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为孩子，对不起

我叫洋洋，三岁半了，今天妈妈没让我去幼儿园。

这样的好事可不多见 ， 平时我不想去幼儿园的时候，还得装病耍赖。昨天也很奇怪，放学后奶奶就带我去了医院，问医生我身上的小点是怎么回事。穿白大褂的叔叔看了看，说是针眼。

后来爸爸妈妈问我怎么回事，我就老老实实说了：在幼儿园，中午不睡觉老师就打针，不听话的时候还说，要给爸爸妈妈打针。

打针可疼了，班里其他小朋友也被打过，有时候打在屁股上，有时候打在腿上，有时候打在胳膊下，每次被打针的时候我都想： 一定要听老师话了，再也不想打针了。 但不疼的时候我就又忘了，我就是喜欢玩啊，睡觉多没意思。

我们幼儿园里还有些奇怪的事情，比如有些小朋友睡醒后身上就会疼。昨晚，爸爸妈妈拉着我问了半天， 问题都好奇怪 ：老师是不是每天都喂我吃白色药片？甜的还是苦的？

我一边抱着奶瓶一边回答了爸爸妈妈的问题，是每天都吃啊，还甜甜的，有什么不对吗？

回答问题的过程，妈妈用手机拍了下来。嗨，他们大人就这样，恨不得天天拍我，我早都习惯了。不过，我发现， 妈妈这次拍的时候眼眶红了 ，拍完之后就一直玩手机，忙着在他们幼儿园家长的微信群里说话，看起来好生气，也没空搭理我。

妈妈别生气了，对不起，下次我一定好好睡觉。

我叫暴育铭，还有11天就3岁了。

我出生在河南一个叫北油村的小村庄，我家的房子很矮，门口本来有家卖酒菜的小卖铺，听说是爷爷奶奶开的，后来他们身体不好就关了， 我没赶上以前热闹的好时候。

不过，在村子里我也不孤单。我有个姐姐，还有堂哥，老在一起玩。妈妈有时间的时候，还会带我们去县城的游乐场。我最喜欢跟妈妈出门玩了，但她还得照顾爷爷奶奶，忙得很。

我家最忙的人是爸爸。他可厉害了，在北京工作，每个月都给妈妈打钱，听说他是快递员，每天要送好多好多快件， 送得越多，赚得也越多 ，我就可以多去几次游乐场了。

妈妈每次跟爸爸打电话的时候都很开心，我也开心，爸爸每次都要听我说话。听说他过年才能回家来， 我真想他呀！

没想到我的心愿提前实现了！11月14日，妈妈带我去北京，出门前我听他们说，冬天村里没啥活，妈妈去北京能给爸爸做做饭。11月爸爸特别忙，因为什么双十一，他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

我可高兴了，路上妈妈说， 11月29日是我三岁生日 ，到时候爸爸妈妈一起帮我庆祝。

在北京我们住上了楼房，听妈妈说，这是爸爸在北京能找到的最好的房子了。这里每层都住了好多人呀，一楼有小卖店。公寓里还有些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但妈妈总不让我跑远，哎，这个叫“聚福缘公寓”的新家其实还不如村里好玩。

我没来得及跟小伙伴们混熟。到北京的第5天，傍晚，爸爸加班还没有回来， 房子里弥漫着黑烟，我慢慢失去了意识 ，妈妈的哭声，还有楼道里传来的叫喊声，都越来越小。

对不起啊爸爸，我没有等到你下班。

我叫裴小龙，今年16岁，去年我在豫章书院度过了3个月。

我有抑郁症，之前已经休学2年，去年夏天，妈妈说带我去南昌旅游，登完庐山后就把我送进了豫章书院。

毫不夸张地说 ，那是我人生最黑暗的3个月。 一进去我就被关进了单独房间， 里面都是排泄物的臭味 ，四五个人拉住我，不让我找妈妈，还砸了我的手机，把我按在地上打了一顿，然后就把门锁上了。

