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西东》： 西南联大，中国大学的珠穆朗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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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君说

导语

西南联大曾发生过这样一段对话，一个年轻人问另外一个：“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文章，看了没有？”对面答道：“看了，你觉得怎么样？”问者很不屑地摇摇头：“毫无创新。”这样的对话，无疑是狂妄而自负的，但当时周围的学生听了，毫不觉得刺耳。这两位年轻人，后来一个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另一个成为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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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拾遗（ID：shiyi201633）

作者：拾遗

当你感叹在电影《无问西东》中看到了真正的“芳华”时，我觉得我们可以仔细聊聊滋养“清华精神”的那所西南联大了。

西南联大，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2018年，正值西南联大八十周年诞辰。谨以此文献礼西南联大，致敬西南联大。

联大长征

1937年8月28日，本是个平常日子，

但因为一封公函而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别日子。

这一天，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

接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

公函要求：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

一个多月前，“七七事变”爆发，

硝烟弥漫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长沙临时大学旧址

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

但课桌未稳，部分教授和学生还没到来，

长沙的天空就响起了空袭警报。

淞沪会战失败，上海沦陷，

1937年12月，南京又陷落。

日军进逼武汉，长沙立成危卵。

“国家亡了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全亡了。”

为了保住文化血脉，临时大学决定西迁。

“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

其中一路，完全徒步， 得翻山越岭3600里才能抵达昆明。

“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长征”路上的西南联大师生

清华泰斗陈寅恪的父亲，

乃著名爱国诗人陈三立。

日军打进北平后，陈三立绝食而亡。

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丧事，

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

邀请陈寅恪到宪兵司令部做客。

陈寅恪知道，若拒绝去日伪大学任教，

肯定会遭到日本宪兵的迫害。

于是，父亲丧事还没有办完，

他就含着悲愤悄然离开了北平，

汇集到“联大长征”的南迁队伍之中。

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

学者闻一多拿着几本书，

带着孩子就加入了长征。

当时，日本人公开承诺：

“留下来教学，照样保证丰厚年金。”

作为教授，像闻一多，

可以有保姆、有厨师、有车夫，

还可配两个文书，生活舒适又体面，

但他一声“呸”就拂袖而去。

教授赵忠尧，为把50毫克镭带到昆明，

冒着杀头危险，化装成难民，

“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

把装镭的铅筒，贴身紧抱在怀里，

坐火车时，数天数夜不敢合眼。

抵达昆明时，胸膛已烙上两道血印，

但赵忠尧却为此雀跃不已，

因为他保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

闻一多

1937年，北平沦陷时，

北大教授邓一哲的儿子邓稼先正读高三。

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会上，

邓稼先怒不可遏，撕掉了日本国旗。

当晚，志成中学校长赶到邓一哲家，

“开始追查了，赶快把孩子送走。”

临别之际，邓一哲对邓稼先说：

“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

邓稼先逃出北平，辗转跋涉来到昆明。

“我随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后来，邓稼先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李政道几乎和邓稼先有着相同经历：

高中一毕业就遇上日军入侵，

经历九死一生，才从沦陷区逃到云南，

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师从吴大猷，

195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8年2月，“联大长征”队伍抵达常德县。

1938年4月28日，经过数月跋涉，

“联大长征”队伍终于抵达昆明。

这段艰苦卓绝的长途迁徙，

在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

后人将其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

这一场旷世的文人长征，

不仅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精英血脉，

更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壮丽探险”。

六天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

“西南联大”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刚毅坚卓

到昆明后，西南联大没有校舍，

主要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

为了恢复正常的教学功能，

学校把大部分经费用来购买了图书和设备。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

校长梅贻琦请两人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

两人欣然受命，一个月后，

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

但这个一流设计方案立马被否，

因为学校拿不出这么多经费。

此后两月，梁思成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

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

1938年，西南联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

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时，

联大建设长黄钰生满脸无奈地说：

“除了图书馆屋顶可以使用青瓦，

教室、实验室可以使用铁皮之外，

其他建筑的屋顶一律覆盖茅草，

砖头木料再减一半，麻烦您再作一次调整。”

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校长办公室，

把设计图狠狠砸在梅贻琦办公桌上。

“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

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

梅贻琦把图纸一张张收好，歉疚地说：

“思成，以你的大度，请再谅解我们一次。”

