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放浪形骸，只是米莱的一种包装

这才是米莱的本质：一个拥有着非常成体系的、稳定价值观、系统性经济理论、成套社会改造计划的完整的精英知识分子。

他所有放浪形骸的表象，都是为了成为网红，成为一个对于普罗大众，对于社会媒体、对于国家结构有影响力的人。他在竞选的时候拿起电锯，他在广播节目《拆解神话》里大放厥词，他在竞选纲领里惊世骇俗，都只是为了一个目标：他必须成为一个能够影响大众，影响选票，影响世界的人。

通过传统的政党政治，作为一个素人的米莱根本没有机会。只有直接通过诉诸选民，他才有可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人。

他可以以自己的网红身份向大众发话，动员选民直接向国会和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只有通过直接与选民对话，他的主张才能直接被选民所接受，从而反作用于被政党政治所控制的国会和地方政府。而且，只有通过对选民的认知控制，他才能真正地改变选民的思维方式。

在国际上不也如此吗？接受特朗普的夸奖和认证，他非常简单地就获得了国际关注度。

米莱明白所有的这一切，所以他装疯卖傻地假装不知道特朗普是个什么货色，装疯卖傻地立刻获得了美国选民的好感和支持。这笔生意有多划算？

还有一切关于米莱种种不靠谱的嘲笑和讽刺，米莱养了5只克隆狗，米莱和小狗通灵，米莱是一个密宗sex大师，三个月不射精，米莱的妹妹是他的摩西，精神领袖，米莱粗言野语，不修边幅……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米莱的包装。米莱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全不可捉摸的迷宫，成为一个国际级别的网红，一个看上去疯疯癫癫的不靠谱的政客，在这样的形象和这样的包装中，他可以为所欲为，把政党、国会、地方政府、国际关系玩弄于股掌之上。

抓住米莱的奥派本质身份，抓住米莱对于所有一切现代观念的深刻掌握，抓住米莱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分子（反同性恋婚姻、反堕胎、反枪支控制、器官买卖合法化……），你就能深刻地明白，米莱根本不像他表现的那么肤浅、疯狂与无聊（《说真的，米莱可能是西方世界最后的希望》）。

那些雄心勃勃的重新分配财富的努力终将以重新分配贫穷而告终

索维尔的一些名言：1、二十世纪有很多这样的案例，许多国家始于均富，终于均贫。2、奥巴马总统似乎完全不知道，他在试图实施的政策有多少是已经被试验过，试验了很多次，而且一次一次失败了。3、你只能没收特定时间存在的财富，却无法没收未来的财富——当人们看到未来的财富将被没收时，他们便丧失了生产财富的积极性。4、对许多政客来说，黑人的选票比黑人的生命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政客总是试图让黑人选民感到不满、愤怒和恐惧。5、再分配主义者给了人一条鱼，并且让他/她希望在未来靠政府获得更多的鱼。6、许多重新分配财富的尝试，都以重新分配贫困告终。7、让不用为决定付出代价的人来做决定，很难想象有比这更愚蠢、更危险的事情了。8、需要相当多的知识，才能认识到你自己无知的程度。9、多元文化主义意味着你可以赞扬任何文化——除了西方文化，你不可以批评任何文化——除了西方文化。10、道德垄断是思想市场的对立面。11、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用力量来捍卫文明，那么就准备好接受野蛮吧。12、很少有事情比误导年轻人更可耻。13、如果保存文明的战争落在了窝囊废和野蛮人手里，那么野蛮人会取胜。14、 如果你认为人类总是理性的，那么，至少一半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15、 当错误的代价由别人承担时，犯错是很容易的，坚持错误也很容易（引自《雪球》）。

电梯效应：当向上流动不再可能

“电梯效应”（elevator effect）是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中提出的概念，被用于描述“阶级社会”（class society）的整体提升。这一隐喻描述了这样一幅场景：富有的人和贫穷的人站在同一个电梯里，尽管他们之间仍然存在差别，但阶级不再重要，因为每个人都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尽管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但在收入、教育、流动性、法律、科学和大众消费各方面都呈现出集体增长。在这样水涨船高的背景下，贝克论断，德国已经超越了阶级社会（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New Delhi, 1992, p. 91）。

三十年后，基于“电梯效应”这一概念，奥利弗·纳赫特威写出了《德国电梯社会：一个欧洲心脏地区的危机》一书。在纳赫特威看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贝克的上述观察是正确的——人们的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标准也有所提升。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在197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后，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德国政府采取了零工经济作为应对措施。这种新的工作形式将劳动力划分为了两个群体，一个群体依然如过去的传统一般受长期雇佣，另一个群体则受雇于新的临时、短期合同，且后者正逐步取代前者。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德国的生产力在继续提升，工资也在继续增加，但上升的模式已经出现分化。更为根本的变化发生在1990年两德统一之后，德国的生产力继续上升（虽然和之前的上升模式不同），但平均工资却在过去二十年持续下降。同时，这种收入变化出现分化：对于排在前百分之六十的家庭，他们的收入得以保持或继续上升，而后百分之四十的家庭（超过三千万人）则经历着工资滞涨和降薪。下降的不仅仅是收入，还有对应的医疗保障、社会福利。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纳赫特威的分析为“电梯效应”增加了新的内涵。在《德国电梯社会》中，他将这种新效应的特征归纳为四点。首先是中产阶级的去稳定化（de-stabilization）。中产阶级在该书出版的前十五年中逐渐缩水，尤其是中产阶级中相对底层的家庭，他们的生活不再同过去一般稳定。其次是主观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在于对阶层下滑的担忧，甚至恐惧。同时，人们对不平等的感知也发生了变化。根据纳赫特威讲述，德国社会过去共享着一种集体心态，即如果一个好的、工作努力的员工被公司解雇，那么问题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社会系统没有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但如今，这种心态发生了变化，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或者没有提升，会被视为个体的问题。换言之，是这个人不够好，所以才没有得到好的工作。这种心态的转变带来了“电梯效应”的最后一个特征，即一种新的加速和顺从——每个人都在努力变得更高效，有更高的生产力，以获得或保有一份不错的工作（黄琬《读《德国电梯社会》：当向上流动不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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