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行贿等非常规手段控制少数高层级官员，利用特殊公权力游离于法律之上，动用国家特殊部门力量介入普通商业行动、打击商业对手、非法豪夺，来填补自身的资金黑洞
靴子终于落地。4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例行记者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证实，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向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50岁的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政泉控股）实际控制人郭文贵2014年中出境后始终未归。此后，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于2015年1月与2016年4月相继被捕。张越目前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涉嫌受贿罪，受贿数目巨大。2017年2月6日，马建也被最高检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4月19日，在一段时长大约20分钟的公开视频中，马建自述了自己以国家安全部的名义干预，如何为郭文贵解决与合作伙伴曲龙的纠纷、如何帮助郭文贵违规低价收购民族证券、如何帮助郭文贵从网上删除并制止媒体的负面报道，如何从郭文贵处获得6000万元利益回报的部分过程。
随着马建、张越等人案情的进一步明朗，郭文贵通过行贿等非常规手段控制少数高层级官员，得以利用公权力和国家特殊部门力量介入普通商业行动、打击商业对手、非法豪夺的路径，已更为清晰。
资料图：中国民族证券 东方IC
举报者曲龙
47岁的曲龙为中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中垠公司）董事，他与郭文贵，原本是多年合作伙伴，曾担任政泉控股执行董事，后因生意纠纷与郭发生冲突。曲龙从2010年开始举报，称郭文贵勾结时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和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等，以违法违规方式收购民族证券。
尽管有此举报，就在郭文贵顺利办理民族证券控股权受让手续的前一日，2011年3月31日，曲龙被以“涉嫌非法持枪”为名，被河北省承德市公安局从北京带走。曲龙称抓捕他的执行人员为安全部某处处长高辉、河北承德市公安局以及郭文贵手下的保安等相关人员，共计10余人。
根据财新记者此前获得的曲龙举报材料描述，曲龙与郭文贵于1997年前后相识，郭曾在当时曲龙的汽车修理厂维修汽车。郭文贵到北京发展后，投资房地产而资金短缺，于2004年底通过曲龙向民间借贷拆借过一笔1.5亿元的资金。因郭当时不能还款，帮其出面融资的曲龙于2005年6月被捕，在曲龙家人支付款项后，于9月取保候审。
郭后来再度找到曲，表示希望深度合作。2008年5月，曲龙被郭文贵任命为政泉置业的执行董事，代行董事长的权力，约定年底分红不低于500万元。
但两人新的合作关系并未持续太久。在此后的天津华泰收购案中，因涉及数亿资金之利害，郭曲二人反目成仇。
2010年，曲龙开始向国家安全部纪委、中央纪委写信，实名举报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过程中勾结马建等人存在的问题。“我向国家安全部纪委、中央纪委等相关部门实名举报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过程中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问题之后，郭文贵在第一时间致电我，明确告知其完全知晓我实名举报之事，恐吓我‘你敢告我，找死，倒数时日吧！’
在被曲龙举报的同时，郭文贵针锋相对，安排手下人连续举报曲龙涉嫌商业欺诈。根据前述马建视频陈述，北京市公安局以此事是经济纠纷为由两次拒绝立案。此后，经马建安排，由安全部出面协调北京市公安局，对“曲龙敲诈案”进行查处。在安全部协调北京市局未果后，时为河北省政法委书记的张越，安排河北省承德警方开始对曲龙立案侦查。在此过程中，马建多次派人以安全部名义去河北或发函，表示郭文贵是安全部门的工作关系，督促承德方面加快办案。
2012年，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和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和二审以职务侵占8.55亿元，判处曲龙15年有期徒刑。