在那个黑房子里我呆了好几天，光着身子，睡觉就躺在地上， 觉得自己活得还不如一只老鼠。 放出来后，在那个所谓书院的地方，我每天5点半起床，晨读吃饭，赶上教室改建，还要参加搬砖搬水泥，食堂很惨，居然有红辣椒炒青辣椒这样的奇葩菜。

最恐怖的要数体罚，小错用戒尺，大错用龙鞭——一种钢筋做的体罚工具，有小拇指那么粗，我见他们用龙鞭打过一个9岁的小女孩。在这里，打架、跟老师反抗、逃跑、谈恋爱都属于大错。

心情最糟糕的时候， 我尝试过自杀，喝了洗衣液 ，最后被拉到医院抢救了回来。到现在，我还是吃什么吐什么。

我算是幸运的，只在里面呆了3个月，我妈跑来看我，看我太惨，家里人都劝她把我带回去，我就因此得救了。

但那些可怕的阴影在我心里挥之不去。回家后，我天天害怕教员会把我绑回去，听说之前就有过那样的事情， 我自己买了把水果刀，没有刀鞘，随身带着， 好几次把腿都割伤了。

我也没法再信任妈妈。 有一次她明明是带我去看心理咨询师，又撒谎说是去玩，上车没多久我发现方向不对，第一反应就是掏出刀来， “你干什么，你又要把我送到那里去！”

那一刻，妈妈好像也很伤心。

但对不起，已经没有一个地方，让我觉得真正安全。

发生在孩子身上的悲剧， 往往是大人的责任。

幼儿园里受虐的娃娃、公寓火灾里死去的孩童、豫章书院里被整顿的少年，还有无数社会新闻里那些处境凄惨的孩子，他们降生时都是纯洁又美好，只是到后来，没有被世界温柔对待。

很多电影记录了这些关于孩子创伤的故事。

丹麦电影《总有一天》里，兄弟俩在父亲去世、母亲病倒后，被迫进入一家寄宿学校——基本上，那就是国外版的豫章书院。

校长很暴力，腿部畸形的弟弟入学第一天就被打了耳光。根据学校规定，孩子们要到15岁才能离开，在此之前，他们就被关在学校里，去农田干活，午饭靠抢，否则就饿肚子，逃跑被抓回来，全校学生轮流扇耳光。

于是，聪明的哥哥努力学习生存，善良的弟弟却始终保持本性：他把食物分享给别人，为同学读信时编造温暖的内容。 但命运继续裸露着残酷的那一面：弟弟被学校老师性侵了。

15岁离开的幻想也最终破灭——哥哥被校长留校，气急之下，他当面刮花了校长的车，然后被打到险些丧命。弟弟挺身而出，砸烂了校长的车来报复。最终，这个善良的孩子爬上学校最高处，跃身而下，用死亡向检察官传递这所丑陋学校的真相。

类似的电影还有很多：韩国电影《熔炉》、《素媛》，美国电影《美国田园下的罪恶》、日本电影《愚行录》、《白昼之雨》等等——很遗憾， 这个清单里没什么国产电影的贡献，虽然此类事情在国内也屡见不鲜。

这些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记录的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但很显然， 这些警示、反思并没有阻止悲剧一次次重演 ——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被曝出疑似虐童事件后，有人评价，这就是《熔炉》的放大版。

那些经历过创伤的孩子长大后会怎样呢？

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总有一天》那句经常出现的台词“一切都会好的”，事实上，如果没有专业心理机构的介入， 这些阴影会伴随他们终生，甚至，把他们送进畸形怪异的生活轨道。

今年自杀的林肯公园主唱查斯特就是缩影。他从7岁开始被一位成年男性性侵，一直持续到13岁，期间，他还经历了父母离婚、负责抚养他的警察父亲无暇照顾他、在学校被欺负和排挤……这些黑暗的历史让他此后多次有想轻生的念头，药物和酒精上瘾的问题也一直困扰他。

“这个故事折磨、摧毁了我一生” ，台湾作家林奕含在自杀前8天说了这段话。她少年补课时被老师性侵，继而患上抑郁症。以此为蓝本，她写下了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但显然，她并未因此得到救赎，小说出版后不久，她选择了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