人称宝;朱松邻儿子朱小松更是擅长书法和绘画,并能博采众长;朱松邻的孙子朱三松继承了祖父雕刻的风格,且更为精湛娴熟。清代出现了吴之璠、周颢、邓渭等著名的文人竹刻家。大家的制作,精美绝伦,受到文人雅士的追捧,使笔筒更具魅力。皇家的推崇,为笔筒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清两代都有特别喜爱附庸风雅的皇帝,为满足自己的爱好,自然可以倾国家之力,不论多么贵重的木材,都可以用来制作珍玩。用材之珍稀,工艺之精湛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一些紫檀、黄花梨、鸡翅木等材质的笔筒,全都是极品珍品。清代瓷器中,笔筒也是一个十分出色的种类。如康熙时期,文房以笔筒最为出色,笔筒生产量大,而且造型、纹饰相当美艳,艺术表现也呈多样性。在文玩清供中一枝独秀,笔筒还有其自身的因素。明清笔筒虽形制变化不大,但材质却颇为丰富,有竹、瓷、木、玉等。从装饰方法上看,有刻、镂、雕、绘等。笔筒图案的主要题材为花鸟、人物、山水景致、田园风光、诗词歌赋一应俱全。笔筒常年置身案头,与文人朝夕相伴,既可观赏,又可把玩,清代扬州竹雕大家潘西风曾在笔筒上以隶书刻款曰:“虚其心,坚其节,供我文房,与共朝夕。”笔筒有如此深邃的文化内涵,怎能不让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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