自2015年起，曲龙的家属和律师一直在积极上访申诉。曲龙称自己因天津华泰股权之争与郭文贵闹翻后，遭郭文贵伙同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及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合谋设计陷害。今年“两会”期间，有全国人大代表将曲龙案材料提交至最高人民法院。曲龙的妻子告诉财新记者，目前最高法方面在河北正复查该案。
非常规收购民族证券
曲龙始于2010年的举报，主要涉及郭文贵通过非常规手段，依靠张越、马建多次以河北政法委、安全部的名义，或亲自出面，或派员持安全部公函，帮助郭文贵在一年内全面收购民族证券。
2009年12月，郭文贵的政泉置业以2.91亿元受让石家庄商业银行持有的民族证券6.81%的股份。石家庄商业银行当时是民族证券第四大股东，2009年12月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让上述股权。具有优先受让权的首都机场、东方集团等其他老股东均未能参与摘牌。
曲龙在举报材料中称：“在收购过程中，为避免正常收购竞争和溢价，郭文贵借助安全部副部长马建的力量，以国家安全部的名义，由河北政法委协调河北银监局，将石家庄商业银行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以协议形式低价收归政泉置业。”
2010年6月13日，中国证监会批复了这一交易，政泉置业方浮出水面。
取得入场券后的郭文贵继续前进，下一步准备获取首都机场持有的61.25%的民族证券股份，但首都机场和民航总局一开始并不配合。马建在前述视频中称，时任民航总局局长李家祥采取不表态的态度，并透露出希望有金融背景的公司收购。郭文贵的政泉控股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显然并不符合这一条件。
郭文贵找到马建，希望以安全部的名义协调。马建亲自面见李家祥，向其表达了郭文贵和安全部的关系，希望在收购民族证券的事情上得到民航总局的支持。但一位当时代表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的参与人告诉财新记者，一开始李家祥态度非常鲜明希望卖给国投，但在马建以安全部名义施压下最后改变决定。
2011年1月13日，首都机场将61.25%的民族证券国有股权于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挂牌价为16亿元。这一价格被认为是“白菜价”。挂牌通告显示，评估基准日为2010年6月30日，民族证券净资产账面价值17.81亿元，评估值为25.04亿元。而同期未上市券商股权转让中，普遍的转让价为市净率的2-3倍。即使按一年前政泉置业受让石家庄商业银行手中民族证券股权时的2.75倍市净率计算，首都机场手中的民族证券股权至少应该值30亿元以上。而首都机场所持民族证券的控股权，溢价本应更高。
曲龙在举报材料中称：“2009年至2011年，郭文贵伙同国家安全部等部门个别工作人员，多次开具安全部公函，要求民航总局、首都机场集团将首都机场股份公司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低价转让给政泉置业；以国家安全工作需要为名，向北京国资委、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安全部公函，马建以安全部名义亲自出面协调，要求北交所设置排他性条件，使得政泉公司成为惟一受让人……郭文贵与少数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内外勾结，致使优良的数十亿国有资产流失。”
一位熟悉民族证券的业内人士向财新记者证实，在首都机场股权转让以及后续增资中，确实有安全部官员上门找到民族证券的主要股东，“他们态度很好，出示了身份和介绍信，称郭文贵的公司是他们的合作伙伴，希望关照，价格低一些，以后不会亏待你们这些股东。”
2010年底至2011年初，收购方案上报中国证监会，但在最后关卡再次遇困，因并不符合投资控股证券公司的资质，证监会迟迟未批复。马建再次出面，派人以安全部名义前往证监会协商，最终获批。
在此过程中，曲龙曾向北京产权交易所汇报情况，北交所因此推迟了郭文贵取得首都机场所持股份的进度。曲龙同时接受了媒体采访。
马建在前述视频中称，在郭文贵的要求下，他再次出面安排安全部相关部门删除了至少10次的网上负面报道。收购即将完成的关键时刻，郭文贵又以某媒体记者经常发表关于其负面报道意图敲诈为由，再次找到马建，马建派人持公函约谈记者，记者和报社承压后消声。
以非常规手段取得民族证券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地位后，郭文贵将民族证券变成了提款机。2015年9月，民族证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保证金被挪用案。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在2014年出具的审计报告，民族证券的保证金有20.5亿元去向不明。经有关部门查实，郭文贵指使民族证券高管和财务人员以“同业存款”名义，将民族证券20.5亿元资金分数次陆续转入恒丰银行，同时签订《委托定向投资业务合作协议》作为“抽屉协议”；恒丰银行根据民族证券指令，将资金以购买单一信托产品的形式转给四川信托，再由四川信托根据民族证券指令以信托贷款形式分别转给郭文贵指定和实际控制的公司。截止2016年底，民族证券被郭文贵挪用的这20.5亿元，迄今仅追回3亿元。
