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最心爱的物件，没一样是价高的东西

我一直是个学习很差的孩子。十几年的学龄生涯其实只是一个不断被告知不会有出息的过程。

可想而知写出来的东西经常不合标准答案，是错的，是会被老师体罚的。

往往当手上握着一支笔的时候，潜意识里意味着将要面对的是挫败和指责。

所以我放弃笔，拿起琴。

而生命之吊诡在于我选择了怀抱琴。

琴又指使我拾起了笔。

……

现在回想起来，写歌创作对当时二十出头想尽办法避免回家送瓦斯的我来说，其实更像是在进行一种仪式。

这支笔对于我，

就好比超人得装上最后一个神奇特殊的零件之后才可以大显神通一样。

一九六四年，在中学做实习教师的葛剑雄开始学打字，晚上在办公室用共用的打字机。一九六八年他有了自己的一台，打字机是从淮海路堆满抄家物资的旧货店花二十块钱买下的。英国的老牌子，木头盒子。当时这样做，难免遭怀疑，受质问。但他当时打的是毛主席语录，英文版。也没有人敢说这样做不对。

到了一九八五年，第一次去美国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发现那里的研究生已经开始用苹果电脑写文章，他觉得很可惜，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中文软件。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办公室里配了一台佳能电子打字机，使他有了练习的机会。一九八八年国内开始有了四通电子打字机，八千元一台的机器，他拼命在用。第二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书，用电子打字机写成的《中国人口发展史》，书的版式和页末的注解的编排都是人工处理的，那种机器还没有文字处理的功能。

一九五六年，我上大学时，《鲁迅全集》出版了，我就把它全部读完了。我从北大毕业后到贵州，把《鲁迅全集》都带去了。我在贵州期间，写了很长的鲁迅研究杂记，其中有一篇文章就叫《鲁迅与毛泽东》，毛泽东启发我认识了鲁迅，但是同时，毛泽东也严重束缚了我对鲁迅的理解和研究。“文革”后期，我和年轻人一起读鲁迅，形成了我所说的“民间思想村落”，从那时开始，我几十年如一日地和年轻人一起读鲁迅。我是通过走出毛泽东的鲁迅研究模式来走出毛泽东的，也完成了我的第一部著作——《心灵的探寻》 。

经历了一九八〇年代末到一九九〇年代的一些曲折，我再来研究鲁迅，出版了《与鲁迅相遇》，那部著作有了更大的变化，基本走出了毛泽东的鲁迅研究模式。《心灵的探寻》还有年轻时代激昂的一面，到了《与鲁迅相遇》，整个叙述风格都比较从容了。对鲁迅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其实也隐含着对毛泽东认识的深入。

退休以后，我做的主要是两个和鲁迅有关的工作。一个是鲁迅的普及，建立起一系列的鲁迅阅读，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到一般青年，鲁迅是要读一辈子的，要不断地与鲁迅相遇，相遇的方式、内容和途径会不同，使鲁迅真正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另一方面，我也越来越注意鲁迅的现实意义，也就是我所谓的“活在当代的鲁迅”，我做了一系列的演讲，就是要让鲁迅和当代“面对面”，把鲁迅和当下中国的现实连接在一起。

云起雾涌般的诵经声把何训田推到树下，那是菩提迦耶的菩提树，一棵向星辰无限伸展的树，一棵护持着无量虔诚之心的树，此刻，正在向风中飘洒树叶。他伸手向空中，这些曾经飘落在释迦牟尼头上使他修成正果的通天神物，也飘然地落在他手上。

很正常的树叶，很平常的外貌，他随手把它们放进了他的手迹《米囊书》中。

数年后，当他翻开《米囊书》时即产生一种莫名的感触，树叶已纯，手迹已真，两者都已脱胎换骨，此物随彼物悟道，彼物随此物修行，无需强迫，无需皈依，自然天成。

这个杯子，我每天都带着。是一个朋友几年前给我买的，让她先生从加拿大带到广州，再从广州寄快递到香港。这个朋友经常出现在我的诗中，叫谢萃仪。

我收到这个杯子后，放了一年多，一直没有用。后来我开始重视中医的养生，要防寒，喝水必须喝暖的水，自己烧的开水，连公司里的水都不想喝——热水箱里反复沸腾的水不好。我就自己带水，这个杯子就用上了，每天都用，很适合我。偶尔出门旅行，更是大派用场。我睡醒之后要喝温水，睡觉前倒进开水，盖住，醒来后刚好可以一口气喝下去。

我记得我年轻时曾经对一个朋友说，我大概活不过四十岁了。生病前很悲观和主观，且有自杀倾向。生病后变成怕死。一个人在三十岁的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会开始珍惜生命。我也开始用眼睛来看，而不是用头脑思考，这很重要。

我们的整个世界完全是建构出来的，我们的眼睛按照头脑的指示来看世界，但我们的头脑又受一个更大的头脑影响——观念、历史等等，控制着我们。我们的头脑是虚幻的，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是假的。当你用眼睛来看的时候，它才是真实的世界。

根据靠不住的记忆，这台座钟，可能是我视觉所及的第一个非人类物体；它发出的声音，有可能是我耳有所闻的第一种非人类的声音。以上事件发生的时间，应该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初。地点倒是十分确定：外滩。

第一次长时间地脱离它的擒纵，是在一九八〇年八月的某日，这一天，我离开上海到广州去上学。我不能确定的是，在我背起行李出门之前有没有习惯性地望过它一眼。大概在十年之后，我在广州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家。父母从上海来看我，行前在电话里问要带些什么，我毫不犹豫地点了这台钟的名。当它再一次坐在我的面前时，小心地上两把发条，迟疑地加一个推力，它居然还能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响了两声。逝去的亲人再一次在我耳边开口说话。现在，它又和我一起回到了上海，我不知道生锈的钥匙是否还能转动它的发条，脱落的钟锤是否还能“自动”地敲响音簧，事实上，我已经不想知道了，因为我相信，对我来说，它已经脱离了一个时钟的存在，已经超越了时间而变成了时间本身。而对它来说，有可能，我每天早上在镜中改变的面容和每天晚上回荡在室内的我的咳嗽、我的叹息和我的脚步声，都已经变成了它的时计。

这台三十多年前生产的海燕牌老收音机是我前不久收藏入囊的，我爱收集老物件，同事们都知道，所以有一天他们在工作室楼下拍卖厅看到有一个老式收音机就让我去看看。我一眼就相中，拍卖的时候居然没有人愿意拍，我花了一百块钱把它买回来了。说起来挺有意思的，它的生产时间段是从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四年，正好也是我在上海的郊区青浦乡下出生和成长的这段时间。

我所有对家乡的记忆，对星空的记忆都是在半导体的陪伴中度过的，它是我童年中最重要的记忆。我知道别人家里这种很高级的收音机，就是海燕牌，但家里没有钱买，就是那个黄色的小收音机也听了很多年，非常破旧，听着会卡壳没声音，裂开了就用胶带缠起来，坏了修，修了又坏，像衣服一样缝缝补补，三年又三年。但这种声音带给我的艺术熏陶，不知不觉中从某种层次上来讲也成就了我后来的艺术道路。我想过，当年上海戏剧学院来招生，为什么选中我成为昆剧演员？我唱歌跳舞都不喜欢，也并不很愿意表现自己。但招我的老师说我很有艺术天分，后来回过头想，这些艺术熏陶倒还真是扎根于我幼时心灵中最重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