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领导者，心理未必健康。如果变态人格变态得恰到好处，倒也有可能增进领导力。
文 / 风里_李峰
汽车行业的传奇CEO艾柯卡说过，他上大学的时候上过的、对管理公司比较有用的课只有两门，其中一门就是变态心理学。想想秦始皇、拿破仑、希特勒、圣雄甘地、乔布斯、韦尔奇，这些著名领导者，圣人也好、恶魔也好，似乎都有一种疯狂或者另类。就像艺术家达利自称的那样：“并不奇怪，我只是偏离常态(I am not strange, I am just not normal)。”
精神病学家纳西尔·格哈伊米（Nassir Ghaemi）认为，
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在危机中是一种优秀的领导者品质。
这种精神症状的特征是：在抑郁期内，对他人感受特别敏锐，对事物的认知格外客观。在躁狂期内，对挫折有极大的忍耐力，并具有解决问题的创造力。
他举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 ）为例，依据其自述，这两位重量级政治领袖都被诊断为患有双相障碍。（详见其专著《一等的疯狂》A First-Rate Madness)
丘吉尔是个绝好的例子。每当危机出现，英国人民就把他老人家请出来；每当危机消退，英国人民就把他赶下台。不是英国人民卸磨杀驴，而是英国人民觉悟实在是太高了！虽然丘吉尔对此跌宕起伏的人生非常郁闷，但幸运的是，他青史留名而没有成为功过相抵的争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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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英国萨里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Board和 Fritzon）用性格问卷对照测评了两组人——管理者和被诊断患有精神症状的罪犯。他们发现，
有11种（这么多！）人格障碍在高管组中间的比例，居然高于精神病罪犯组。
其中三种人格障碍最为突出：戏剧型人格障碍、自恋型人格障碍以及强迫症型人格障碍。
既然是障碍，一定不利于适应社会。不过，这三种人格障碍都有可贵之处。戏剧型人格障碍，缺点是太喜欢成为注意的中心、兴趣不稳定、关系不稳定，但优点是可爱。想想马云把自己打扮成Lady Gaga的样子。好多培训师和演员都有戏剧型人格倾向。
自恋型人格障碍，缺点是自大、过分关注自我而缺乏同理心，但优点是自信。万人之上的CEO们也是人，没有三头六臂，如果不高看自己，那真的要神经衰弱了。
强迫症型人格障碍，缺点是吹毛求疵、对工作过度投入、固执、专制。这些缺点其实都是优点，只要换成褒义词就行：完美主义、工作勤奋、执著、坚定。
千万不要以为人格越变态，领导力越强悍。管理者在一些不利于职场生存的人格变态维度上比罪犯组更加健康：暴力倾向、不负责任和违法倾向（反社会）、冲动性、自杀企图、情绪波动以及消极抵抗。
一些研究发现，人格变态者的两个常见特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变色龙模式（chameleonism），以及拿别人当工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有利于一些人在组织阶梯上往上爬。这似乎暗合了我们对于很多天才和领袖人物的印象，不确定的是社会的态度：既可能万众景仰，又可能千夫所指。
变态跟领导力之所以呈现某种正相关，可能是童年创伤所致。
早期的逆境造成了一些人的破坏性变态，也造成了另一些人的建设性变态。
心理学家奥利弗·詹姆士（Oliver James）告诉我们，最成功的人群中间（包括企业家、英国首和美国总统），居然有三分之一在14岁之前丧父或丧母（一般人群中这个比例是8%）。这似乎证明逆境促人奋进。早年丧父的领导人不胜枚举，包括大军阀东北王张作霖、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童年的各种缺失（贫穷、被虐待、被忽略）与变态人格以及成年之后的成就三者之间有因果关联。
不幸在导致变态的同时也催人上进。对金钱、地位和权力的欲望是对于童年这些缺失的补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人不知疲倦地工作，他们是在用工作化解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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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领导者，心理未必健康。但不能因为林肯有抑郁症，就认为抑郁症是领导力的要素。
对领导力有利的变态，实际上是一种巧合，就像珍珠，是蚌的病态的产物，但不是所有的动物有了病都会产生珍珠。变态人格相对于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障碍，算是比较轻的心理健康问题。例如，强迫型人格障碍比强迫症轻得多。指望从变态人格收获业绩，如同缘木求鱼，变态人格一定要变态得恰到好处才有可能增进领导力，这种因祸得福的概率实在是不靠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