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造成了民主衰落？ | 政见CNPolitics

21世纪以来，大量新兴民主国家相继出现了政权解体、民主质量下降、民主发展停滞的现象，西方民主国家也遭遇了民主信任危机和治理危机。尤以美国为例，特朗普的上台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可能走向威权主义的担忧，政治极化现象的日益严重更是让美国的民主面临着巨大挑战。而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之下，美国抗疫的失控也从侧面透露出美国民主衰落的迹象。弗朗西斯·福山在疫情期间就撰文指出，美国在新冠疫情面前应对乏力，根源在于美国的“政治衰败”。

民主衰落也日渐成为政治学界集中关注的话题，关于民主衰落的研究层出不穷。著名的《民主学刊》在2015年第1期即以“民主衰落了吗”作为话题，福山(Francis Fukuyama)、戴蒙德(Larry Diamond)、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普拉特纳(Marc F. Plattner)、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斯蒂潘(Alfred Stepan)等著名学者纷纷围绕民主衰落话题展开讨论。

但学者们对于民主衰落的概念和内涵并没有达成普遍的共识，与民主衰落相关的话题与术语纷繁复杂，如：民主衰落(democratic decline)、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民主失败(democratic failure)、民主解体(democratic breakdown)、民主垮台(democratic collapse)、民主回落(democratic rollback)、民主腐蚀(democratic erosion)、民主恶化(democratic deterioration)、民主逆转(democratic reversal)、民主赤字(democracy deficit) 等。综上来看，这些术语都表示了某种程度上的民主衰落，由此可知，民主衰落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既包含了民主质量的下降，又包含了民主政体性质的衰减性或根本性变化。

对民主衰落现象研究大致有几个解释视角。

第一种是 “不良治理”视角 ，也可称之为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这是许多学者所持的一种观点。比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民主与法治发展中心教授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2015年发表在《民主学刊》的文章中提出，某些国家民主质量下降的最重要和最普遍的原因是不良的治理。他通过“自由之家”上的数据创建了与“法治和透明度”相关的评分标准，与“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评分做对比，发现非洲国家在法治和透明度方面的表现远不如其他两项的表现，且得分逐年下降，比如南非，从2005年到2013年，该国在法治和透明度方面的得分从0.79降至0.63，治理的衰退显而易见，而在其他民主国家也有类似的发现，由此他认为民主衰退的最大原因在于缺乏良好的治理。来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普拉特纳(Marc F. Plattner)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发酵至今的后果使人们日益感到发达民主国家在经济和政治表现方面正陷入困境，从而削弱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和效仿价值。

非洲自由和治理指数的变化趋势，2005-2013
图表来源：Larry Diamond, Facing up the Democratic Recess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26(1), 2015, pp.32-44.

第二种是 “威权主义复兴”视角 ，同样也是戴蒙德和普拉特纳在他们的文章中所提到的观点。戴蒙德认为民主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威权主义的复兴，当前威权国家对政党、媒体、公民社会组织等施加诸多的限制，还通过成立了国际组织，逐步走向世界，试图重塑国际的价值规范以削弱民主的影响。普拉特纳认为俄罗斯、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等威权国家都在相互学习借鉴，共同合作反对民主运动。同时，一些威权国家的成功实践表明，实现重大的经济进步并不以引进民主制度为前提。威权主义的复兴与世界主要民主国家的“紊乱”同时发生，则导致了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对民主制度普遍失去信心。

以上两种视角聚焦于政治因素的变量，而经济因素向来也被认为是影响民主化水平的重要变量，因此 “经济衰退”也是一个常见的视角 。在这个领域，最为著名的当属亚当·舍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的研究，他的团队对世界135个国家41年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进行统计与分析，以研究经济与民主的关系。他在其著作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中明确提出，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民主的出现，但民主的发展却依赖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持续性的经济危机发生时，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民主崩溃率更高。

瑞典隆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托马斯·布兰博（Thomas Brambor）同样关注经济因素。他引入了政府意识形态这一变量加以解释：在未巩固的和贫穷的民主国家中，民主解体的可能性在经济衰落时期提高了。但是，这种相关性仅仅发生在左翼政府掌权时。当右翼政府执政，经济衰落不一定明显增加民主政府向威权体制回归的机会。在他研究的案例中，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厄瓜多尔、秘鲁、西班牙这六个国家，在面临经济衰退时，都由左翼政府掌权，最后都发生了民主解体的现象。

针对经济衰退对于民主衰落的影响，戴蒙德在其另一篇文章中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到目前为止看来似乎对民主生存的影响甚微。原因有三：首先，受经济危机打击的重灾区，绝大部分是富裕的工业化民主国家，或欧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民主在这些国家已得到了巩固和制度化，而民主制度从来没有在一个富裕的国家解体。其次，在那些新兴的和脆弱的民主国家中，经济动荡影响了民选政府的垮台而不是民主的解体。最后，在受全球经济衰退的打击之前民主解体就已经发生，其原因可归咎于国内治理不善，而非不利的国际环境。大量实例显示，当民主解体发生时，经济增长的增速依然相当强劲。

除了治理不善、威权主义复兴、经济衰退以外，社会不平等和分配冲突也被证明对民主巩固有负面影响（Carles Boix，2003）。另外，政治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制度变量也常常是学者聚焦的方向，通常认为议会制比总统制、比例代表制比多数票制、联邦制比单一制更有利于民主的稳定（Arend Lijphart，1990）。

以上几种视角主要聚焦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如现代化水平、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而除了结构性研究，还有一类是对过程的研究，即探讨民主衰落的具体过程，集中关注政治行动者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可归纳为 “政治行动者”视角 。比如Guillermo O’ Donnell(1997)发现政治行动者对民主的态度在解释民主生存中具有关键作用。Scott Mainwaring(2012)等人关注到政治行动者的民主偏好和政策制定的激进主义程度，指出当政治行动者对民主有规范性偏好或者制定政策更偏向温和派时，民主更可能在本国内生存与发展。

总的来看，目前对民主衰落成因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

第一，大多数研究都从影响民主运行的外部因素或条件来分析，很少有研究者从民主自身缺陷的角度进行反思，比如代议制本身的民主性，即民主投票能否真正代表和反映选民的公共利益。

第二，目前学者对于民主衰落的具体过程和特定行为者的动机研究仍然较少，只能大致确定与民主衰落具有相关性的因素，但无法确切掌握导致民主衰落的因果过程。（陈尧，2017）

第三，对民主政体性质变化的研究多于对民主质量的下降的研究，因为对民主质量的评估往往难以衡量，尚未有统一达成共识的测量标准，真正发生“稳定的民主政体崩溃”的国家毕竟是少数，因此经验证据暂时比较缺乏。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自由民主制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终极形态。但随着民主的发展，民主制度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民主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民主制度该如何走出困境，运行过程中需克服哪些缺陷，民主制度应如何设计等等问题，都成为民主制度要面对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