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艾达·费雷尔
他在1971年12月31日说道：“真正的新人……还比较遥远。”
本文摘自《自由古巴——革命、救赎与新生》。
诸如此类的考虑引发了革命领导层之间的一场大讨论。在一个层面上，这是一场关于人性本身的抽象讨论。在另一个层面上，讨论影响了政府在劳工、 教育和经济方面的具体政策。讨论部分集中于以下问题：人们投身革命是出于道德激励还是物质激励？讨论的一方是切·格瓦拉。他支持道德激励和新人的理念。对新人来说，道德激励就足够了。针对这一观点，其他官员则认为，道德激励不足以动员劳动力——从长远来看，在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之前， 道德激励是不够的，工人缺勤率的上升即是佐证。在国家的一些地区，每天都有20—29%的劳动力缺勤。国家是唯一的雇主，而工会是由政府管理的。当工人对工资或工作条件等问题不满时，磨洋工、迟到和旷工是工人们为数不多可以独立表达不满的方式。1968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估计，部分由于工人们采取的这种策略，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工作日被浪费了。
1960年，切同志和小盆友们一起做游戏
多年来，菲德尔·卡斯特罗一直赞成道德激励的观念，直到严峻的现实侵入并改变了他的想法。这一转变源于一场名为“千万吨收获”的特殊运动。顾名思义， 这是一场目标在 1970年收获1000万吨糖的史诗级运动。这是迄今为止古巴历史上最大的收获。这场运动的想法是短期内集中力量生产糖，以便为实现工业化提供资金。卡斯特罗说，运动的成功将消灭贫困，推动古巴革命的最终胜利。
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要想生产数量如此庞大的糖，现有糖业工人的数量是远远不够的。革命后，制糖工人一直在往城市迁移，在城里寻找教育和工作的机会。革命前，有许多失业工人会在收获季节到种植园里干活，但革命后他们不需要这么做了，他们有工作，或去上学或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们不想再遭砍甘蔗的罪了。因此，要想生产1000万吨的糖，国家不得不依靠一场运动， 一场来自城市和乡镇自愿劳动的特殊运动。这需要巨大的努力和牺牲， 是值得新人去做的事情。
1959年，菲德尔同志和美帝头子尼克松在一起
政府将1969年命名为“决定性的奋斗年”。1月1日，菲德尔宣布：“大发奋的一年开始了。为期18个月的一年开始了！”人们鼓起掌来，有些人看上去有点疑惑。收获期将延长数月，且第一次从炎热的夏天开始，天气太热了，“过去从没有人想过在此时砍甘蔗”。圣诞节和新年将被推迟到1970年7月，也就是收获结束的时候。在场的一位外交官向一位朋友问道：“你听过如此诡异的事情吗？” 如同1959年一样，时间本身也不得不屈服于革命的意志。
尽管这场革命已经有过许多大规模的动员，但千万吨收获仍是一次声势浩大、史无前例的动员。国家广播电台定期更新收成情况，岛上的主要报纸每天都在头版刊登一个表格，显示1000万吨收成的进展。到处都有标语问道：“你为1000万做了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被认为应该做些什么。学校关闭了，餐馆和剧院也关门了。尽管没有人在度假，但城市居民的数量就像8月的巴黎一样少。公交和特快专列载着志愿者去农村砍甘蔗，就业中心将男男女女送到田里。在那漫长的一年里，总计大约有160万古巴人参加了收割工作。他们中有男人、女人和年仅14岁的青少年，包括教师、银行家、学生、工厂工人、政府部长，甚至有芭蕾舞演员和小说家，他们现在全都在砍甘蔗。
1965年1月，一名中年妇女参加政府开办的裁缝培训课程。革命政府鼓励妇女兼任男性能承担的工作，壮劳力则被定期抽调到乡下参与甘蔗收割
参加过这次传奇性甘蔗收割行动的人对此都终生难忘。一个叫大卫的年轻人在砍甘蔗时只有 17岁，他后来回忆了那种兄弟情谊。“我们所有人都要确保分配给每个人应砍的［甘蔗］数量达标”，哪怕这意味着要顶替迟到、生病或不愿工作的同伴。“每当广播上宣布古巴某地又砍了100万阿罗瓦时，人们就会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要砍的东西少了，而且你会感觉到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全世界都能看得到的东西，有着巨大的希望，因为……古巴、 经济和一切事情都因此受益。” 但是工作很艰辛， 很多人记住的是其他事情。小说家雷纳尔多·阿雷纳斯（Reinaldo Arenas）后来将这种劳动强度比作但丁的最后一层地狱。砍甘蔗的人得凌晨4点起床， 拿着砍刀在田里一干就是一整天。烈日当空，甘蔗的枝叶锋利。为了在最后几个月加快进度，管理者下令在田里有节制地放火，烧掉蔗叶，以便更容易地砍掉蔗秆。砍甘蔗的人夜间放火后，在营房里稍事休息，早上进入有时还烟熏火燎的田里，再度开始工作。为防止烧过的枝叶刺入眼睛， 他们戴上了头盔和网罩。卡斯特罗将这项工作比作 “奴隶制”，他警示说：“只有当自由人愿意做奴隶必须做的事情时， 革命才会达到其最高的道德标准。”
一位观察收成的法国农学家指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较之经验丰富的制糖工人， 诗人、速记员、 理发师等人收获的甘蔗要少得多。他估计城市居民每天大约砍500千克甘蔗；要是碰上“不习惯体力劳动的官员或知识分子”，这个数字可能低至每天250—300千克。相比之下，一个经验老到的制糖工人， 每天平均要收割 3.5吨—4吨甘蔗。不幸的是，对于那些眼睛盯着1000万吨目标的人来说，绝大多数从事收割工作的人都是没有经验的。每两百名志愿者中，只有约6名是有经验的田间工人。在纽约接受过训练， 后又在哈瓦那教芭蕾舞的墨西哥舞蹈家阿尔玛·吉列尔莫普列托（Alma Guillermoprieto）基于不同的经验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任何一个舞者本都可以告诉菲德尔，收割之舞的动作——大部分的糖都储存在秆的底部，弯腰到底部时，身体要有弹性；一刀砍断一捆甘蔗时要有力度；给每根甘蔗剥叶时要精准——不是一天就能学会的，甚至好几天都不一定能学会。”多年以后，这位舞者仍然记得一个钢琴学生的名字，他因为砍刀不幸砍到手而失去了一根手指。
