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犹太人用史诗巨片让世界记住他们的苦难

文 | 云也退

丁酉年央视春节晚会上出现了一位105岁的老兵，作为固定桥段“忆往昔”的高潮，老太太在全场“生日快乐”的轰鸣中木然地摆了摆手。不能要求她做更多了，每个人，办晚会的人和看晚会的人，都明白上世纪的那段历史，那段直接界定了今日中国之民族认同的血与铁的历史，它的直接参与者已经基本凋零了。往后几年，话该怎么说，人心如何凝聚，都得坐下来好好研究一番。

有个巧合，1月27日也是联合国规定的“世界大屠杀纪念日”，从2005年开始，每年的这一天，都有许多相关主题的公共活动在各国举行。纪念日的设立，少不了犹太人力量的推动，他们也担心，当幸存者们进入风烛残年，一个个辞世，大屠杀这黑惨惨的一页将会从后人的记忆日程里黯淡下去。

若老人都不在了，如何抗拒对历史的遗忘、修正和戏说？中国人的电视机被抗日神剧霸占了不少年了，耄耋之年的老兵们对此心情很复杂，相反，关于大屠杀和反纳粹，有一批经典电影站稳了脚跟，获得了名望，让大众知晓在1930—40年代的欧洲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以色列的《国土报》新近刊文，推荐了十多部有关这个题材的佳片，如布拉德·皮特主演的《无耻混蛋》，凯特·温斯莱特主演的《朗读者》，1989年上映的《冤家，一个爱情故事》（我在之前的专栏中写到过其小说原著）也在此列，距今最近的则是2015年上映的匈牙利影片《扫罗之子》，讲一个名叫扫罗的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被指派去掩埋死尸，当埋了一个可能是自己亲骨肉的男孩后，他彻底疯了。此外，还有一部2014年奥斯卡最佳短纪录片《6号房间的女士》，它的女主角爱丽丝是一位1903年出生的大屠杀幸存者，在影片上映次年去世，享年110岁。

不过，这些片子都属于“不该遗忘”的，“值得一看”的，因为它们的知名度再高，生命力再强，也肯定比不上1993年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辛德勒的名单》。

《辛德勒的名单》被誉为“史诗巨片”，斯皮尔伯格曾说，当初他不是想拍，而是“不得不”拍，结果，他拍出了一部击碎所有幻想的影片，当观众们知道，就连公共厕所底下的一只粪坑都曾藏身了一个犹太孩童的时候，他们坐在舒适的影院坐椅里的身体都在瑟瑟发抖，淌下的泪全是从灵魂流出。辛德勒的工厂拯救了1000多名犹太人，让他们逃过了被焚化成灰的厄运，这是真事，前几年还有报道说，有三位名单上的人后来定居美国，合伙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唯其幸运，人们更明白这场以犹太人为主要受害者的人道灾难（犹太人口中的“shoah”，也是克劳德·朗兹曼那部经典纪录片的片名）如何配得上阿多尔诺的那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

斯皮尔伯格凭此片获得了“良心”的赞誉。他是犹太人，别说一个犹太人拍大屠杀影片，哪怕是一个爱斯基摩人来拍，也必定会遭到最严厉的审查，因为这涉嫌为犹太人当今的全球利益“张目”。然而，斯皮尔伯格拍了十年，《辛德勒的名单》最终征服了各路挑剔的批评者。现在，对此片最尖锐的批评意见，是它将犹太人群体给扁平化、苍白化了，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受害者”符号，还有人说，片中的受害者的裸体制造了一种“大屠杀色情”——我觉得这些都是相当琐碎的意见了，像“贩卖苦难”之类的罪名，很少有人安到功成名就的斯皮尔伯格的头上。