梁思成接过图纸，喉咙哽咽住了：

“你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

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梅贻琦喉结上下滚动，声音颤抖：

“思成，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

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

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

半年后，一幢幢茅草房铺满了西南联大校园。

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

梅贻琦职位在政府可与总理平级，

但他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司机，

为了组建承揽工程与项目的学生服务社，

以赚取外快贴补教师们的困苦生活，

他几乎卖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

1940年后，梅家常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

偶尔吃一顿菠菜豆腐汤就是过节。

为了回请云南省主席夫人，

梅夫人韩咏华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

为维持一家生计，她只好上街摆摊卖米糕。

有次大雨，卖糕的梅太太被淋成了落汤鸡。

梅贻琦接过篮子，把泡烂了的糕舀到碗里，

一边吃，一边抹泪：“咏华，我对不起你。”

梅贻琦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病妻治病，

每天不得不化装成乞丐，

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

后来，夫妇俩小茅屋遭日机轰炸，

瓦缸里的面粉掺满了碎瓦片和泥沙，

吴大猷只好把碎缸里的面粉捧起来，

用洗面筋的方法把泥沙与淀粉洗掉，

把仅剩的面筋留下来作为半月口粮。

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寒风中出生的，

那一夜，日寇飞机埋葬了他所有的家产。

身无分文的他，用唯一的西装裹着孩子，

从农民家里乞来了一件件小破衣褂。

“孩子是穿百家衣长大的。”

后来，费孝通女儿读大学时选择了农业，

费孝通自己也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西南联大遭日机轰炸

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屋子被炸后，

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

把牛圈上头堆草的楼棚租下来。

牛住下头，华罗庚一家住上头。

每天很早，华罗庚就拖着瘸腿，

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

晚上，又伏案于牛棚潜心研究学术。

老牛常借柱子擦痒，搞得楼棚地动山摇，

人坐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

棚里更是蚊虱成群，咬华罗庚充饥。

但就是在这样的牛棚里，

华罗庚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

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

华罗庚一家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清高，以谈钱财为耻。

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

为维持一家生计，闻一多不得不挂牌治印，

其内心之纠结和痛苦，可想而知。

有一次，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

怒气冲冲地责问：“这是不是发国难财？”

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

沉思好半晌，末了说了一句：

“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

淡淡一句话里，包含了多少辛酸啊！

闻一多治印

不少学生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昆明，

失去了家庭支持，几乎一贫如洗，

只靠学校发放的一二十元补助金维生。

学生潘琰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

因为可用饭费一半价格买到锅巴，

那锅巴一半以上是砂子、老鼠屎，

连倒泔水的农民都不要，猪都害怕。

潘琰把锅巴买回去，用开水淘一遍，

然后再用盐巴水泡着吃。

那时候，联大师生就是这样清苦。

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

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说了一句：

“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

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便走。

连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

虽然清苦，但师生们一片刚毅坚卓。

为躲避日机轰炸，教授们住得很分散。

有的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但从不迟到。

刘文典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孔祥熙拨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

但联大师生全体投票，一致同意：

“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

1942年，教育部决定给25位兼行政职务的名教授，

每人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

但25位名教授联名致函拒绝：

“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

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

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这就是刚毅坚卓，这就是文人风骨。

学生宿舍

精诚合作

战乱年代，执掌一所大学，

都是一件非常令人头痛的事。

要执掌三所名校组成的联合大学， 更是难上加难。

联合大学，究竟该怎么管？

一开始，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

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人轮任主席。

但三个和尚挑水往往不如一个和尚。

联大成立后，一系列矛盾开始显现。

从左至右：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最大的矛盾，就是职位配置。

各校教授为此争得面红耳赤。

情况严重时，甚至“群议分校，争主独立”。

这时，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站出来，

说了一句：“此乃何时？”

一听这话，教授们立即安静下来。

北大校长蒋梦麟接着站起来说：

“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

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

从此，再没有教授出来争抢职位。

西南联大校徽

不久，南开校长张伯苓对蒋梦麟说：

“我的表，你带（戴）着。”

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

然后，他去重庆开办了南开中学。

不久，蒋梦麟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

“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

然后，他也去重庆另兼他职。

就这样，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

张蒋两人把权力“让”给了梅贻琦。

后来，傅斯年责怪蒋梦麟不管联大事。

蒋梦麟说：“不管者所以管也。

一校三校长，好比一条裤子三人穿，

如果三个人都去抢这条裤子，

来回拉扯，什么都干不了，

所以只能让一个人穿裤子。”

