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九一八，中华民族危险关头（二） | 正略名家

赵民按：

作者 | 马勇

来源 |爱思想网

满洲问题由来

“二十一条”是中日关系的转折点，先前二十年好不容易积累的那点战略互信被这个提案彻底摧毁，中国朝野从此很难再相信日本的外交说辞，但凡对日外交表示友善沟通的，无不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大帽子。此后百年的中日关系，除了一个短暂的特殊时段，基本上笼罩在战略互不相信的阴影里。

“二十一条”共分五个文件。第一号文件关于山东，大要要求中国转让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给日本；第二号文件关于南满及内蒙古东部，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这里的优越、独占地位；第三号文件关于汉冶萍公司，要求中日合办；第四号文件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岛屿港湾租与让与他国，实际上要求日本对中国的独占权；第五号文件要求中国聘请日人充当政治、经济、军事顾问；要求日本享有在中国内地开办医院、寺院、学校等土地所有权；要求中日合办中国警察；要求中国军需采购应有不少于一半的来自日本，或中日合办军械所；要求福建省内日本享有铁路、矿山开采优先贷款权；要求日本享有中国内地布教权。从中国人的观点看，“二十一条”就是要将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经袁世凯及属下外交官艰难谈判，“二十一条”在最后定案时有很大修正，但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战略并没有放弃。而亚洲扩张的关键处，不仅在于对中国的独占、利权独享，而且对于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否控制、占有满洲。这是日本来源很久的一个战略思想，幕府晚期思想家佐藤信渊指出，当今世界各国，为日本所易于攻取之地，舍支那之满洲外无他，故日本之征服满洲，迟早虽不可知，但其为日本所有，“则属无疑。满洲一得，支那全国之衰微必由此而始。”（转引自汪向荣《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171页）

基于这样一种战略考量，中日经过谈判达成的“民四条约”，尽管废除了一些中国实在无法接受的条款，但依然强调并维持了日本在“二十一条”中所要求的满洲权益。

满洲在日本战略中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是日本北进欧洲，南下亚洲不可或缺的一个跳板，尤其是在日本经甲午战争已充分控制了朝鲜半岛的形势下，谁掌控了满洲，谁就拥有战略上的主动权。

日本人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此后的日本政府不遗余力推行“分离满洲”的运动，寻找一切理由将满洲视为中国的一个特殊区域，利用一切机会试图将满洲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据重光葵说，关于满洲，日本政府很长时期以来的基本方针是：“将满洲看做中国的特殊地域，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21页），然后再与满洲地方政府进行交涉。中国后来的民族危机之所以从东北开始，绝非偶然。

中国人当然不清楚日本政府的战略细节，但由于清末最后十几年政治改革滞后、迟缓，极不情愿，使中国内部发生极为严重的分裂，反满革命发展迅猛，“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成为那个时代最强劲的声音。历史发展为这个口号落到实处提供了绝妙契机，“1911年中国大革命”，尽管在最后时刻将“驱逐鞑虏”转化为“五族共和”，但中国社会内部的裂痕并没有真正消解，特别是革命党人执意废黜满洲皇帝，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其实，当大革命发生时，严复就对废黜清帝的思路给予严重警告。他认为，如果南方革命党人轻举妄动并且做得过分的话，中国从此将进入一个糟糕时期，并成为整个世界动乱的起因。

“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则，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

严复不赞成终结帝制，更不赞成“驱逐鞑虏”，“如果听任一些革命党人的种族敌对情绪走向极端的话，现在满洲人确实毫无防卫能力了，可是蒙古、准格尔等等又将以何处为归宿呢？他们会同纯粹的汉人一道组成一个广袤的、难以驾驭的共和国吗？还是他们会从今宣布独立？两者似乎都不像！前者不可能，因为有种族仇视问题以及感情、习俗、法律、宗教的完全的差异；后者不可能，因为他们的政治力量不足。于是这些广袤的地域连同它的人民势必要归附附近的某个强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分裂中国’的老问题就来了。”（严复致莫理循函，《清末民初政情内幕》，786页）后来的历史被严复老先生不幸而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