高官控制术
郭、曲纷争，暴露出郭文贵俘获国家权力机关核心人员马建、张越等，非法动用公权力控制金融机构敛财的事实。
公开资料显示，张越是山东广饶人，现年56岁。他1980年4月从警校毕业后进入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任民警，之后在北京市公安局一处、国保总队等部门任职，2001年4月升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
郭文贵与张越在2006年前后经人介绍认识，郭文贵曾因公司人员酒驾肇事找过张越帮忙。由于郭文贵出手大方，迅速获得了张越的好感。此后，逢年过节，郭文贵给相关人员送钱送物的名单中，张越出现在其中。
2007年12月，张越外放河北，出任河北省公安厅党委书记，随后任河北省省长助理、公安厅长。2008年6月，调至河北未满一年的张越升任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并继续兼任省公安厅厅长和党委书记，成为副省级高官和河北省政法工作的负责人。
张越在河北任职一段时间后，官场曾传言其将调回北京接任要职。但张越原司机和秘书突然被带走调查，张越一度也传被查。郭文贵得悉后称自己可以出面找人摆平此事，张越由此对郭文贵言听计从。郭文贵又为张越安排了色情服务。有与郭文贵接触的人士回忆，他曾表示，以后河北有事都可以找张越，“叫张越干啥就得干啥”。
和对张越不同，郭文贵对马建更加恭敬。现年61岁的马建是江西人，曾常年就职国家安全部，从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部长助理拾阶而上，至2006年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
郭在马建升任副部长的2006年与之相识。郭文贵格外重视维系与马建的关系，曾尝试给马建提供色情服务，不过马建有多名情妇，故不好此道，郭遂改为其他手段。例如马建喜好工艺品，出差在外时总会带一些回国，郭文贵就投其所好，积极为其买单；此外，他还给马建购买住房，并通过礼金、“借”给马建买房等方式行贿。
2017年2月6日，马建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据马建在前述视频中陈述，2008年至2014年间，他收受郭文贵财物折合人民币在6000万元以上。
其中大宗权钱交易包括： 2011年前后，郭文贵在香港太古城给马建购买了两套合计200多平方米的房产；在北京，郭文贵曾两次以“借钱”的方式给马建及其亲属提供资金，先后购买了郭文贵开发的金泉家园6套住宅和金泉广场的10套写字楼物业，后又安排了回购，使得马建及其亲属净获利2000多万元。此外，郭文贵逢年过节给马建的礼金少则一二十万元多则六七十万，合计也达到300多万元；在马建国外出差时，郭文贵则提供外币给马购物或买单，他还给马建装修房屋、订做西装皮鞋、给马建留学美国的女儿交房租、安排马建家人旅游，可谓无微不至。
收受了郭文贵巨大好处的马建、张越，也不遗余力、投桃报李，动用国家赋予的强力公权，帮助郭文贵打击对手、攫取私利、解决纠纷、疏通渠道。
据马建在前述视频中陈述，2008年左右，在建设金泉广场时，郭文贵违规增加建筑容积率被相关部门发现。按照规定，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可对其处罚，最高可拆除超标建筑。郭文贵找到马建帮忙，由马建出面，和当时北京市一位领导沟通，又以安全部名义发函至北京市规划委协调。最后仅对郭文贵公司进行罚款处理，郭文贵因此避免了数亿元的损失。
郭文贵在北京的主要建筑项目盘古大观和金泉广场，地块来自北京大屯乡华汇房地产公司，并从该公司借得10亿元前期建设的启动资金。但郭文贵一直没有还清借款，2011年左右，朝阳法院判决华汇房地产公司胜诉，冻结了郭文贵公司的账户以强制执行。在此期间，郭文贵公司工作人员因为一次误操作，将一笔两亿元资金汇入冻结账户里。
郭文贵再次找到马建出面。为此，马建派人持函向朝阳法院、银行和大屯乡说项遭拒后，便通过关系将北京大屯乡乡长和华汇房地产公司负责人的孙永华等人的账户冻结，与孙永华谈判，表示如果不退钱回来，孙永华也得不到，如若同意退钱，则可以获得部分赔偿。在给孙永华及其子施压后，孙永华只得退还了大部分的款项。
结交马建和张越，利用他们手中的特殊权力攫财，令郭无往而不胜；马建所代表的安全力量，张越所代表的公安政法权力，给郭文贵带来身份上的掩护。在马、张二人被查之前，境内公开资料不能查到郭文贵的照片，一度营造了郭文贵背景深厚、能量很大的神秘光环。
究其本质，郭文贵绝非正常的私营企业家，他从来信用全无、负债累累，一直利用特殊公权力游离于法律之上，并靠这种权钱交易同盟倾轧商业对手敛财，来填补自身的资金黑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