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蒋梦麟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

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想组建东南、西北、西南三所联合大学，

但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合后分，

只有西南联大成功坚持了下来，

这既得益于蒋梦麟、张伯苓的让，

也得益于梅贻琦的“公”。

“自从联大成立，梅公心中就只有联大，没有清华。”

清华有庚子赔款作后盾，

设备经费远胜其它两校，但三校共用之。

清华工学院建立了学生服务社，

对外承包工程、建设房屋、开办工厂。

当时三校在财务上各有各的“房头”，

这笔钱本算是清华的“私房”收入，

但梅贻琦却拿出来补贴其他两校。

左起：朱自清、罗镛、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在课程设计上，为了公平，

联大开放性地放宽了口径，

同一门课程，大家可以同时讲授，

清华闻一多和北大罗庸都研究《楚辞》，

观点截然不同，但两人都可讲《楚辞》。

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开讲《楚辞》，

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

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

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去听。

这样的安排，不但体现了公平，

而且促进了良性竞争，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

不仅是课程设计开放，思想把关也开放，

“校方从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

不管是进步的、保守的，还是中间的，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派，

虽各有所执，但都能以大局为重，互相包容。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联大师生间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

正因为“兼容”，各方大师才纷纷投奔联大。

因为她“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西南联大的教授夫人们

教授治校

1946年1月29日，文学院教授闻一多，

为研究生王瑶毕业事宜致函梅贻琦（字月涵）——

“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

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

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 道安。 ”

这封短笺，让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如今感慨万端： “从‘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

梅贻琦接到公函，批示：照办，琦。

“照办两字，可见教授地位之高。”谢泳说。

这地位，就是联大倡导的“教授治校”。

西南联大部分教授

1952年，艾森豪威尔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他在致词中称教授们为“雇员”，

后来的诺奖得主物理学教授拉比说了一句名言：

“教授不是哥伦比亚的雇员，教授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但梅贻琦有句名言，比拉比说得更经典：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梅贻琦说。

那时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

只要有才有实力，不必害怕校长，

觉得这所学校不爽，换一所同样教。

梅贻琦很清楚：“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

所以，他极其推崇教授治校。

张狂不羁的刘文典

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

所以西南联大成立了教授会。

教授会是联大最高学术机构，

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处理学术事务。

教授会每年选出11名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 校务委员会还包括校长、学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

大家一起商讨学校大事，制定各项规章。

校委会 秘书长是中国文学教授杨振声， 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 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

“校务委员会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 当年联大每决定大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谢泳说。

教授治校，不仅体现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尊重，

也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他们对教育事业的参与。

吴宓

联大学校里流传着一首诗：

“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

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这首诗说的就是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在种种事情上从不断然决定，

而喜欢用这些词语来谨慎表达意见。

教授们提出管理学校的策略，

梅贻琦发表意见通常只说三个字：“吾从众。”

但每一个“吾从众”后，处事却极其坚定。

所以梅贻琦便有了“寡言君子”的雅号。

正因为 梅贻琦 的无为而治，

教授治校才得以成为西南联大的标志。

陈寅恪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沈从文

1938年11月，

西南联大作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决定：

聘请“乡下人”沈从文为教授。

当时，西南联大的教员，

大多都是留学欧美名校归来的名师，

再差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已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

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

论学术研究，他是作家，没任何学术著作。

但梅贻琦根本不看重这些，“我看的是才华”。

唯才是举——这就是西南联大的用人标准。

“1939年，我在西南联大入学那年，

学校又干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

聘请钱锺书、华罗庚、许宝騄当了正教授。

那一年，这三位先生都只有28岁。”

“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何兆武说。

年轻教授里的“人之龙”钱钟书

就因为唯才是举和尊重教授，

西南联大才成为大师们的“向往之所”。

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

曾撰文回忆他在联大读书期间的课表，

“国文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

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

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

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

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

这阵容，简直太豪华太奢侈了。

西南联大大师云集，从文学院教师名单便可窥斑见豹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

能用13种文字阅读，学问之博大精深，

被傅斯年誉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教历史，上课第一天就说，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

近人讲过的，我不讲；

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

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

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的课，旁征博引，指点中西，

内容涉及历史、宗教、语言等多方面，

能完全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

但却吸引了冯友兰、吴宓等教授去旁听。

著名学者许渊冲说：“哈佛大学也找不到陈寅恪这样的‘四不讲’教授。”