善人——恶人，拯救者——被拯救者，《辛德勒的名单》把二元对立的价值观传输得很透彻。犹太人当然并非一水的受害者，其中也有投机分子，也有为虎作伥的人，更有在暴力的摧残之下转投去欺压更弱小者以求自保的人。批评者的指控绝不是毫无道理；片中的反角，纳粹军官阿蒙·戈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被全美电影协会评为影史上百大恶人中的第15名，但他的邪恶，很可能让人感到自己很安全，就像看悬疑片时觉得自己幸运地处在画面之外的世界一样。戈特是非人类，不会出现在由人类组成的日常社会里；“Schindler’s List”的字样像是两个世界之间的一道厚墙，让人确信戈特只是在银幕和荧屏里才能看见的物种，就如同异形和吸血鬼。

制造善恶二元被视为是电影的本分；表现复杂的、处在灰色地带的人性，并不是每个导演都感兴趣的，即使感兴趣，他们也未必能用电影技术来展现。结果就是，《辛德勒的名单》布设了一道“景观”，推远了，而非拉近了大屠杀和当下的距离——一些批评家就是这么认为的。特别是，当超长的纪录片《Shoah》问世，片中导演访问前集中营看守弗朗茨·肖林的一段，就经常被拿来与《辛德勒的名单对比》。什么是虚构的恶魔？什么是现实中的恶魔？现实中的恶魔非常平庸——用上汉娜·阿伦特的概念——模样平庸，语言平庸，没有那么多可怕的动作和狰狞的表情，于是观众懂了：集中营看守，跟自己遇到的每一个袖手旁观的路人都有关系。

但这是一个典型的取舍问题：你想要全部的真实，就不能不牺牲你的受众面。斯坦利·库布里克就说《辛德勒的名单》太片面，他自己想拍一部足够复杂的大屠杀影片，看到《辛德勒的名单》之后宣布放弃。批评《辛德勒的名单》最严厉的是匈牙利作家凯尔泰兹·伊姆雷，他自己就是集中营幸存者，他以亲历者的身份挑剔影片的媚俗，讨好大众——所谓“刻奇”是也。然而凯尔泰兹自己的书，加在一起的读者群都不及《辛德勒的名单》观众的百分之一。

因为他没有兴趣去刻画全貌；他打着灯笼在黑夜里走，要读者跟上来，还不一定跟得住，一路不停地有人开小差，只因书太难读。可是，《辛德勒的名单》却能将观众绑在座位上两个半小时，告诉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几百个犹太人胜利大逃亡，背景则是几百万个犹太人的死，观众可能会看到前者而忽略后者，但是，即便片子有简化和误导之处，它到底确立了一种正常的历史认知，说出了谁弱谁强，哪一方残酷无情，哪一方苦苦求生。

正常是基本的要求，却又何其难得。为了当下的需要而扭曲过去，甚至为了当下的娱乐需要而娱乐地扭曲过去（前提是不颠覆某种“定论”），做起来不啻为从恶如崩，易如反掌，而反过来，保持对一个历史主题的绝对严肃的态度，可就难得多了。在影片中，辛德勒是在看到一件小女孩的红外衣时，恻隐之心被触动，意识到应该救救犹太人的。电影制作人擅长设定类似这种“戏剧时刻”，制造出红衣女孩和无数黑白色调、千人一面的受害者之间的反差。你可以挑剔它的刻意简化，但你不能否认影片的严肃：确确实实，有那么一些犹太人被辛德勒救了，而他们的救星辛德勒，和他们的敌人阿蒙·戈特一样，也是将其视为一整群人，并没有把他们当成一些独立的个体。

人们通过《辛德勒的名单》领会到的绝望正是影片带来希望的地方。它将人们逼到死角，一个教人发疯的真正的非人间里，逼得他们只有奋起回头这一条路可走。犹太人最不愿看到的，就是世人在大屠杀的问题上失去严肃性，于是他们做出了各种努力，写书，拍电影，也支持其他人写书和拍电影，以及设立纪念日，纪念那段鸡蛋被石头碾碎的日子。他们的理念中是没有“非人间”的，所以，纪念行为不能像鲁迅那样愤世嫉俗地说“为了忘却”，他们纪念，就是为了永志不忘。

【注】本文原标题为《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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