大师们极重创新，素以照本宣科为耻。

正因如此，才创建了一系列奠基性著作。

陈寅恪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汤用彤写下《中国佛教史》

钱穆写下《国史大纲》

冯友兰写下《贞元六书》

金岳霖写下《知识论》《论道》

陈序经写下《文化学系统》

潘光旦写下《优生原理》《性心理学》

王力写下《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

华罗庚写下《堆垒素数论》

吴大猷写下《多原子分子的机构及其振动光谱》

周培源写下《湍流理论》

赵九章写下《大气之涡旋运动》

孙云铸写下《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

…………

这些论著，后都成为各学科的奠基之作。

大师们完成了一大批奠基性论著

唱京戏，“王帽”不是主角，

大学，亦同此理，

校长不是主角，主角是教师。

“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

这是梅贻琦说的另一句名言。

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正因如此，这所很穷很破的大学，

汇聚了300多位中国最负盛名的老师。

学生们正在上课

思想独立

1939年，陈立夫做教育部长后，

以战争为由，要管制西南联大，

“做院长的人，一定要加入国民党。”

对此，西南联大不以为然。

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公然抵制：“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

教育部对梅贻琦一再示意，

“要开除闻一多等进步教授。”

但是梅校长一直拖延不理。

联大教授会因此撰文说：“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要予他们研究的自由、选择人才的自由。”

下课了

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

当年在联大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

“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

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

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

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

她有她特殊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

针对当时把宣传灌输与教育混为一谈的情况，

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批评说：

“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

没有拒绝与权势苟合的信念，

就没有学术与思想的独立与进步。

所以西南联大始终坚守“思想之独立”。

西南联大图书馆

1941年，教育部强制要求：

“西南联大必须开设三民主义课。”

此举遭到联大师生的强烈抵制。

学生马灿华撰文说：“即便三民主义是正确无误的思想，它也得在思想的市场上自我证明。”

1942年，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

要求联大务必遵守其核定的应设课程，

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

联大教授会对其规定逐条予以批驳：

“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从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尚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最终，联大没有采用统一教材，

保住了教育的独立、自主与尊严。

化学系在做实验

蒋介石想拉拢傅斯年做国府委员，

但被傅斯年断然拒绝。

于是，蒋介石转而想拉胡适。

傅斯年便写信给胡适， 劝其保持名节：

“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西南联大教员不做官，但不表示不议政。

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有4位：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钱端升。

而这四位，都是西南联大的教员。

张奚若常常当着蒋介石的面，

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

一次，蒋坐不住了，插了一句：

“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

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第二年，当局寄来路费，邀他再去重庆，

他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西南联大常委会会议记录

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有一个著名主张：

“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这个主张在西南联大得到很好继承。

后来，不少专家这样总结：

“西南联大学术之所以能彪炳史册，

就在于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外界的干预和控制，

保证了思想之独立、学术之自由 。”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西南联大研究者杨立德，

写过一本《西南联大的斯芬克斯之谜》。

他在解谜时这样说：“联大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点是她就是大学本来的样子，而不是衙门。”

西南联大地质系学生在考察中

学术自由

1980年代，沈从文出国访问，

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他：

“抗战条件那么苦，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

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

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1940年就读联大的学生心田这样说：

“你想知道什么是联大吗？

这里没有升旗早操，更没有纪念周训话，

也不像别的大学，进去有一个月新生训练，

灌输你什么校史和总裁言论。”

西南联大学生，著名诗人穆旦

西南联大做学术有多自由？

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

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和决定权。

联大学生、小说家汪曾祺回忆说：

“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

正因自由，教授们极重创新，

“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以照本宣科为耻。”

教授之间，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

如贺麟欣赏王阳明“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

而冯友兰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

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很受学生尊重。

旁听，更是在联大蔚然成风，

不仅学生可随意旁听老师的课，老师之间也互相旁听。

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

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部分教师及家属

联大学生、诗人郑敏后来回忆说：

“我觉得西南联大教育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教授所教的东西跟他所学的东西是融为一体的。

所有教授跟自己思考的问题合成一身，

好像他的生命就是这个问题的化身，

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思想，

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思考，这对我熏陶极深，

这种无形的感染比具体知识的传授要大得多，

像是注入了一种什么东西到我的心灵里面，

以后我对艺术的尊敬、对思考的坚持，都是从这里来的。”

吴晗在学校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